宦官与国戚斗争在封建制度中的必然性

我国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突出的反映了宦官与国戚间的斗争，并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汉王朝破灭的导火索：宦官与国戚之间的争权斗争，而诸葛武侯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则是每个王朝奏响灭亡警报的开关，是根本原因。所以，如果不存在宦官或国戚，王朝的覆灭是否就能被避免？

答案是不可知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中，宦官与国戚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是本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来看宦官与国戚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埋下的祸根。宦官与国戚无论是从出身、学识等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而君主最忧心的也必是外戚或者说外戚集团。第一，因为古代君主很少能到民间走动，与民间人相爱的情况很少，所以君主的妃子大都来自于官员府邸；第二，由于古代对“门户”观念执着，一直以“门当户对”为尚，所以，君主的妃子的原来的家庭，要么是大官，要么是即将被提拔为大官（较类似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这句话所具有的理性成分过少，只做类比，绝不同意）；第三，由于古代并没有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又由于科举制度中师徒称谓的逐渐习惯化，因此，官员间更容易形成以某位高官为首的利益集团。再因为人性中的不满足（一定意义上，可以等价于贪婪）：所有人都希望君主之位是自己的，而君主必是多疑的（否则他一定是个不称职的君主，很容易就会被后世说成失败的案例），既然这种情况极其难被压制，那么种种原因让君主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抵抗外戚的存在，而这就是内宦。古代的君主大都宠信宦官，是因为他们的贪心足够大，以及他们时刻清楚，他们只能依靠君主，一旦脱离君主的支持，他们就只能“为人刀俎”，而君主从不会把他们当做合格称职的行政官员，更多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君主的密探（如明朝前期建立的东厂，以及后期建立的西厂）。

但是这又不是真正的诱因，或者说，不是全部的诱因。亚里士多德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进一步的说，没有真正的朋友，会陷入一种彻底、可悲的孤独；没有友谊，世界也只不过是一片荒原。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性情跟友谊格格不入的人，他接受的是野兽的性情，绝不是人的性情。培根说“你可以服萨尔沙养肝，服铁剂健脾，服纯硫磺舒肺，服海狸香活脑，可是除了一个知心挚友外，。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心病。”可对于一个从小到大基本不会出过京畿的皇帝来说，他的朋友数目远少于我们，按现在一个假象的社交最小化的社会人来看：从小学开始，他每次只能与自己所在班级的同学认识，那么从他小学到大学，他总共可认识的人应该在200左右，工作后，交际开阔，但也只能认识同一个职业中的同时和行业翘楚，约200人，现在他认识了400人，排除可能重复的，约占1/3，那么他一生能认识的应该在260人左右，可是古代一个皇上，他一生能认识的都不一定会有这么多，那么他对友谊的需要，更加会远高于常人，而最容易结识的，首要是宦官，其次是外戚，因为这是在除他的宗族血脉外，唯一可能从小陪他的人。我们更不会忽视庞培之于苏拉，德西马斯·布鲁图之于裘力斯·凯撒，阿格里帕之于奥古都斯。

祸根被埋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棵树是如何长起来的。从一个皇帝的成长历程来看，从他刚刚记事起，他就发现自己会被一直关在深宫内苑，这时，他身边有的人大概有如下几种：一、宦官，二、奶娘及其他服侍她的宫女，三、国戚（这里，我将国子监等官员，甚至是某些其他官员家的送来伴读的小孩也包括了），四、家里人（如父母、兄弟姐妹等等）。我们的观察对象度过了一般皇家孩童度过的童年，迎来了一个他必须面对的话题：夺嫡。经过一系列操作，这个人成为了下一任皇帝，此时，我们来看看，他周围还有哪些人。首先，宦官由于他们的审时度势等等锻炼出来的本领，依旧存在；奶娘及其他宫女，会一直存在的，只是对政坛的作用微渺（不排除后面有人借用奶娘搞什么文章，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奶娘是否存活也要保留疑问），我们权且忽略不计；国戚，虽说在夺嫡中由于支持的人不同，其结果不同，但相应的，扶持皇子一登大宝的，必将赢取新皇的恩宠；家里人，在夺嫡中，剩下来的皇子本就是少数，姐妹嫁的嫁，赏的赏，父亲已然驾崩，母亲可能在，但是左右朝局的能力主要来自于娘家的关系，也即当下的国戚（同样，我们也不排除垂帘听政这类的，但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创的“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可能性）。突然间，这位我们选择的观察人身边就只有外宦与内戚了，如若他父皇宠信宦官，逼着他认个宦官做“亚父”，那么二者对立局面便形成了。

通过上述讨论，答案昭然若揭，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在封建制度中根本不能被避免。只是真正聪明的君主，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底线，以及自己的底线是否真的能被被统治阶级接受罢了。

不知

201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