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思】村庄里的闪婚

【若有所思】村庄里的闪婚

无论任何你也无法把闪婚与村庄联系到一起吧，是不是？闪婚强调的是速度，与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紧密相连，与快餐、快闪相伴，源于城市青年独立自由——“我的婚姻我作主”——的率性人格，这和国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传统婚姻观念大相径庭。那么，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把村庄与闪婚联系起来的呢？

这还得从一本书说起。上次网购，被梁鸿的《出梁庄记》吸引。先不知道内容及体裁，却联想到圣经里的“出埃及记”，于是来了兴趣。买来一读，感觉果然大好。写乡村的书籍，远一点的看过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之后看过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再远一点的读过费孝通民国时期的《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书写得凝练，有概括力，力透纸背。熊培云的呢，思辩逻辑皆好，切中时弊。刘亮程的呢，主要是虚实相生的文学性描写，美感大于实感。而这一本《出梁庄记》却注重个案实录，记叙和描绘了从梁庄出来混城市的形形色色的乡人之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其中一章写到梁庄出来打工的年青人的婚恋。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国特色是城乡二元格局，打工者很难融入城市。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只是他们挣钱谋生的一个驿站。因此，他们的婚姻就不得不回到“广阔天地”里去解决。

每到春节便是他们走马灯似的相亲时节，一天疲于奔命地浏览十来个对象，长的半个小时，短的三五分钟，简直就像进农贸市场走马观花、挑肥拣瘦，同时也成为别人的选项之一。他们希望在短短的十来天里成就一桩前世约定的宿缘，否则便只能期待来年了。所以，有人见面相亲，四天后就结婚了，这个闪婚即使与时髦的城市青年相比，闪得也不可谓不快。

如果说城市青年玩闪婚，那是基于后现代的一种解构心理，拆穿了传统婚恋的神圣、神秘性，既有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况味，又有严肃认真的世俗契约精神，建立在平等且自由的男女观念上，进退自如，聚散随意，成败得失都无伤大雅。但梁庄打工青年，他们的闪婚却是生存艰难、万般无奈之举。

城市是别人的城市，乡村早已不是他们的乡村，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流浪者，漂泊穿梭于城乡夹缝之间，干着最苦最脏的活儿，拿着最低最没保障的收入，饱受欺凌进退维谷。他们无根无据，无本无源，他们总是摆不正自己的姿态，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往回看，找不到任何依靠，往前看，又看不见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他们的婚恋不得不草草行事。

从宏观体制角度看，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户口身份限制，虽经三十来年的局部开放，他们获得了“迁”的自由，却没享受到“徙”的权利，无法实现安居乐业的和谐统一。这份不完全的迁徙自由使得他们焦灼不安、躁动不已，凡事草草得过且过已是悲伤定局。

当然，他们的婚恋并非没有一丝长远打算。他们的闪婚中，也有一些硬件要求，比如一套房子，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些作为婚姻的物质保障，肯定是必须的。

有意思的是，很多女性要求男方有一个妈。自古婆媳如敌，这是为何？这是因为考虑到以后孩子的出生成长，得有人照管。他们大多数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大多数城市也不会接纳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啊。他们的子女注定了必须留守乡村，当留守儿童陪着婆婆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些打工崽打工妹回首来时路，村庄被撕裂，正视当下窘境，城市就像一头莫名其妙的暴戾怪兽，一方面既需要他们的血肉，离不开他们的体能，一方面却时不时以“低端人口”之名义，排斥驱逐他们。这是何等屈辱、悲壮的一种非人的存在啦。

可以这样说，他们埋藏于心中的火药能够忍耐多久，中国改革的有效时间就还有多久。十八大后推出的新城镇改革，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但目前改革的具体措施不痒不痛，很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大肆疯抢乡村土地的借口，不但达不到城乡一体化的预期目的，反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我以为，新城镇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一得还农民以地，二得还村民以权，政经同步，资源整合，方可化解神州危局。

但我们这辆只有一个档的破车，正全速行驶在城市化的高速路上，无法刹车，无法变档，无法减速，甚至连转弯、变道都难……也许不耗尽最后一滴油，这辆开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爷车就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