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年画情结

民间年画、门神，俗称“喜画”，旧时人们盛行在室内贴年画，户上贴门神，以祈愿新年吉庆，驱凶呈祥。年画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品之一，每值岁末，多数地方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年画因一年更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故称“年画”。   

从哪一年春节开始，我不再到集市里去买年画的，已记不得了。只知小时候，每逢过年，村里人总要上街买几副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年画回家张贴。年关将近的腊月里，能和大人一起到拥挤喧嚣的集市上去挑选年画，是一件让我心驰神往的事情。那时，母亲就会牵着我的小手，带我到那条又长又窄的街巷里，在气氛热闹的地摊儿前，几乎翻遍所有年画的内容，挑过来，选过去，最后才买下如“鲤鱼跳龙门”、“年年有余”、“招财进宝”、“喜得贵子”的年画，回家后，用熬好的面糊贴在堂屋的墙上，就知道要过年了，也预示着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的日子即将来临。

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寨里，门朝南开，那南风一年四季不厌其烦地吹着，年画是很难保存的，仅仅两三个月的光景，就被大风掀扯得凌乱不堪。所以我家的年画除了用面糊张贴好外，还要用一道细铁丝或是纳鞋底的棉线固定，才能保持一年的时间。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母亲自然就将买年画这件大事授权给我去办理了。而我会以独到的眼光去购买自己喜爱的年画，时常把屋内布置得色彩缤纷，同时又充满情趣。

可能是太小的缘故，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每年总要买些“吉庆”、“丰收”、“长寿”之类的年画。我却对诸如“老寿星拄着龙头拐杖”、“胖娃娃抱金鱼”、“金鸡报晓”之类的年画不感兴趣，总嫌颜色太单调，画面又不刺激，而且没有故事情节，以为没有什么看头儿。于是，我会自作主张挑些象“关公战秦琼”、“狼牙山五壮士”、“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年画。回家后，母亲总会唠叨几句，说大过年的贴些打打杀杀的年画在家里不吉利，不喜庆。长大后，我才懂得了母亲的心事。那时，家里姐弟五人象“梯子踏儿”一样，大的要读书，小的没人带，仅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家里年年短出，属于家大口阔的类型。于是，母亲是多么盼望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啊！所以年画上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的景象成为了母亲的一种等待和期盼。

好不容易盼来了腊月三十，吃罢午饭，我们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大人们开始炒瓜子、蚕豆和花生的时候，我们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就着手贴年画了。这时，母亲总要嘱咐我，先得贴中堂画，贴的时候要恭恭敬敬，这位置要居中，又不得歪斜，画面还不能弄脏。记得家里年年贴的中堂画大都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肖像，也有“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历史性画面。从那时起，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宛如一轮不落的太阳，在我幼小的心灵冉冉升起，对他老人家的崇敬和热爱之情也与日俱增，直至现在。

贴完年画和春联，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一群孩子揣了瓜子和花生，一边津津有味地嗑着，一边挨家挨户去“品尝”年画。谁家买的年画精彩好看，谁家年画数量多，谁家年画搭配恰当……我们俨然成了鉴赏家，在那里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年画的内容，一般都是健康、吉祥、歌颂升平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演变的。那时，仙女、财神、大胖小子、戏曲人物、福禄寿三星是年画的主要内容；如今，开国领袖人物又再次成为年画的主角，过去年画中的金元宝、珠宝，近年来也演变成人民币甚至美元，从一定程度上，年画也反映了社会心态与民情。

九十年代末，我的家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后，曾买过一副“毛泽东功盖千秋”的中堂画，挂在堂屋的正中。之后，就再也没有买过年画了，而且城里人买年画的也愈来愈少。过去，老百姓生活很清苦，居住的房屋破旧，在家里张贴年画过年，可以把屋子装扮漂亮一些，更多的含义可能是为了渲染喜庆的气氛，寄托美好的愿望，盼望幸福的生活。而今，人们住进新房后，墙上刷了仿瓷，贴了壁纸，或者做了木裙，也就没有打扮的必要。而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舒舒坦坦，跟过年也就没有两样。

张贴年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虽说现在我不再买年画了，但多年形成逢画必看的习惯是改不了的，每到过年，总要到熙熙攘攘的卖年画摊儿前，感受一下旧时乡下浓厚的年味。也许这是一种年画情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