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6月11日）
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一、引 言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五、余 论
一、引 言
宋代式的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制，可与六朝比拟，但宋代士是“四民之首”（六朝士的政治地位建立在门第的社会基础之上），凭借的是科举制度，已具有公平竞争的性质。
但是宋代党争激烈，文字狱决迭兴。作者仍认为宋代“思想最为自由”，宋与汉、唐、明、清的分别作者在此进行了阐述。
首先，宋代党争与文字狱有共同特征（同源于士阶层的内部的分化和冲突），东汉党锢是太学生集体清议的结果，对象是行使皇权的官宦集团。明末党争仍是士大夫集团和宦官势力作斗争。唐代牛、李党争是内廷阉寺两派的“反影”。主轴都是宦官操纵党争。
宋代党争开始于士大夫不同组合之间的内部分歧，到熙宁变化才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作者从仁宗时期的朋党问题说起，景祐三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之争，反映了朝廷上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冲突，吕夷简控制了台谏将“朋党”恶名加于范仲淹一派的人身上，两派之争是士大夫的自发活动，原动力在内，“朋党”在宋代已成为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后来王质为范仲淹践行留语以及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修改了朋党的价值观，由负面转向正面（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政治观点是“朋党”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南宋时，朱熹与周必大讨论范、吕之争，朱认为“范公之心，正大光明”，周必大则谓“吕公度量浑涵，心术精微”，说明宋代党争是起于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无外力操纵，也无宦官与外戚相抗争（较大原因为思想与观点的分歧）。
范、吕之争为宋代党争史上的前奏曲，尚有党争的两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熙宁变法，终于秦桧执政，蔡京时代为期巅峰是“国是”法度下党争的新形态。
第二阶段是朱熹时代的党争，始于孝宗后期，终于庆元党禁。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旧党之党争在熙宁变化之时彻底激化，这一转折点的成因主要有：
第一：士大夫因学术思想与政治观点不同而形成的内部分化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虽有重建秩序的同样理想，但关于秩序的具体构思和重建步骤的缓急则有严重分歧。党争随熙宁变法（涉及基本制度的全面改革）而尖锐，元祐时期亦然。在这一时期执政的旧党全力排除新党，另一方面旧党内部也进行着”分党相毁“的斗争斗。洛、蜀、朔由在野转为执政党后，分歧亦露，这是熙宁以来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崭新的发展。
第二：另一个原因是”国是“观念的法度化。”新法”””绍述””和”成为“国是”，反对者就成了“异论相揽”“元佑奸党”“邪党”。“国是”法度化是党争激化的源头。“共定国是”在实践中导致了更尖锐的对立（“国是”法度化在前已经叙述），而皇帝也不能置身于党争之外或之上，这又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熙宁之前皇帝对党政的态度（如真宗）涵默于上，互相牵制，仁宗也是如此，他用君权调解两党领袖之间的个人冲突，而未陷于党争之中。
熙宁以下，由于“国是”的法度化，皇帝与士大夫中执政一派的政治主张联成一体，党争的基本方式便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党持“国是”之名打击一切反对派。之前章节已讲述“国是”法度化之下的相权以预先在施政原则上取得君权的基本认可而有运作自由（如对同党以及台谏的安排与自择上）。作者引用两条南宋初年的原始史料来说明相权与朋党的关系。在《系年要录》有沈与求的议论中可找到答案（关于党锢之祸源）。
在绍兴元年，绍圣以来的旧“国是”已解体，南宋的新“ 国是”尚未成立，此政治空隙之中，高宗有了调情党争的倾向，但随着秦桧再度入相，高宗为执政“和议”，又只能支持“国是”法度化下的非常相权了。故而秦桧可肆无忌惮的用“国是”之名除其政敌了（在《系年要录》中有记载，李光远置琼州，巫伋被罢官，罪名皆是“摇国是”）。
由上可看出，绍兴八年后，相权运作方式又回到“国是”法度化的轨辙上，但内涵已变，宋代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是”一派是党争中全面而彻底的胜利者，长期居于权力中心。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作者从孝宗朝的“国是”问题说起，以理解朱熹时代党争的特殊性。孝宗希望改变“国是”，以“恢复”取代“和议”，但现实却只能逼迫他维持高宗时的“国是”，偶尔他还会有“恢复”的冲动，这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太上皇高宗（高宗生前无人敢讨论“国是”），在高宗死后一年，孝宗即禅位于光宗，所以在孝宗时期，对于“国是”应该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另外由叶適
的分析可知改“国是”的另一个重大的阻力来自于官僚系统的内部（官僚集团结党固权）从。
从《宋史》中作者看出，王淮政党打击朱熹的方式是用“国是”法度化下的非常相权镇压异论（与蔡京禁锢元祐党同）。第二次的反“道”学的党争是在孝宗晚年，叶適在《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中有记载，可看出反“道学”已不再限于朱熹一人，而是扩大到一切与朱熹气类相近的士大夫，在《尤袤传》中也能得印证。反“道”学不再是思想的冲突，同时也隐藏了一个持久而广泛的党争。这两次的反“道”学同时对庆元“伪学”之禁（第三次反“道”学）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反道学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