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余晖——清末立宪派最后的请愿活动

1910年10月，立宪派领袖、上海总商会议董沈缦云请见庆亲王奕劻并求速开国会，遭断然拒绝后大叹：

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

失望至极的沈随机返回上海与革命党联系，并加入同盟会。作为满清统治根基的立宪派都心灰意冷，转而投身革命，实际上已经给这个摇摇欲坠的黄昏帝国判了死刑。

历史不是没有给大清王朝时间，立宪士绅也不是没有给大清帝国机会。

事实上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士绅阶层一直是以排斥革命，力求改良著称的。经庚子一役后，清王朝的统治者终于意识到政治不变不行了，但怎么变，变到什么程度还是有很大分歧。

当时主流舆论已不是“专制”和“立宪”的对峙，而变成了“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问题。1905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专制大国俄国更是给国人以极大的刺激，立宪已势在必行。

为此清政府特意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实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历时大半年的考察团甫一回国就直呈立宪的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使慈禧下定决心“立宪”。

1906年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消息传出，各立宪派欢欣鼓舞，各地游行庆贺不断，“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在今朝”。

可见，以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并不期望看到疾风骤雨般的激烈革命，而希冀于渐进式的和平改革。

但接下来的“改官制”却给所有立宪派浇了第一桶凉水。

朝中各派你争我夺，俨然将改革变为给自己谋权逐利的工具，袁世凯、奕劻与铁良、荣庆等八旗亲贵以及瞿鸿禨、岑春煊几股势力斗得你死我活。最后出台的官制，没有责任内阁，仍然保留了军机处，只有极少数旧部被裁并，整体几乎未动，连去冗官、除流弊都算不上，更遑论改制。

一批立宪派坐不住了，从1907年秋开始发起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

重压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限一年之期设立咨议局，为将来中央设立资政院及开国会作准备。

至1909年冬，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以状元之身辞官而投身实业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欲组请愿团进京，以速开国会。

1910年1月请愿团正式向清廷呈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1911年开国会，遭朝廷拒绝。

随后请愿团致电各地商会，以图第二次请愿。各地响应者云集，声势颇壮，号称二十万众。6月16日，请愿代表150人，携30万签名者的请愿书呈递都察院。

清廷再次拒绝了他们，并厉声训斥“毋得再行渎请”，没有被吓倒的立宪派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

1910年10月立宪派发起的请愿，不仅士绅，连全国各省督抚一级的大员也联名上奏要求开国会了。

满清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不断，逐步放开了对地方政府的管制，一方督抚军权在手，财政自主，中央政府的外强中干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这些封疆大吏、实权人物的主张，清廷不得不认真权衡。

1910年11月，清廷宣布立即组织内阁，宣统五年（1913年）开国会。

一部分对清政府彻底失望的立宪派转而投入革命，仍有一些喷对清廷抱有幻想。

但1911年5月8日成立的“皇族内阁”却让人大跌眼镜，内阁共13人，汉人只有4人，在余下的9名满人中还有7人出身皇族。

清政府“立宪”的招牌是彻底给砸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就是在此时，还有极少数的立宪派高层不愿放弃，决定再次妥协，甚至认可了皇族充当内阁阁员，仅仅是反对其充当内阁总理大臣。

然而，清政府还是无情而傲慢地再次拒绝了。

这下几乎所有的立宪派都凉了个前心透后背，作为清王朝的稳定支持者，温和的立宪派，数次全国性的请愿活动，最后竟然连最底线的要求都未得到满足，对革命的倾向已不可避免。

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激起了浩浩荡荡的“保路运动”，一时乌云压寨，山雨欲来风满楼。清政府只得抽掉湖北精兵入川镇压，湖北防务一时空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枪声四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首义后，各地立宪派纷纷与革命党合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立宪派策划的独立。一夜之间，半壁山河宣布独立，纷纷脱离清政府统治。

大清帝国的余晖，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共同绞杀下，显得仓促而无力，没有多少人为之殉葬，甚至也没有多少人为之叹息，是它自己，扣动了最后的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