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治的哲学密码

任何统治阶级要取得统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问题，从我们的核心价值第一梯队“富强…”，第二梯队“自由…”可以窥见物质基础永远是现在阶段共产党统治的务实选择，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人民富强，统治合法性永远不是问题，但是它需要一个更稳固的哲学起点其实是“自由”，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师承黑格尔，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这个第一性原理，任何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些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不管西方，中方，这个“自由”都是从人类摆脱“神”的束缚之后，自觉构建现代化国家的原点。

但是古代中国统治者也要面临统治合法性问题，这个体系怎么构建的呢？古代中国没有人是自由的这个第一性原理的，只建立经济秩序和军事秩序还不够，要想让百官和百姓，打心底里敬畏自己，还需要建立一套精神秩序。

在汉代以前，论证统治合法性有两个主要途径，第一是造福天下百姓，第二是自身血统高贵。拿上古三代夏商周来说，夏、商、周这三个政权都建立在黄河边上。传说，夏商周的始祖曾一同治水，他们的后裔分别成为三个王朝的创建者。是真是假暂且不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由于祖先做出过贡献，维护了华夏民众的生存，所以，夏商周统治者的合法性没有太大问题。

再看秦朝。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多年，但秦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末，周天子的分封。也就是说，秦朝建立以前，秦国已经有近七百年的历史，秦王嬴政身体里流淌的是古老的贵族血液。而且，秦始皇第一次建立统一大帝国，号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秦朝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大。

但是到刘邦这里，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老爷子是种地的，不管怎么编造自己是哪条蛇的儿子都掩盖不了惶恐不安的内心，血统高贵这一条刘邦是沾不上了。那造福于天下这一条也不靠谱，谁都可以站出来说自己可以造福天下。

有人出主意，既然传统的道路走不通，那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创造一套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从刘邦开始，他和他的子孙就是天生的皇帝。刘家人背负着“天命”，管理天下。换句话说，刘家的统治是上天应许的。俗话说天命不可违，人们应该顺应天命，服从刘家的统治，谁要胆敢反抗，那就是在反对天命，人人得而诛之。

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君权天授”，这是中央帝国哲学密码的第一个要素，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目标和基础。

谁来完成这套论证，让天下人信服呢？

答案是儒教。儒教主导是中央帝国哲学密码的第二个要素，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

这里说的是“儒教”，而不是儒家或者儒学。儒教是汉代学者新创造的，不同于先秦儒学。先秦儒学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但汉代儒教的心思可就大多了，它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体系。它要探求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的一切学问，并通过获得的真理，来影响社会政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汉朝民众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因为这套理论不只是纯粹的学说，还带有强烈宗教色彩，所以称为儒教。

那儒教是怎么产生的，它又怎么能获得主导地位呢？

在这里，要提到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叫公孙弘，一位叫董仲舒。以公孙弘为代表的一帮人，给汉朝皇帝找到一条论证合法性的路径。而董仲舒把这条路走了下去，最终完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论证。

我们先看公孙弘。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在监狱当过狱卒，但因为犯罪被免职。后来，走投无路的公孙弘，到渤海海边放猪。到四十多岁，他开始抄写、背诵一本叫《春秋公羊传》的书。正是这本书改变公孙弘个人命运，同时影响了汉代历史发展。

话说春秋末年，孔子编修了多部经典，其中有部《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编订成的。但《春秋》太过凝练，两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只用一万六千多字就写完了。于是，出现了很多解释说明《春秋》的著作，它们被称之为“传”。《春秋公羊传》就是其中一部，简称《公羊传》，据说是战国时期一位叫公羊高的齐国人完成的。

《公羊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宣扬大一统理论。比如，孔子为什么编《春秋》呢？《公羊传》认为，这是孔子为了拥护天子，推崇“大一统”思想。《春秋》开篇有三个字“王正月”。正月好理解，是个时间。按照周朝的历法，每年的十一月是正月。前面那个“王”是什么意思？《公羊传》认为，这个“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意思是，十一月作为正月这项规定，是周文王当年制定的。《春秋》这部书是从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惜墨如金的孔子他老人家竟然写了“王正月”这几个字，目的是为了给后世皇帝提供治理天下的样本，告诉后世的臣民，无论何时，都要尊奉唯一的天子。

公孙弘的学问虽然不是很高，但他非常善于利用《公羊传》满足皇帝统治的需要。

有这样一个案件。一名游侠叫郭解（guō jiě），读guō xiě也可以。郭解生活得很贫苦，但仗义执言，经常在乡里维持公道，比当地官员还有威望。一次，朝廷要为汉武帝修建陵墓，下令要把一批富人迁到陵墓地区。郭解是贫苦人家，本不应该在列，但是有人使坏故意把他列进去。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就把使坏的那个人杀了。这桩命案，郭解并不知情，按理说官府不应该追究他。但公孙弘很清楚，汉朝皇帝最讨厌的就是郭解这类人。郭解的声誉比当地官员高，意味着郭解弱化了朝廷在当地的影响力。于是，公孙弘引用了《公羊传》中“诛首恶”的精神，杀人的事情，虽然郭解不知情，但这个恶果是因郭解而产生的，他就是首恶，必须被处死。

因为对《公羊传》的活学活用，年近七十的公孙弘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在六年的时间里，从一介平民，成为当朝宰相。一时间，人们都纷纷学习《公羊传》，很多出色的“公羊学者”加入为皇帝辩护的队伍中。

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位格外重要，这就是董仲舒。前面说的公孙弘是一位深谙皇帝心理的政治家，而董仲舒则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在他手里，汉代皇帝的合法性论证得以完成。

董仲舒写过一部《春秋繁露》，他原本也想模仿《公羊传》，通过注释《春秋》帮汉代皇帝说好话。但董仲舒东一扫帚西一耙子，把这部作品写成了杂谈，内容非常庞杂，所以《春秋繁露》也可以被称为《春秋杂谈》。如果论文笔，它跟同时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相比，那绝对是三流，但汉代人却认为它的经典性远超司马迁的《史记》。事实上，《春秋繁露》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的确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儒教的正式诞生。

董仲舒最核心的观点是“天人合一”。核心内容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老天爷的意志。而皇帝是老爷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的，不容置疑的，人类要无条件服从。既然老爷天选择了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反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

当然只拿出一套说辞还不够，董仲舒还提供了许多配套措施。比如，“改正朔”，每年第一月叫“正”，每月第一天叫“朔”。王朝确定正朔，目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比如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朝为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把正月改为十二月，后来周朝又改为十一月，秦朝再改为十月。不过，汉武帝没有继续改为九月，而是把正朔又改回了夏朝的一月。直到今天，正月还是农历的一月。汉武帝的举动意在说明，汉朝已经完成循环，历法以后不再需要更改了。

另外还有“易服色”。这套理论是从阴阳家那边借鉴来的。按照五行理论，每个王朝都对应五行中的一种“德”，并占有相应的颜色，比如秦代是水德，崇尚黑色。按照五行相克的说法，汉朝取代了秦朝，所以按照“土克水”的理论，汉朝的“德”便是“土德”，崇尚黄色。

还有“制礼乐”，也就是采用儒家的礼乐制度，对各个阶层进行标准化引导，通过这个办法维持社会等级秩序。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汉朝皇帝的统治需要。

既然儒教这套理论框架搭建完毕了，怎么才能让世世代代的大汉子民都相信它呢？这还需要汉朝国家力量的推动，把这套理论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央帝国哲学密码的第三个要素，是官方教化，这也是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巩固环节。

把儒教理论纳入司法体系，就是一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法。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学者们认为，《春秋》中有大量的“微言大义”，每个字背后都有精深的道理。这套东西被纳入汉代司法审判中，后世称之为“《春秋》决狱”。

比如，《公羊传》主张“责知诛率”，知情不报，与犯罪者同罪，同时严惩首恶。还有“原心定罪”，断案的时候，不看犯罪结果，只要意图是坏的，哪怕没有后果，也要重判。这些原则听起来很蛮横，而且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但与死板的世俗法比起来，《春秋》的模糊性可以给皇帝提供巨大便利。官员在进行司法审判的时候，常常会请示皇帝的意思，根据皇帝的喜好再查找经书，制定新的判例。事实上强化了汉代皇帝的个人权力，巩固了大一统。

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只有掌握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汉朝皇帝的江山才能稳固。针对知识分子，汉代设立“太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于官僚群体，朝廷也搞出一套基于儒教精神的选官体制和晋升考核体制。通过把读书人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儒教被灌输进汉代社会的骨髓之中，以此保证汉室江山的长治久安。

几代人过去后，整个社会都被儒教化了，汉朝皇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之后的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看到了汉朝皇帝的成功，所以纷纷学习。在论证合法性的问题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大同小异的路数。第一步，基础目标是“君权天授”，比如赵匡胤要反复强调，那件黄袍出现在自己身上，是上天的意志，自己是完全被迫的。第二步，核心动作是儒教主导，南宋知识分子也打着孔圣人的旗号，搞出一套南宋版的“君权天授”理论，叫作“道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第三步，官方教化。南宋以后，出现有一本风行几百年科举参考书，叫《四书章句集注》。参加科考的学生们，人人都爱它。

难道这个系统就没有漏网之鱼吗？比如有人就是不愿意进入，或者说有人在里面待腻了，觉得什么“君权天授”“微言大义”太单调乏味了，所以跳出去搞搞别的。毕竟民间的道教、隔壁印度半岛传来的佛教好像也挺有道理。

由于汉朝的官方哲学缺乏思辨性，所以，从魏晋时期开始，社会发展出一种叫“玄学”的东西，来反格式化。“玄学”虽然没有构建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但它把怀疑精神和逻辑思辨作为武器，大胆地跟汉朝官方哲学叫板。政府当然不会放任这种现象，所以再一次格式化。“玄学”分裂，一帮人向皇帝投诚，另一帮人倒向了享乐主义。

这时，印度佛教的传入接管了思辨一脉，由于佛教在思辨和逻辑方面比本土的学术思想更胜一筹，儒教跟佛教辩论起来，那根本不是对手。再加上一直在民间很活跃的道教，唐代出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这就导致中央帝国的思想系统显得过于杂乱松散。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就将帝国的散架归结为思想不统一。

所以，宋代文人们再次追求建立统一的哲学体系，古代中国的第二个格式化与反格式化周期开始了。

南宋时期，“道学”逐渐成形。宋代的“道学”吸收了很多佛教哲学思辨的因素，它与汉代儒教的区别是，汉代儒教认为作为宇宙的“天”是有意志的，不听话，就会被老天爷责罚。而宋代“道学”的宇宙真理变成了没有意志的“天道”。这样，官方理论就不会像汉代哲学那样被轻易戳破。从元代到明代初期，科举考试都将“道学”的理论树为正统。

到了明代，一次新的反格式化在民间蠢蠢欲动，人们提出要遵从内心，反对无所不在的天道，这就是“心学”。但“心学”也引发一些问题，一些人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堕入了享乐主义陷阱。

到了清代，由于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古代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发生了变异。人们不再对“天地君臣”那些空泛的大道理感兴趣，而是选择研究可以证伪、可以逻辑思辨的对象。例如，考据学派的研究方法已经和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非常类似。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系的一次彻底反叛，意味着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终结。

统治合法性问题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却也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因此，会出现多重的反复。君权天授、儒教主导、官方教化这三个要素影响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