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三天：写作现场

写作现场

12月29日，周三，晴，0至12度

写了两天《论语集解》，生活全面陷入瘫痪。连续三天晚起，早餐极其简陋。晚餐做得无香无味。便秘两天（因身体能量全供于大脑），书法脱课一堂，每天仅习字半小时。未做任何运动。

平日里写日记一挥而就。这《集解》可真难写。先得把这桌上一本本关于此章的古今注解统统翻个遍。不懂的知识点，到相关典籍求证搞懂，再对前人注解加以审定。然后一一摘抄，整理成笔记。再将笔记反复读上几遍，构思写文的观点、思路。我虽只写《论语》，可在写作过程中对《春秋》三传、《礼记》、《荀子》、《孟子》、《周礼》、《诗经》、《史记》、《汉书》都有深浅不一的接触。因古书中所举的例子，今人觉着眼生，难与实际结合，深入浅出地解读。欲求今人熟悉的例子，又恐“六经注我”，偏离论语的本意。总之，现实例子可遇不可求，例子应是附着经文而来，而非是自己先想说个什么事，再将经文找出硬往事例上套，如此会将经典解俗了。现在很多人解读论语都是如此，未从古注中求证原意，而只是就白话译文，联系实际自我发挥。

其次是行文的语言。因读的大部分是古书，语言也不由得“之乎者也”起来。可文言又写不好，处处文法不通，抑或忍不住写起白话。就好比我现在讲龙游话，因不是本地人，虽在此地居住了二十多年，仍不能流利地用当地方言与人交谈，顶多在讲话过程中夹杂几句，且这方言的发音也不纯正，带着浓重的杭州口音。土话里称这种四不象的发音叫“三夹皮”。我写的《论语集解》就是“三夹皮”。但又如何呢？我并非科班出身，也未受过古汉语的专业训练，读中学时，文言文基础并不好。大量接触古文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凡事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我不能确定到老，文言是否能书写自如，但我必须在幼稚的阶段敢于写，敢于练。

《论语》有四百九十九章，一章写一篇，一篇写一两千，甚至两三千字，写完会有上百万字，这是一项万里长征般的大工程。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年写上十几二十篇。搞学术的艰苦乏味，就像古时戏班子练基本功，将两腿撑开，一点点往下压，一压就是半晌。除了疼痛与煎熬，几乎体会不到什么乐趣。但练成了就能一辈子柔若无骨、身轻如燕。写《集解》的枯燥在于，思路被限制在前人的注解中，舒展不开去。一部《论语》虽只一万五字，可前人注解，仅其中一章，都有几万、几十万字。待我将这几万、几十万字消化，脑子里塞满的尽是别人的观点，根本转不动，我只能通过复述，将其输出，有时感觉自己就是一台复读机。但如此枯燥的事，古代经学家做了一辈子，中国文人素有述而不作的传统。所以，这件事我一定得做完，至于期限，不好预测。因其需扑上整副身心。中年人杂事太多，老人、孩子、健康等等，对自己的生活无法掌控。坚持每年能写上一二十篇，老死前定能写完。

因书写不连贯，语言风格、思路框架也就难保持一贯性。整个书写都还处于自我摸索阶段。我时常想，兴许待风格稳定后，是否得将前面写的推倒重来。于是，又想等想清楚后再写。可凭我现有水平，无人指点，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只能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想清楚。那就先写着吧。

读李泽厚《读书与写文章》。他说搞文科的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要有时间，要尽量争取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读书；

二、要有书籍，要依赖图书馆，个人买书藏书毕竟有限；

三、要讲究方法。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是如此。

我一听他说，文科并不需要导师，心里就来了劲。

他接着谈如何读书？先生的观点是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重要，他所说的能力就是判断能力，判断一本书、一个观点是否正确，有无价值，以定取舍。培根的《论读书》说，有的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有的书不必从头至尾读，有的书则要读上几十遍，甚至终身。读书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要硬着头皮读。有的书兴趣过了，就如婚姻七年之痒，熬过去，就能相濡以沫，难舍难分。

人生有限，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时间的单位效益。不值得读的书就不要读。最好有系统、有目的地读。比如读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一路读完，再读一本《俄国文学史》，具体材料和历史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成你自己关于俄国文学的知识结构。

李泽厚治文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原始材料。

那我就坚持把冷板凳坐穿，将故纸堆翻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