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与 STS 的交汇：荷兰的 University of
来到荷兰攻读博士已经一年多，深深觉得荷兰虽然不是热门留学地点，但的确是从事「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 STS）的好地方。藉由这篇文章，我将聚焦介绍我所在的学校 University of Twente，以及目前攻读的领域「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简称 PoT），并简要论及 STS 与PoT 的关系。建议本文搭配〈来荷兰留学吧：荷兰的博士制度与申请方式〉一并阅读。
敝校 2014 才刚加装的大字 LOGO
University of Twente 与 PoT
Twente 这间荷兰大学相当年轻（建于 1961 年），虽然在中文世界知名度不高，但被欧洲视为最有潜力的学校之一。Twente 系所结构和台湾清华大学（我的母校）颇为相似，虽以理工与生科为主，但人文社会科系量少质精、学术表现很好；产学合作则类似交通大学，与产业接触密集，学生很受业界欢迎，创业者亦不在少数。我所在的 Twente 哲学系，说起来不太同于一般的哲学系——这里每个老师从事的哲学研究都跟技术或科学有关，无一例外。系上分为三个研究群：人类与科技关系的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科技伦理（ethics of technology）、实践中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前两个研究群属于 PoT，后一个则算是科学哲学。最后这个研究群我接触较少，但知道这个群组的负责教授 Mieke Boon 同时也是「实践中科学的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的五个创办人之一，这大概也意味 Twente 在这个领域颇有表现。至于两个 PoT 群组，近年在国际上影响力甚巨，更被北美知名技术哲学家 Don Ihde 赞为当代技术哲学的重镇（Ihde, 2009: 20）。目前第一个研究群的负责教授 Philip Brey 是荷兰 3TU.Ethics 科技伦理研究中心（注 1）的主持人，而这是一个对于荷兰政府科技政策极具「话语权」的一个跨校组织；第二个研究群的负责教授 Peter-Paul Verbeek（我的老板）是目前「哲学与技术学会」（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主席，正在筹办 2015 年年中于沈阳举的技术哲学双年会。
荷兰当然并非只有 Twente 在做 PoT 与科学哲学，但整体而言，Twente 的研究队伍最为整齐，也与 STS 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组织发展上的，另一个则是研究取径上的（注 2）。在组织发展方面，Twente 不只是荷兰最重要技术哲学中心 3TU.Ethics 的发起单位之一，同时也是另一个侧重社会学的老牌荷兰 STS 跨校组织 WTMC（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 Culture）的创办成员。Twente 几个老师都是两边跑；有的研究生被放在 3TU.Ethics 博士学程里（我也是成员之一），有的则加入 WTMC 的博士学程（注 3）。
哲学系所在的行为科学院，建筑名称是 Cubicus
另外，Twente 在荷兰 STS 的发展历史扮演了两个第一：成立荷兰第一个具有 STS 意义的研究单位 Center for Studies on Problem of Science and Society（荷文 De Boerderij），并且设置第一个建制化的跨领域硕士学程 Philosoph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STS)，由哲学系和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cy Studies）共同主持，算是一个同时看重社会学与哲学的 STS教学取径。根据以上描述，大概不难看出 Twente 在荷兰 STS 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顺道一提，STS 中最为人熟悉的技术理论 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的创建人 Weibe Bijker 正是在 Twente 获得他的博士学位。
PoT 与 STS 的理论互动
在研究取径上，Twente 标志了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这个转向其实很大程度来自 STS 的影响。Twente 的退休系主任 Hans Achterhuis（注 4）在千禧年附近编辑了一本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先 1997 荷文版，后 2001 英文版），介绍了北美六位 PoT 理论家，其中有三位——Andrew Feenberg、Donna Haraway、与 Langdon Winner——都是 STS 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前系主任 Philip Brey 也在 PoT 的代表性期刊 Techné 刊登一篇名为 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1997）的文章，正式引进诸如 SCOT、ANT (actor-network theory)、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等 STS 概念。
以往 PoT 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影响极大，倾向把科技视为一个整体 ——大写的 Technology（Technology-with-a-capital-T）——来探问科技的本质为何、为科技给出定义。在海德格式的科技观中，科技通常是一种负面与压迫的力量，剥夺自然也侵害人性。这种观点亦单方向地讨论与关注科技对于社会的影响，却忽视在科技的设计、制造、与使用过程中社会所扮演角色与力量。而 STS 对于社会角色的重视，恰好带给 PoT 一定程度的启发与眼光。简单来说，透过学习 STS 研究科技的方式和洞见，PoT 在研究取径上开始与过去产生一定的距离与断裂。
如同 STS 通常不赋予科学和技术某个本质性定义一样，如今 PoT 研究也鲜少从定义技术出发，而是透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来看各种科技（technologies）如何与社会不同群体互动，并从中探问未来「科技－社会」的可能问题与发展潜力。在这个新的取径下，PoT 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工程导向（engineering-oriented）与社会导向（society-oriented）。前者的研究对象以工程为主，藉由观察工程实做（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探讨「什么是工程（与工程知识）」的问题；后者专注探索科技与社会（主要是使用者）的互动，并由此讨论「什么是人」与「什么是社会」的问题。
技术中介无法消去，只能正面看待分析
社会导向 PoT 对于技术与社会（使用者）关系的关注与 STS 非常接近，许多作品也都大量引用典型 STS 文献。不过，与 STS 略有差异的是，PoT 很少提到要以某些社会共识或者道德准则来控制与防范技术发展，也很少论及所谓的预警原则。它的出发点比较接近 Bruno Latour 所提出 actor-network theory 的立场：社会范畴不是解释项，而是待解释项。例如，Latour 曾经提问，系上安全带是一个优良驾驶应该具备的道德行为，但你是因为受不了警示音才系上安全带的时候，这个道德行为的「道德」到底在哪里——汽车系统电流中的电子，还是你身体神经传导中的电子？对于 Latour 来说，道德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产品，而不是原料。Latour 甚至认为，经常抱怨社会大众品德低下与道德沦丧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搞错了方向：与其一直讨论人／社会，不如将眼光放在物／科技（Latour, 1992）。
受到 Latour 的启发，PoT 也暂时停止以社会之名在科技面前划下警告线、要求科技不得越过雷池一步。例如，PoT 重新将 Michel Foucault（福柯）解读为技术哲学家，认为 Foucault 并不直接简单直接地反对技术作为规训权力的施展，相反地，这些技术权力实际上是催生当代主体（灵魂）的关键，换句话说，重点不再是「以自由之名推倒技术及其权力」，而是「如何发展我们与技术的关系」、甚至「如何使用科技塑造自己成为理想的主体」（Dorrestijn, 2012）。对于 PoT（至少社会导向者）来说，人类的主体、感知、与行动都是透过技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而形成，纯粹的人类主体并不存在（Verbeek, 2011）。
STS 能够走得更远
STS 曾经教会 PoT 许多，如今 PoT 或许可以反过来帮 STS 一点忙。过去数十年来，STS 努力破除科学与技术的神话，成果十分丰硕，不只揭露科技发展过程中行动者的利益纠葛，也重新看待专家与常民的知识位阶与落差。大体而言，STS的阶段性任务——解构——已经大致完成，未来重点或许应该转向新的目标——重构。
人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主体？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如果科技与社会两者势必相互构成，那么在一个理想的未来中，我们要让或应让科技做些什么？赋予科技这些能力的正当理由又是什么？即使 STS 认为民主是决定社会走向的必备程序，STS 也应该要能提供自身的未来图景（scenario）版本。STS 对于科技社会的「实然」凿斧甚深，如果能够搭配 PoT 对于「应然」问题的追问与探索，未来 STS 将能担负起提供科技社会发展原则与指向的重任——至少我一直这么期待着。
欢迎光临哲学系，有空就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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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3TU 分别是 University of Twente、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与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以下部份主要翻摘自我 2014 年台湾 STS 年会的会议论文，请见 Hung (2014)。
3. 例如 Verbeek 当年的博士论文即是在 WTMC 的经费支持下完成。
4. Hans Achterhuis 被誉为荷兰过去一百年间最重要的哲学家（没有之一）。基本上，到荷兰任何一家书店的哲学（filosofie）书架去看，都能找到一排 Achterhuis 的著作（皆以荷兰文写成）。
参考书目：
■ Achterhuis, H. (1997). Van Stoommachine tot Cyborg: Denken over Techniek in de Nieuwe Werel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mbo.
■ Achterhuis, H. (2001).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RP Crease,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rey, P. (1997). 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 A Shopper's Guid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3-4), 56–78.
■ Dorrestijn, S. (2012). The Design of Our Own Lives: Technical Mediation and Subjectivation After Foucaul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wente, The Netherlands.
■ Hung, C. (2014). Beyond Heideggerian Criticism toward Technology: The Implications of Dutch Society-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STS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2014 Taiwan STS Annual Conference, Hsinchu, Taiwan.
■ Ihde, D. (2009). Postphenomenology and Technoscience: The Peking University Lectur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atour, B.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W. E. Bijker &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25–258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Verbeek, P.-P. (2005). Artifacts and Attachment: A Post-Script Philosophy of Mediation. In H. Harbers (Ed.), Inside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Agency and Normative in the Co-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p.125-146).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