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叔的那些事儿

阿叔，是我的本家叔叔。大约和我的父亲是同一个太公派生下来。我们家族很大，我的叔伯辈众多。被我称之为“阿叔”的，却仅此一人。

阿叔，没有上过学。二十岁时，过继给同房的小爷爷。并且顶了职，进入了当时的中学。阿叔能做的，就是在食堂烧饭，顺便做些勤杂。

我参加工作后，在中心小学任教，却住在了中学。和阿叔住在一栋长长的平房的东西两头。从此，和阿叔走得更近了，感情也愈加亲密。阿叔的为人处世，和我们这些教书匠，存在很大的反差，尝尝令人忍俊不禁。那些琐屑的事儿，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

给电视机洗澡

阿叔家有一台14英寸的黄山黑白电视机。虽然很破旧，但是，仍然吸引着那些单身的年轻教师晚饭后准时来看《新闻联播》，再加上几集电视剧。要是遇到有足球比赛，阿叔家那间狭小的卧室，更是挤满了人。单从或高亢、或悲愤的呐喊和叹息中，就大约能够判断中国队的输赢状况。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好多老师家里都已经有了21、25英寸的彩电。可是，单身汉们，最喜欢去的，还是阿叔的那间小屋。有的刚刚告别单身的青年，也会在中国队有比赛时，来凑这份热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阿叔不喜欢看比赛，也不懂足球。但是，在年轻们享受比赛时，阿叔也和他们同欢同喜，同乐同悲。

不知什么时候，阿叔的黄山电视看不清楚了。有爱开玩笑的说，里面太脏了，灰尘多了，要清洗清洗。

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来经过阿叔的门口时，看到他蹲在地上，认真地擦着电视荧屏。周围，是一大堆被拆得零零碎碎的元件。我停下摩托车，责备阿叔，怎么把电视机给拆了？阿叔一本正经地说，给它洗个澡，就清楚了。

午饭后，我看到阿叔还在忙碌，脑门上，多了许多汗珠。电视机，已经装得差不多了，可是，阿叔的手里，脚边的塑料盆里，还有几个零件，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我乐了：阿叔，怎么弄多了？阿叔也乐了：对不起来了！

我给一个修无线电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帮忙替阿叔做扫尾工作。

傍晚下班时，我再次弯进了阿叔家。阿叔正靠在床上看电视。嘿！还是那部黄山电视，可是，真的清楚了许多倍。连一个雪花点，都找不到。我看着阿叔，他只是笑，不理我。

晚上，阿叔的家里照旧热闹非常，不是传出一阵阵哄笑声。第二天，阿叔给电视机洗澡的事儿，传开了。越传，越生动。

莫名的跳闸

有一段时间，我们所住的学校，晚饭过后，总是跳闸。好好的看着电视，突然的电就断了，大约半分钟就来；可是，来了顶多半分钟，又断了。再来，再断；如此的反复三次。实在烦人。我们走出门，看看周边的村子，电好好的，屁都没一个，更别说眨眼了。我们几个站在各自的门口，骂着脏话，彼此应和着，发泄着不满。每当这时，总能看到阿叔急忙忙的从家里走出来，推着自行车，风风火火的绕过山墙，出了院子，一溜烟地在夜色中飞驰而去。

几次闲聊时，有人说到了跳闸和阿叔出去的事。阿叔还是笑，不做声。

中学的老师们，把总是跳闸的事向校长作了汇报。校长很重视，特意请农电站站长来学校现场查看，商量是不是该把线路整改整改了。晚饭时，农电站的一位师傅老酒喝高了，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跳闸，是他们值班的师傅故意而为的。他们和我的阿叔有约定，只要跳闸三次，就说明三缺一，请阿叔过去支台子腿。原来如此！

校长为这事，批评了阿叔。我知道了，也劝阿叔，不能再用这个暗号了，影响大家生活。阿叔很在意我的意见，果然，从那以后，中学晚上不再准时的跳闸了。

可是，不久，阿叔晚上也不打麻将了。我问阿叔，他还是笑，不说。过了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了阿叔的另一个秘密。

瞎 九 毛

我们小学的一位老师，是阿叔的“麻友”。据说，以跳闸为暗号的招数，还是他的点子。闲聊时，我问他，最近我阿叔怎么不过来和他们打麻将了。老师告诉我，不跳闸了，联系我阿叔不方便了。可是，我却更加相信我听到的另一个版本。

有一次，阿叔和农电站的电工师傅，我们小学的两位老师，相约于“长城”脚下，学习“136”号文件。据说，阿叔抓了一手好牌，得只听只了。果然，仅一手后，阿叔对了东风，听了六九毛。可是，那个不省事的电工突然地把六毛开了暗杠。留给阿叔的，只有剩下的两张九毛，还不知沉在什么地方。阿叔的好牌，一下子前景不明，连在边上吊瓜的，都为阿叔担心。轮到阿叔摸牌了，阿叔的右手食指，反复地在摸到的那张牌面上来回抠着，还把牌倒过去，横过来，折腾了好久，才狠狠地往桌上一掼，“瞎九毛!” 那三位，竟然乖乖地按“瞎九毛”的嘴子付了钱，还乖乖地按照摸到了“瞎子”的规矩，付了双倍的摸子钱。

重新码牌时，我的那位同事老师提出了疑问，小芮，你听的是六九毛，自摸九毛，怎么能算“瞎子”？阿叔却一本正经地说，六毛开暗杠了。老师不依不饶，你怎么多要钱？阿叔也挂了脸子，你们自己给的，我又没有抢！你们三个戴眼镜的，头脑子还不如我这个猪脑子？

一圈过后，牌局提前散了。阿叔的“瞎九毛”，成为“麻友”们一时热议的话题。我的那两位同事，还有那个牌技很好的电工，从此不再和阿叔打牌。

“安考”

我们弟兄几个，对阿叔的称呼是不一致的。小弟上班后，一口洋腔，称呼阿叔为Uncle（安考）。中学的、小学的那些年轻人，赶时髦似的，也改口喊阿叔为“安考”。阿叔乐滋滋的答应着，生怕落下了一声。

有一位瓦工头，新近承包了中学的基建维修工程。闲暇，他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阿叔家，也成为他经常光顾的场所。可笑的是，他不知“Uncle”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同事们给阿叔取的外号，竟然也乐颠颠的，口口声声喊阿叔为“安考”。阿叔答应得脆崩崩的。有一次，我几乎准备告诉工头，“Uncle”是什么意思。可是，看他喊着时的轻松，和阿叔答应着时的快乐，我还是忍住了，就让他们“上吴村的锣鼓家伙——各打各的吧”。

过了好些日子，我听到那位工头在阿叔的门口很大声地说，小芮，你这鬼东西，我上你当了。喊了快一年的“Uncle”，把自己变成你的侄儿了！阿叔很不屑地说，我又没叫你这样喊！

我接过了话，对工头说，和我们同辈，你觉得吃亏了吗？阿叔可是不依不饶的，我那么多侄儿，多你一个也不嫌多！

从那以后，工头不再喊阿叔“Uncle”，可是，在学校里，喊阿叔“Uncle”的人越来越多，连那些和阿叔年龄差不多的同事，也在放松时幽上一默，喊一回“Uncle”。可是，阿叔分寸把握得很好，从来不胡乱答应的。

老   芮

阿叔二十出头上班，其时是一个地地道道浑然无知的二愣子。尤其在学校这样的文化圣地，更有一些文人，对阿叔这个近乎文盲的校工缺乏应有的尊重，总是对阿叔呼三呵四的。我和阿叔成为近邻后，让阿叔感觉有了靠山，他对那些他认为“老头”的人，懒得理睬。我开导阿叔，能给人家帮忙的，要帮些忙，都是天天见的同事。阿叔接受了我的意见。给人家拉个电线，接个水管，修个轮胎，这些事儿，他都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有一回，一个年轻人在筹备新房时，连着请了几次，阿叔都没有给他帮忙。我也以为阿叔是在故意“拿桥”，多要写喜糖、喜烟什么的。那天中午，我问阿叔，拿了多少“桥”了？阿叔说，那家伙头太老，年纪轻轻的，就他喊我“小芮”。我恍然大悟。我才三十出头，已经有许多同事、朋友喊我“老方”了。阿叔四十多了，真的不应该是“小芮”了。我对阿叔说，你做得对，以后再有年轻的喊你“小芮”，不要理他。老教师们喊你“小芮”，还得答应。阿叔连连说，就是，就是。

回过头，我对那位新郎官说，你再去请我阿叔，喊他“老芮”，肯定会给你帮忙。果然，不到一刻钟，阿叔和新郎官一同来了。有了我的提示，新郎官一口一声“老芮”，把我的阿叔给喊得晕乎乎的，爬上爬下，不一会儿，就把新房里里外外该接的线儿，该拉的灯，全搞定了。在场的老师们，都夸阿叔，“老芮”真麻利！阿叔那个飘忽劲儿，就别提多高了。他的目光，都飘到天花板上了，看都不看我一眼。

从此，阿叔变成了“老芮”。

风钻进了眼睛

2003年秋季开学前夕，我们的调动终于有了眉目。我在县城安了新家。之前，我怕好事多磨，一直严守着秘密。找单位领导盖调出公章时，一时哗然。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中学时，阿叔还在门口坐着。他没好气的责备我，这么大的事，讲都不和我讲一声！

我安慰阿叔，求人的事，我自己都拿不准。这几天，我忙着办那些程序上的事情，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忙！阿叔没好气的，返身进了屋，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透，我开始打点行李，做搬家的准备。不知什么时候，阿叔已经悄悄地，和我一起忙碌起来。他带来了许多绳子，把我堆在一起的衣服、被子、书本什么的，仔细地包裹了起来。把一些零零碎碎，小心地放进他带来的几只蛇皮袋里。

我和阿叔说话，他还是不理我。一会儿功夫，我约好的几个小伙子来帮忙了，装东西的大卡车，也开到了学校门口。我们把家什一件一件往车上运。有一个眼尖的小伙子，突然地喊了起来：老芮，你怎么淌眼泪！

阿叔说，放屁！是风钻进了眼睛。

我望着阿叔背转过去的身影，一股酸涩的感觉，越来越浓。

车子发动时，几个小年轻和我一起上了车。只留下阿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晨光中，阿叔很是孤单。我看到，风，再一次钻进了阿叔的眼睛。那时刻，无情的风，连我，也没有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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