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方法109——未来的学校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是每一种方法都适合自己，但别人的成功总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今天继续分享泰德·丁特史密斯的《未来的学校》

        被迫离职的教育部长
        2011—2015年间，凯文·哈夫曼担任着田纳西州教育局局长一职。他这样讲道：“在读大学时，若有人跟我提到选择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我肯定会觉得荒谬可笑。”但他在史瓦兹摩尔学院读大四时参加了“为美国而教”组织的面试，并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去往休斯敦，开始了其执教生涯。当时，以休斯敦为总部的“知识就是力量”组织和YES特许学校网络掀起了“没有借口”行动的热潮。任期结束后，哈夫曼回到了法学院深造，之后又重返“为美国而教”组织。10年间，这家组织的年预算从1000万美元增长到两亿美元，而哈夫曼在其总部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全美“没有借口”行动中最著名的人物米歇尔·李，尔后两人结为夫妻。
        2011年，田纳西州新上任的州长委任哈夫曼担任新一届的教育局局长，而此时正值田纳西州拿到“力争上游”教育改革计划的拨款，在全州的学校推行严格的问责制评估方法。哈夫曼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展了一场他所谓的“大规模重整”：增加特许学校的数量，将教师薪酬的35%与考试成绩挂钩，并以绩效和职责为标准订立分级薪酬体系。举例来说，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提升，教师就能拿到更多钱；教师有能力同时讲授科学课和数学课，也能拿到更多钱。哈夫曼敦促学校在田纳西州综合评估项目的关键科目上力争卓越，其中包括代数Ⅱ和化学。他将自己的工作计划与共同核心结合为一体。2013年，田纳西州公布该区在国家教育进步评估（人们常说的国家成绩单）上的分数有所提高。尽管如此，哈夫曼还是说：“人们对这些改革颇有怨言。左派不喜欢特许学校、选择权法案和问责制，而右派不喜欢共同核心标准。我们这里的民粹主义情绪和2016年总统大选时弥漫的民粹主义氛围如出一辙。”
        哈夫曼说，田纳西州是个以农村为主的多元化地区。“人们不会讨论关于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有1/3的美国人生活在被决策者所忽略的世界中。”他认为，此地的“美国未来农民项目”有着不错的进展，但感觉许多职业教育课程都没有跟上步伐。“只要稍微深挖一点就会发现，这些课程纯属娱乐。”哈夫曼讲到了他的一次旁听经历，学生们在课上假扮警察，在地板上画出人形图案。说到这里，他不禁笑了出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学习？我们这个地方有许多打着应用数学旗号的课程，但实际上根本就是经不起推敲的胡闹。”哈夫曼支持让职业教育在社会中承担更加重要的作用：“让学校和教师转而提供更加优秀的职业教育课程简直是难上加难，但是孩子们喜欢这类课程，也能从中受益。”
        哈夫曼是坚定的标准支持者。如果没有标准，“人们就会以为孩子们在学习，而实际上并没有。2010年以前，田纳西州的孩子中有90%都能拿到‘优秀’评定，但放在全美国来看，他们又是垫底的。这些教师都真心关爱孩子，希望他们能拥有最美好的未来。如果说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对孩子们起了反作用，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人们会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胡编乱造。如果没有通行的标准，这些人就成了脱缰的野马，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绩效落差”。
        哈夫曼说，从他个人的角度讲，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在给予充分培训的基础上，现有教学团队完全有能力学习、成长并做到卓越。不管去到田纳西州的哪一所学校，你都能找到两三名特别优秀的教师。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但是并没有一个现行体系能识别出哪些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哪些是为同事主动提供辅导和帮助的人才，哪些是为下属提供有效职业发展机会的人才。如果能获得培训和支持，许多人都能脱颖而出，在工作上取得优异成绩。在提升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为他们赋予成长的自由方面，我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为优秀教师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与他一起喝咖啡时，哈夫曼似乎对自己担任田纳西州教育局局长的这份工作产生了一些反思：“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对教育变革的向往难度这么大。在草根层面，我们很难让家长和教师去主动寻求变革。最希望变革的总是那些被现行体系折磨得最不堪的人。”他最后对我说：“许多人都盼着我下台呢。”后来，他果真在一片争议声中被迫辞职。
        哈夫曼给我的印象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好人。但对于他，我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担下了一份被甩到他肩头的责任——提高考试分数，然后便不遗余力地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是奏效了。2013年，田纳西州在国家成绩单上的分数提升，也被改革派人士视为一次胜利。但那次提升只有区区的2%，而2015年也只是保持在同一个不温不火的水平上，没有继续提升。这么点进步真的值得激起人们强烈的敌意，造成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吗？从许多角度来看，哈夫曼都是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在竭尽全力从现行体系中压榨出再多一点的考试分数提升，并将这种提升视为如同在战争中大获全胜一样重要。你可以当一名英勇陷阵的将军，但如果你领导的这场战役本身就存在问题，官兵也没有信心，那么这场仗无论怎么打也不可能获胜。
        哈夫曼和许多“将事情做得更好”类型的教育者一样，都有在“为美国而教”组织的工作经历。这家组织的确将许多顶尖的大学毕业生吸引到了教育行业中来。此次教育之旅中，我也见到了许多这类人士。他们都告诉我说，在“为美国而教”的工作经验让他们获益良多，但并不确定他们教过的学生是否获得了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为期5周的培训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有能力去承担富有挑战性的教学任务。“为美国而教”模式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们招聘的人都是传统学校中的优等生，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走上自己之前的老路。许多有在“为美国而教”组织工作经历的人所领导的学校、学区和州，都存在这种对“头悬梁，锥刺股”，追求学习成绩的义无反顾的信念。最后再讲一则小故事。一次，在与几位教育界领导共进早餐时我说道：“学校里的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在“为美国而教”组织中担任多年高层职位的领导，他一脸茫然地问道：“我们的学校里还有职业教育吗？”

      又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故事，一个引人深思的真实故事。

        如何做的标本兼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大家达成共识，但内卷下的人们有时间和能力考虑这个问题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国之根本，我们皆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