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大厦砖瓦构建的钢铁之师」1917/8，俄帝军队大厦之倾
十月革命第二天街上的士兵
*1918年2月14日之后，俄国开始使用公历。本文以此为节点，之前的日期使用旧历（儒略历），之后的使用公历。在20世纪，公历比旧历晚13天。
I “厌战的革命者保卫新政权”
1917年10月26日晚，随着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效忠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和士兵们向冬宫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在斯莫尔尼宫，政权的椅子还没坐稳的布尔什维克正在着手兑现给他的支持者们的承诺——面包与和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以及《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对于战斗民族悠久的战斗史来说，1917年无疑是个糟糕的时刻，“战斗民族”的战斗精神可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此时的西线交战正酣，英、法、德士兵们在残酷的堑壕战中展现着超人般的战斗意志。但是在东线，俄军的士气可能不及他们的万分之一。在前线，低落的士气和大量开小差的逃兵使得俄军的防线脆弱不堪，屡战屡败。而在后方，厌战的士兵们却成了各势力政治斗争的筹码。
在之前的“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倒戈是使原本应该陷入沉寂的“骚乱”死灰复燃，推翻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卫戍部队是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由伤愈的士兵和刚征召的新兵构成。他们的倒戈行为并不是由于什么政治上的觉悟，而只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上前线，“他们随时抓住可能有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
而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煽动士兵们的厌战情绪，正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的士兵上街游行
布尔什维克与士兵们做了一笔交易。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他们在革命中的态度的酬劳，这些卫戍部队可以不被调往前线。换言之，无论是在二月革命还是后来的十月革命，其依靠的重要力量好像并不是什么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革命军队”，而是一批纪律涣散，不想上前线的“逃兵”。
在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知道这些“卫戍部队”留在彼得格勒是一个隐患，于是极力想把他们调走。而布尔什维克则把他们视为自己重要的依靠力量，不遗余力地努力争取他们，并将他们留在彼得格勒。果不其然，在后来的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中，这批人又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发生在彼得格勒的起义算不上是一场严酷的战斗。这场“战斗”几乎是一边倒的，整个起义行动仅仅一共死了6人，伤50人。在这场夺权中，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反战士兵又是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那么这些反战士兵的战斗力如何？这些厌战者能在即将到来的残酷内战中堪当重任吗？未必，在俄军内部，前线部队甚至包括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对这群龟缩在彼得格勒的厌战分子嗤之以鼻，他们叫愤愤不平的说：“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的那帮家伙押进战壕！”
厌战者保卫新政权？着实应该打个大问号。
在街上生火取暖的赤卫队
II “自废武功”
事实证明，革命伊始布尔什维克手里的军事力量几乎不堪一击。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厌战者并不可靠，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等在既定思想和政策上的“自废武功”。
在争取士兵的行动中，布尔什维克等左翼力量不仅宣传反战思想，号召停战签约，复员回家，也鼓励士兵们憎恨纪律，将军官视为敌人，搞“军事民主”。士兵委员会在军中夺权，取代了军官们。这么做当然拉拢了士兵，但也摧毁了一支军队赖以维系的关键——纪律。
革命者们也许并不在意摧毁一支军队纪律的危险性，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整个常备军。
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常备军是民主的敌人”的思想几乎印在各个国家的革命者脑中。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常备军是私有制的产物，是镇压人民的阶级暴力机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建立组织分散，但又全民皆兵的民兵制以取代常备军。列宁在1917年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中，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提出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更完全的民主，“需要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
这种民主军事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逃兵领袖”克雷连柯准尉。《和平法令》颁布后，俄军总指挥杜鹤宁拒不执行与同盟国和谈的命令，于是列宁解除了其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忠于革命但极力破坏军纪的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准尉为总司令。这样一来，革命后出面向交战国建议停战的俄国“军方”人物便是“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一时间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克雷连柯（Н.В.Крыденко 1885—1938）后被调离军队，从事司法工作，1936年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立刻着手于复员工作。1917年12月19日，作为兑现《和平法令》的承诺以及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立场的表态，俄军开始复员。同时，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立宪会议（11月-1918年1月）中争取更多的选票，布尔什维克不惜选择给士兵们放长假（军队是布尔什维克的大票仓），让他们回家投票。厌战并且急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士兵们纷纷赶回家，一时间前线军营为空，偌大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几乎瓦解。
于此同时，未来的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正前往布列斯特与德奥进行和谈。在前往布列斯特的路上，托洛茨基惊恐地发现己方战壕已空空如也，几乎没有士兵驻守在那里。而引导他穿越前线的德军联络官见状则非常欣喜，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了这一情况。托洛茨基“越来越抑郁”，他知道，布列斯特的和平谈判将会在苏俄几乎没有任何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开展，其结果对苏俄来说只能是耻辱的。
驱逐立宪会议的不得人心的举动也为布尔什维克增加了一大群反对者。1918年春季，反对者们摩拳擦掌，暗中招兵买马，寻求外界支持……白卫军已在孕育，到了夏季，他们将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推向绝境。
这时布尔什维克能依靠的武装力量，除了旧军队中几只不见得靠谱的亲布尔什维克部队，只剩下瓦采季斯的拉脱维亚步兵团与工人赤卫队和几只游击队。
重组军队，亦或说，建立一只强大的红军迫在眉睫了。
位于里加的拉脱维亚步兵纪念碑 虽然习惯叫做拉脱维亚步兵团，但是规模不小，这是俄帝军队中最精悍的一支部队，后来为布尔什维克立下了汗马功劳。
III “绝望的和约”
1918年1月15日，驱散立宪会议的十天后，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宣布招募志愿军。但正如同期颁布的其他法律一样，法令只是一个一纸空文的原则性声明。志愿军响应者寥寥无几，相应的训练和后勤准备也没展开。在革命后的5个月中，有关组建军队的全部成果可能只是在几个城市对几百号赤卫队进行了军事训练。
内战并不是一开始就到达高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在1918年春季，各方力量还在蛰伏。这时的红军依然弱小，组织度低下。高层指挥形同虚设，军事人民委员会甚至没有自己的经费。各地苏维埃自行其是，将红军视为自己的私产，四处抢武器占为己有。
这时的红军打一些小规模的平叛战还是绰绰有余的。在2-3月间，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率领的苏维埃红军扫清了顿河哥萨克的叛乱。1月31日（公历）波德沃伊斯基率领的红军镇压了南乌拉尔地区哥萨克叛乱。这期间的战斗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是用军列运载士兵沿着铁路向前推进，故也落得了“列车战争”的称号。
德军士兵迎接托洛茨基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真正的考验还是与布列斯特的和平谈判有关。1月28日，即公历2月10日，托洛茨基宣布拒绝签订和约，但结束战争，谈判破裂。公历2月16日，德国宣布恢复与俄的战争状态。2月17日，德军对苏俄展开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的全线攻势，一路势如破竹，鲜有抵抗。德军指挥官霍夫曼将军称其是自己军人生涯中见过“最好笑的战争”，他记录道，“战争几乎全在列车和汽车上进行。列车载上几名携带机枪的步兵和一门大炮，冲向下一车站，夺取了那个车站，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另一支分队乘着火车继续前进。”
2月19日，列宁致电德国政府，表示愿意求和，但是德国方面视而不见，继续进攻。四天后，德军突破里加-彼得格勒铁路线，彼得格勒暴露在德军面前。走投无路的托洛茨基甚至向协约国大使和军事使团询问：如果苏维埃政府重新投入战争，协约国是否会援助他们*。
*请求收到了协约国的积极回应。英法两国建议军事合作，比如在3月份，一只法国军事代表团从罗马尼亚抵达莫斯科，准备帮助训练红军。
全线溃败的红军还是打了些小胜仗，比如在2月23日，刚刚组建的红军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一带挫败德军的进攻，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建军节。
和约后的领土变更
3月3日，苏俄政府与同盟国正式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苏俄丧失了近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允许乌克兰和芬兰独立。和约也恶化了国内形势。舆论将和约视为俄罗斯的奇耻大辱。凡是爱国者，要么既不理解也不接受，要么理解但不接受。国内政治力量加速分化，布尔什维克“亲叛众离”，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以及立宪民主党等政治势力开始寻求地下军官团的帮助，准备组建武装力量，进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
屈辱的和约充分证明了一只强大军队的必要性。因此和约签订后，列宁等人立即开始重建红军的工作。3月4日，负责军事问题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10天之后，引咎辞去外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重建红军。3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按自愿原则组建工农红军法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建军原则之一是自愿参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