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忠魂陈原道，彰显坚定信念和崇高品德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黄公略、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等等，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其中陈原道，就是在毛泽东这次讲话的9个月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作为后辈乡人，同时也是工作职责所系，我对烈士生前的业绩进行了搜集整理，现记载如下。
一
陈原道，字慎三，号伯康，1901年4月25日出生于巢县青岗乡（今栏杆集镇）陈泗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天资聪颖，既好学又懂事，幼年时便深得全家人的喜爱，是这个贫困的10口之家倾其所有的重点培养对象
幼年的陈原道，有时也会做出一些让大人们觉得很出格的事。辛亥革命爆发那年的一天，陈泗湾村私塾里的塾师老先生发现，他的学生们头上的辫子，一夜之间突然都不见了。“发授之于身，身授之于父母”。剪辫子，这还了得！消息很快传遍全村。一个孩子的母亲闻讯后大怒，手持木棍赶来，照那孩子猛抽下去。此时那孩子正站在先生面前被罚背书，见此情形下意识地一闪身，棍子不偏不倚地抽到先生头上。老先生气急败坏，严加追查，逮住学生一个个拷问,最后终于弄清楚，这场剪辫子风波的始作俑者，就是陈原道。陈原道因此受到了先生的一顿重罚。那年，陈原道才10岁。
陈原道在三兄弟中居长。父亲根据陈氏宗谱的辈分，分别将他们取名为元道、元仓、元寿。元道在龙华学堂念书时，偶读韩愈的哲学论著《原道》，十分赞赏韩文中关于儒学一脉相承的“道统”说，对《原道》中指斥当时盛行的佛教道教思想的观点也颇为赞同，此后，便正式将自己的名字由“元道”改为“原道”。一字之别，表明他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唯物论的倾向。
陈原道显然很在意名字的寓意。投身革命后，他曾以“割心”为别名给家人写信，以“陈革新”为别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度还正式将“陈革新”印制成名片。割心、革新，意在革旧布新。他在莫斯科学习时，还曾使用过“列伍”的笔名，表明自己是列宁主义队伍中的一员。
二
1921年夏，陈原道在龙华学堂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
进入“二农”的陈原道力主“农业救国”，他写了篇以“重农说”为题的作文，阐述其兴农立国的思想：“世间实业甚繁，而最注重者，莫农业若也。盖农为立国之本。无农则无食，无食则民饥，民饥则盗起，士将何以求学？工将何以制造？商将何以运输？即为吏者又将何以治之哉？”强烈而又朴素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当时的“二农”，是热血青年汇集的地方。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等曾来校上课，传播进步思想。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陈原道加入了芜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革命书刊，还先后参加了芜湖工人夜校的义务教学工作、芜湖黄包车车夫的罢工斗争、芜湖学界声讨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已是芜湖团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陈原道，立即发起组织了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游行示威，并亲自上街演讲，参加“仇货检查队”的行动。此间，弟弟陈元仓来芜湖看望哥哥，见此情形，担心地问：“大哥，你这样同洋鬼子、官府、财主们斗，性命不危险吗？”陈原道答道：“生命是宝贵的，但怕死，不斗争是可耻的。为了革命，纵然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1923年，陈原道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他被芜湖各校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七届学联大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刚从“二农”毕业的陈原道，被党中央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理论。
三
1929年春，回国后的陈原道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公开身份是上海南洋大学教授。部长是任弼时，任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就由陈原道主持。当时的江苏省委设在上海，这里的白色恐怖比其它地方更为严重。由于环境险恶和工作繁忙，陈原道回国后一直未回家探亲，只是通知家人到上海会面。当家人来到上海预定地点后，陈原道才乘坐黄包车赶来相会。谈话间，弟弟元仓得知他身边的箱子里装的全是钱，就说：“父母在家以糠菜为饭，你这里有这么多钱，我们带一点回去吧。”陈原道严肃地说：“分文不能动，这是党的钱。”弟弟说：“大哥，你在外边连父母都不顾啦！”
听了弟弟的责备，陈原道内心一阵酸楚。是啊，当初为了供自己上学，全家人节衣缩食。元仓也早早地辍了学，常年肩挑箩筐，从家乡贩鸡蛋到邻县含山，攒了点钱就送到芜湖，为自己交学费。为了自己的前程，父母兄弟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种浓浓亲情怎能忘呢？然而，现在自己是党的人，又岂能为了一己的私利来损害党的事业呢？想到这，陈原道拉着弟弟蹲下身来，拣了块石子在地上划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动情地说：“这大圈代表国，小圈代表家，为国就不能为家了。我不能只为自家着想，要为四万万同胞着想，两者不可兼顾啊！”
作为无产者，陈原道在金钱和物质方面难以惠及家人，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始终没有放松对弟弟们的关心。在“二农”学习期间，他专门为弟弟订了两份杂志，一份是商务印刷馆出版的《少年》，一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此外，他还经常不断地给弟弟以及儿时的私塾同窗们寄回一些陈独秀、鲁迅等进步人士的书籍，让大家传看。在上海期间，他也经常将《新青年》以及自己主编的宣传革命道理的小册子寄回村里。为了躲避当局的查禁，每次邮寄时，他都要将所寄的书刊进行“改头换面”，重新包装。陈泗湾村百岁老人陈友仁至今仍然记得：一次原道从上海寄回一本书，封面是言情小说《红拂夜奔》，里面的内容却尽是介绍上海工人运动的文章。在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弟弟陈元仓、堂弟陈元泉后来都追随陈原道去了上海，参加了为中共地下党印刷宣传品的革命工作。钱学文、钱学义、陈友仁等一批村里的热血青年，也都先后投身革命。
四
1930年2月，陈原道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此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陈原道一到河南，省委内部就展开了一场辩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按照“立三路线”来部署省委工作和河南的革命斗争。陈原道对李立三的论调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与坚持“立三路线”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并因此受到了上级的处分。
在此情形下，陈原道不消极，仍然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同时，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在反对党内重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认识形势、制定政策和建党原则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其结果必然导致党的组织和群众斗争被破坏无余，招致革命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原道的这些做法和意见，既显示出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坚强党性，也表明了们具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此后不久，由于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摒弃了陈原道的正确意见，使得河南刚刚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很大损失。豫中豫北地方暴动和陇海工人罢工相继失败；彰德纱厂罢工失败，4人被枪杀，130多人被捕；农民运动没有发动起来，群众情绪低落，党在河南的地方支部几乎被完全破坏了。
实践证明了陈原道意见的正确性。党中央随后撤销了对陈原道的处分，并通知们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五
四中全会后，陈原道于1931年1月受党中央委派，率领以他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北方局问题。当时，党内有个别人乘四中全会尚未开完之机，潜往天津活动，拉拢了一些受蒙蔽的同志，组织所谓“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抗党中央。陈原道到达天津后，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争取了大多数，把少数搞阴谋的人孤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改组了北方局，成立了新的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陈原道任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负全责。
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于1931年4月和6月先后两次遭到很大破坏，包括陈原道在内的数百名党员干部被捕。敌人将这两批政治犯押往北平东北军军法处审判定刑，然后移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监禁。
在狱中，陈原道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研究制定了监狱斗争的策略，提出：争取一切政治犯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但又要防止冒险蛮干，要把监狱变成我们锻炼学习的“学校”，为党积蓄力量，并相机争取出狱。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统一认识，紧密团结，不断开展改善生活、改善环境的斗争，为狱中的学习休整创造条件。陈原道在监狱期间，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智慧。
敌人在狱中对付共产党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靠他们所谓的“反省政策”。他们每周从基督教会请一个神甫来宣讲《圣经》，要人人都皈依上帝，企图从精神上摧毁被捕同志的革命意志。一天，这个道貌岸然的神甫又在讲坛上摇唇鼓舌，陈原道当场站起来问道：“神甫大人，你讲了这么多的人道，那我要问：监狱当局层层克扣狱粮，一碗饭半碗砂，这人道吗？看守凌辱妇女，毒打犯人，这人道吗？你说的仁慈的上帝到哪去了呢？”神甫被问得瞠目结舌，面红耳赤，在难友们的哄笑声中狼狈逃离，从此没的再来。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狱中党支部及时组织难友，全体签名“呈文”，要求东北军当局释放全体抗日青年。经过反复斗争，北平驻军首脑张学良鉴于全国军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特别对这批被捕的共产党员“从轻处理”。1932年9月，陈原道终于获释出狱。
六
陈原道出狱后，给表哥程敬盛（字茂如）写了一封转给家人的信。信的内容很短——
茂如兄：我的厄运已经脱了。在津小住几日，不久将南下与泉弟见面。希望今后家里的人不要以我的生死为念。
很难说这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书，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陈原道已经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信中提及的泉弟，就是此时已经在上海的堂弟陈元泉。
1932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原道由天津秘密赶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1933年1月7日，上海工联组织工人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失业示威游行。敌人出动大批军警宪特进行镇压，游行总指挥李兰平当场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唐山路颐乐里16号。这天，陈原道前来联系工作，不幸被埋伏在此的特务逮捕。国民党反动派大喜过望，立即在上海的《时报》上发布消息，称“捕获了共产党重要人物”。
不久，陈原道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横眉冷对，威武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不断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派人给他送食物，又多次指使叛徒来劝说，陈原道一一严词拒绝，并在难友中揭露其反革命诡计。
敌人黔驴技穷，终于残忍地举起了屠刀。1933年4月10日拂晓，18位革命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高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陈原道从容镇定地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向狱中的难友们依依告别，并作最后的赠言：“同志们，永别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就要走上刑场。望同志们保重身体，坚定立场，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我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无产阶级会给我们报仇的……”
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陈原道等同志血溅雨花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