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患癌以后
得知父亲患癌，是在12月6号上午9点。
12月5号晚上，我刚刚从外地赶回父母身边。第二天一早，几位医生照常来查房，在每一床位停留至少几分钟，详细询问病人感觉，耐心解释病情变化，轮到父亲这床，偏偏只有简短一句：“病人家属，等下我过来叫你去办公室，告诉你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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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号，周日晚，我像往常一样和家里发视频，父亲、母亲、小姨都在，聊的也都是差不多的家常。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告诉我父亲身体不舒服，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他们去县医院检查了，开了药，为了方便，回到镇上医院打吊针。父亲向母亲投去责怪的眼神，埋怨她不该告诉我，怕我担心，反复强调只是一点儿小问题，镇上医院就能解决。我笑了笑，嘱托父亲遵医嘱正常治疗就行，还趁机劝他少抽烟、多锻炼，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当时，在场的四个人，包括我，包括父亲本人，都没把这个小插曲太当回事，轻松的结束了视频，我继续新的一周工作，他们继续过“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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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号，周四晚，我正上着夜班，在上海的姑姑少有的给我打来电话，我才知道镇上医不好父亲的病，他转去县医院几天了，一直没告诉我。姑姑说父亲心态不好，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生病的模样，住在县城的堂姐特地去看望他，反而被他说了一通——父亲的坏脾气在亲戚圈里是出了名的。姑姑希望我好好安抚、宽慰父亲，她在上海一家医院干了9年，不是医生，但是听得多见得多，也算半个医师了，父亲现在的情况不算大问题，可是完全恢复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急不得。
周五一早，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证实父亲住院这件事。父亲做了检查，转氨酶偏高，胆红素偏高导致黄疸，还有轻度胃溃疡，诊断为消化系统紊乱，需要养胃护肝。我并不担心，类似的病好几个亲戚都得过，像父亲这般年纪的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算稀奇，安安心心在医院打吊针，少则几天，多则十来天，没有不痊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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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转眼，父亲已经在县医院住了十多天，病情并无好转，父亲的情绪越来越差，而医生却说这是正常现象，再住几天“应该”能好。11月30号，周六，新一轮CT检查结果显示，父亲胆管有扩张，疑似阻塞，偏偏周末大部分医生没上班，留下值班的医生水平有限，不能确诊。察觉到情况不对劲，我们不敢坐以待毙，找关系，将CT报告发给大医院的医生，人家迅速给出意见——马上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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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号，周一，按照省城医生朋友的指示，父亲挂上了某位专家的号，住进了省肿瘤医院。万幸，提前一个晚上到了省城，避开了第二天上午大雾封路，而住院部非常紧张的床位这时正好空出一张——要知道这儿很多病友都是拿着号在外面等上几天才有的床位。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似乎暗示着父亲此行结局一定圆满，尤其是专家对父亲说的那句“这个病，你来找我看就找对人了”，更是给我们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接下来的几天，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忙着陪父亲做各种检查，忙着接各路亲朋好友的电话，忙着向很多不懂情况，被“肿瘤”医院吓到的人解释原因，好在有表哥一路护送，有舅舅远程关照，有各路亲朋好友提供援助。父母都不让我请假，怕影响我工作，说目前场面可控，无需过多担心。我最终决定不请假，调个班，周四晚上去到父母那里，周五至周日正常休假时间陪护他们，后续是否需要请假待定。
12月5号晚，父亲生病二十多天以后，我总算来到他身边。凛冽夜风中，“省肿瘤医院”几个鲜红的LED大字格外刺眼，仿佛透着一丝血腥，但我并不觉得恐怖，父亲只不过冲着这个专家来的，不是肿瘤。直到此时，我仍旧揣着一颗平常心，给父亲鼓励，给母亲信心。
谁曾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这颗“平常心”便再也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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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症状是梗阻性黄疸，检查发现胰管、肝内外胆管均有扩张，胰头区异常信号灶，肝门区淋巴结肿大，结合临床，我们诊断为胰腺癌……”。
我怔住了！毫无征兆的巨大变故就这样突然降临，好比你去处理交通违章，想着扣点分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人，警局却把你扣押，翻出你从不知道的犯罪案底，要判你死刑。然而医生并没有给时间我们发愣，继续说道：
“我们会诊的结果，第一选择是手术，切除胆囊、十二指肠、一部分胰脏和胃，然后重新缝合肠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无论手术本身还是术后恢复都存在较高风险，费用也比较高。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化疗或者放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胰腺癌对化疗放疗非常不敏感，治疗效果较差。你们也可以选择再多做一些检查，比如活检、PET-CT，确认是否为恶性肿瘤，而我要提醒你们，胰脏位置很深，活检取样难度大，准确取中目标部位的几率不高，取到坏的，可以断定为恶性；取到好的，不能断定就是良性，如果是恶性，取样还有让其扩散的风险。PET-CT比传统CT效果更好，准确率更高，但也只是更高，不能做到100%准确，而且PET-CT预约和等结果的时间都较长，如果做，手术就要再推迟一周。你们商量一下选哪个方案，尽快告诉我。”
来不及悲伤，我快速回顾理清医生说的内容，和母亲商量对策。医生看似给了我们很多选择，剥去那些不大的可能，只有手术一条路，既然来了这里，只能相信医院，相信医生的判断。于是我们很快达成一致，和在国外的舅舅联系，征求他的意见，舅舅永远是那么冷静从容，几句话就明白了所有情况，赞成我们的决定，叮嘱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并且立即订了机票回国，我随即向单位请了一周假。决定父亲命运的手术就这样定了下来，12月10号，周二，10号床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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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父亲解释了病情，并且按照医生介绍时那样画了示意图——当然，我绝口不提“癌”，只说是病变，切除以后就没事了。父亲本来就敏感多疑，如今住在肿瘤医院，医生又迟迟不肯向他透漏半句，难免又惊又怕，不能随便一两句糊弄了事。知道病情以后，父亲变得坦然了，而我们也表现得像往常一样，打吊针，吃饭，散步，闲谈，静静等待手术。只是每次父亲看到走廊上宣传癌症的知识栏，或者抗癌新药招募志愿者的公告，总要驻足凝视一会儿，这时候对我就是重大考验，既不能把他拉走，又不能劝他心宽，我就静静站在一旁，说几句我所知道的相关知识点，插科打诨，只希望他不要把“癌”和自己联系到一块儿。
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很快便在亲戚圈里传开了，陆续有人过来探望，不能来的也纷纷打电话问候，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表现得非常大度乐观，和来的人轻松交谈，时不时开几句玩笑，没有压抑伤感的气氛。来的人大多也不了解详情，笑着给父亲加油鼓劲，等候父亲痊愈出院。
这段时间，我一有机会就偷偷上网查资料，搜索关于胰腺癌的一切，蹦出的字眼让人窒息，黄菊、乔布斯、帕瓦罗蒂，政商演艺界大名人的病例似乎印证着“癌症之王”无坚不摧，再多钱、再顶级的医疗水平也难以取胜。知道这些以后，我强迫自己坦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找了最好的专家，能做的做到了极限，珍惜当下，剩余的让上帝来安排，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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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号，手术日终于来临。我和母亲5点多起床准备，6点刚过，父亲的3个亲兄弟就过来了，紧接着舅舅、姨夫姨妈和表哥也过来了，我们组成了强大的亲友团，给父亲最坚定的精神支持。父亲没有多说什么，由于这些天都没吃啥东西，浑身无力，又插了胃管，显得非常难受，一有机会就闭眼打盹。时钟仿佛被胶水黏住了，每一秒都走得特别缓慢，说好7点钟，7点半还不见有动静，我们安静守在床边，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像是等待宣判。7点50分，终于有人过来，引导父亲走去手术室，只允许我一个人陪同，乘专用电梯到达4楼手术室门口后，我也被挡在了黄线以外。父亲捧着引流袋，慢慢往里面走去，我撇了一眼，看到十几张手术台，满满都是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浓烈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接着，我被带到另一层门外面的家属等候区，其他亲戚也都在这里，堂哥和堂姐过来了，姑姑也买好了机票晚上到，舅舅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来的所有亲戚吃、住都有表哥领着，我和母亲专心陪父亲，随时听候医院差遣。我们所有人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
这种级别的医院，从来不缺手术，电子屏幕显示这天安排了84台手术，每一栏标识着床号、病人姓名、手术状态，父亲进去后不久，他的状态就跳转成了“手术中”。周围熙熙攘攘，医院安排的几十张凳子根本不够坐，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倚在墙边，有人哭，有人喊，有人絮叨，宛如人间炼狱。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抱头痛哭，宣泄这么多天以来在父亲面前强忍的情绪。我深吸好几口气，遏制住眼泪，紧挨着母亲，心里为父亲祈祷。就在昨天晚上，医生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肿瘤已经侵犯了门静脉，非常棘手，术中可能要做血管置换，如果做，手术难度和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上午10点，我被通知自行向医院指定的医药公司购买人造血管，因为医院没货。买好血管半小时后，主刀医生通知家属过去谈话，告诉我们必须做血管置换，否则手术只能中止，同意做的话就重新签字。我颤颤巍巍签了字，没有把血管置换的风险告诉母亲。下午1点20分，手术室再次通知我过去，告诉我器官已经切除，血管也已换好，剩下就是肠道重新缝合，换句话说，整台手术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父亲挺过来了！
手术室门外，每一秒都是漫长煎熬，亲人轮番和母亲说说话，宽慰她，而我来回踱着步。不时有广播通知家属接病人，然后一撮人欣喜若狂冲向门口，我羡慕他们，竖着耳朵，期待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按照医生原先预计，手术要做7个小时，但是由于加了血管置换，时间延长了，长多久不得而知。时针划过下午3点，已经过去了7小时，剩下还要多久？里面是否顺利？没有人回答，只能继续惴惴不安等下去。
随着一台台手术完成，外面等候的人渐渐少了，人多的时候吵吵嚷嚷觉得烦躁，人一少，却徒添了更多的不安。快到6点的时候，终于等来消息：手术顺利，但是病人术后非常虚弱，状态不稳定，要立即转ICU（重症监护室）。数十名医护人员推着父亲出手术室，又迅速消失在旁边ICU的门口，期间短短几秒钟，瞅见父亲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和电线，靠机器维持着呼吸。10个小时漫长等待，历经生死考验，徘徊危险边缘，谢天谢地！父亲回来了！
不一会儿，ICU里走出一名医生，向我们介绍病人现在情况有多么不乐观，并让家属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这几天，类似的“警告”我已经听了太多遍，签的字也多到数不清，胆子吓大了，医生的话没有影响我沉浸在手术成功的喜悦中，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尽管专家早就告诉我，做完手术只是开始，术后恢复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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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们被允许进入ICU探视，每次限一人，总共30分钟。我第一个进去，穿戴好防护服，双手消毒后，里面那层门开启，偌大的病房灯火通明，十几张病床均匀分布在四周，被隔成一个个小间，每一床都围着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大大小小的显示屏滴答闪烁，医护人员来回穿梭。走到父亲的床边，他依旧虚弱，插着呼吸机，双目无神，只能通过点头摇头简单交流，麻醉药效还没完全褪去，绝大部分时间都要睡觉，身上管子和电线太多，为了防止他乱动，手脚均被束缚。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嘱咐他好生休息，然后去找他的主管医生了解详情。我看到医生前面的电脑屏幕上，父亲那一栏标记的还是“危重”，医生说在大量药物维持下，目前各项生命体征还算可以，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本该尽快让伤口血液凝固，减少失血，但是病人体内新换了人造血管，一旦产生血栓，就是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因此血液中反而还要加抗凝剂，这样一来，伤口恢复的时间大大延长，由此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也在虎视眈眈。
探视时间很快结束，来医院这些天，习惯了随时陪伴在父亲身边，如今隔着一堵墙，心里空荡荡，但是一想到父亲住的是ICU，有最顶尖、最全面、最及时的医疗守护，又稍稍放心一点。晚饭时分，口袋里父亲的手机突然响起，是ICU打来的，心里一紧，赶忙接通，原来父亲醒了，吵着一定要见家属，本来这是不允许的，无奈父亲闹得很凶，医护人员按捺不住，只得破例喊我们进去。4位亲属火速出现在父亲床边，他显得很激动，说着迷迷糊糊的话，使劲挪动手脚想挣开束缚，我们一安抚，他又特别听话，马上叫我们都出去，别让医生为难。不一会儿，ICU再次打来电话，父亲又闹了，这一次只要我进去，依旧激动，像个小孩，似乎完全不记得之前我们看他、安抚他的情景，他的神智已经糊涂了！
我开始慌了，向医生求助，在把生死都看得平平常常的医生眼里，父亲的状况根本不足为奇。“可能是麻醉药的反应，也可能是肝功能异常影响中枢神经，还有可能是病人术后过于紧张导致应激反应。”
“那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会不会造成神经永久损伤？”
“持续时长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也可能永久。如果真的是肝性脑病，那就相当危险……”
这就是医生的职业习惯，永远有最坏的结果，永远不把话说死，永远摆出各种“可能”，再追问，就抛给你一大堆听不懂的专业术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能够理解，但是作为危重病人家属，此时真的很想发火——偏偏丝毫不能表露。父亲依旧糊涂着，幻想有人要迫害他，时而紧张，时而愤怒，看到熟悉的亲人在身边才稍稍放心，他的记忆混乱又短暂，眼睛一闭一睁，刚刚跟他说过的话就会忘掉。我握着他的手，不敢离开半步，一边不断的和他说话，一边给他按按手脚，缓解不适。术后禁食禁水，每当父亲喊口渴，我就只能用棉签沾点儿水，涂在他干裂蜕皮的嘴唇上。肠道不通，气体排不出来，涨得肚子难受，偏偏开了刀，又插了很多引流管，不能按压，我就继续按摩双腿，同时扯一些别的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勉强减轻一点儿痛苦。
我曾经一度以为，或者单纯想象，ICU除了贵，其它都好，能够给病人提供先进的医疗、舒适的环境、妥善的护理。今晚我才发现，ICU除了设施完善方便随时抢救，让病人生存的概率提高，其它简直是梦魇！锃亮的灯光，此消彼长响个不停的仪器，哀嚎呻吟的病人，忙来忙去的医生护士，说话声、喊叫声、手推车摩擦地面声、氧气钢瓶互相碰撞声、配药时玻璃器皿砸在瓷盘上的清脆声、医用垃圾远远丢进垃圾桶摔出的沉闷声。深更半夜，十几个床位，几十号人，无时不刻在制造噪声，床上躺着的又是插满管子，挪动一下身体都困难的危重病人，想好好睡觉简直是奢望——除非用药。护士很忙，不够分，病人有需求也就不可能随叫随到，更何况都是训练有素、见过大场面、不带个人感情的专业人士，对哀嚎呻吟完全免疫。像我们这样进来，虽然违规，护士倒也乐得清闲，不用花精力去对付一个神智失常、行为过激的重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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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三天，父亲未曾清醒，实在精疲力竭了就眯一会儿，醒来继续激动说胡话，偶尔还会动手打人，我们分了工，轮流值班，保证他的床边24小时有人。在他神智失常的当晚，主治医生开了一剂药，是一种护肝的注射液，肿瘤医院没货，外面药店买不到，医生建议我们家属去别的大医院试一试，挂个传染科的号，争取同情，也许能开一些药给我们带走——显然这样做违规，弄到药的机会很小。舅舅动用了几乎所有关系，我和表哥分头行动，第二天一早搞来了足量的药，立即送进ICU，结果主治医生和ICU沟通出了问题，直到第三天才给父亲用上。
恐惧和绝望悄悄爬上心头，我担心父亲会神经衰弱，担心他永远不能恢复理智，担心他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后猝死，而且死得糊里糊涂、痛苦万分。这几天，ICU先后有3位病人没能抢救过来，被送进太平间。我又想起专家说的“术后恢复才是关键”，10个小时的大手术，父亲挨过来了，谁知道那只是预热，真正的考验就横在眼前。父亲，儿子在呼唤你，这么多人紧紧围着你、护着你、盼着你，你一定要挺住啊！
12月14号，早上6点，父亲手术后第四天，我们依旧轮流陪护，母亲起床准备换姑姑出来，结果姑姑打来电话：“通了！你爸的肠道通气了！能够正常排便！能够喝水了！”紧接着又说：“他的神智突然清醒好多了！不说胡话，心态也好了！看来之前是憋坏的。”
都说黎明前的夜色最黑暗，此时此刻，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这句话，更能享受被这道曙光照耀全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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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节，就像一部高潮已过的电影，开始向着美满结局演变。在ICU住了5天6晚后，父亲转回了普通病房，身体各项指标一天天朝着医生期望的方向你追我赶，尽管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活检结果至今未出，血管置换的弊端无情拖累着康复，但是我们都相信，在和病魔的激烈缠斗中，父亲已经占据了主动，将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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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可怕，而且离我们并不远。在中国，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确诊患癌，而每一位癌症患者背后都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亲属，一个伤痕累累乃至支离破碎的家庭。新闻时不时报道某某患者凄惨的状况，朋友圈经常可以看到水滴筹轻松筹，各大医院的门口、马路边，永远有跪在地上绝望求助的患者家人。父亲是幸运的，有条件接受专家治疗，有机会赶在扩散之前做手术，有一大群亲人做坚强后盾，有这么多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有命运垂青，冥冥中让他挺过一道道难关，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如何，已然无憾，唯有心怀感恩，把每一天都过好，不负所有人，不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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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ICU的时候，他的床对面是一根方形柱子，上面有一幅画——巧就巧在，偌大的ICU病房，19个床位，只有这一幅画——就在他抬眼可以望见的地方。画的是一扇打开的窗，窗外春光明媚，有湖泊、远山、云朵、绿树、青草，画面的尽头，是喷薄而出的朝阳，给人以无限希望。每当我为父亲担心，心头涌现悲观情绪的时候，就望一望这幅画。的确，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一定不能丧失希望，当你深陷绝境无法动弹，希望，是最后一个可以救你出来的对象。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帮助父亲的亲人、朋友、医护人员，谢谢！感恩！
父亲患癌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