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里的微光
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腰和双腿只能勉强支撑自己走一小段路了。终于决定手术，放下考研落榜的失意，也放下了对就业和独立生活的企盼，在妈妈的陪同下去到离家甚远的医院。
那是一个天气已经开始转凉的秋天。我看着路边的风景，为能出门看到这些而觉得开心。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出远门。在并不算大的机场里，个头矮小的妈妈推着行李箱、拎着个大包，身旁站着她那不争气的、连走路都成了问题的女儿。我说起爸爸，“刚上车的时候，我看见老爸的眼睛雾蒙蒙的”。
妈妈嫌弃我话多，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来给我水喝。
飞机升起时，我看到妈妈的眉头皱了起来，她平时就会晕车，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应该很难受。但妈妈和我都没有说话，我只是握了握她的手。
我们当晚入住了一家小宾馆，第二天面诊、入院，因为早在数月前便与医生联系好，一切都还算顺利。我被安排到了病房的加号病床。卧着时右边是狭窄的过道，左边是雪白的墙壁，上面安装着各类仪器，包括用来照明的夜灯、和护士台连通的通讯铃。
病房的夜晚是喧闹的。刚下手术的病人需要整夜的护理，仪器也是整晚都在响的。房里正中间的床位躺着一个因高空作业跌落造成脑损伤的中年男子，不时叫唤。他的妻子脾气不太好，一边照顾一边怨骂。
小小的病床上挤着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为了省钱没去租床，她在另一头安静地躺着，仿佛已经熟睡，只是我心知一向睡眠很浅的她应该也只是合目休息。
我的床头放着一本新的诗集，是为了打发术后的时间特意购买的新书。还有一个小鹿玩偶，作为所有玩偶里最方便携带的一个，它荣幸地成为这次旅程的游客之一，只是它已经有些破旧了。
妈妈看到这淡黄色的、已经开始掉皮的玩偶，对我又气又笑，她说想不明白已经大学毕业的我为什么做手术都要带着一个小东西。我再三向她嘱咐，我做手术回来之后它还得摆在我的枕头边，不能把它收起来。
入院后第二天做了检查，第三天就是手术的日子。第二日的白天我特意到楼下走了走，等手术一做，就得有半个月不能下地了。虽然是在医院，但穿着一身病号服的我还是有些惹眼。路上有些许微风，人们行色匆匆，在楼与楼之间穿梭。
到了晚上，医生来找我和妈妈谈话。我看到医生白大褂上有笔划过的蓝色污渍，问医生麻醉之后我还会不会咳嗽、咳嗽会不会影响手术。医生笑着解释麻醉的原理，让我别担心。
躺上床之后，我在翻来覆去之间想着明天的手术，恐惧在黑夜里因为时间的逐渐逼近而开始生出勇敢。
第二天，我镇静了一上午，直到听见来接我的护工阿姨喊我的名字。
面对阿姨让我躺上转运车的指令，我升起一种强烈的抗拒感，像个小孩子一般无赖地问道：“阿姨，能不能先不躺，我可以自己走过去的。”
阿姨高声反对：“当然不行！你一个上午没吃东西，走过去晕倒了怎么办？”为了方便手术，病人在手术当天不能再进食。
可我还没准备好，而我一旦躺上去就证明我“嗷嗷待宰”了，或许我潜意识里还藏着逃跑的念头。
但在护工阿姨的坚持下，我还是乖乖躺了上去。本以为我还能在进手术室前和妈妈说两句话，这些话我昨晚就想好了，让她不要担心，告诉她我很爱她。这个画面里的我应该显得可怜又英勇，就像电视剧里生离死别的场景那般动人。
现实打破了我这煽情的幻想。我和妈妈分开的时间比我想象得要早。阿姨推着我上了手术病人专用电梯，妈妈只能上普通电梯。等我上到手术室所在的楼层，并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我直接被推进手术等待区了。
一位医生过来给我输液的时候，我还在像小蝌蚪找妈妈一样恳切地问：“医生，我妈妈呢？”输液的针头很粗，有一股液体从我的手腕上流过，我以为是针管流出的液体，眯眼一看发现是红色的。
我又想起了妈妈，她现在一定很慌乱，方才她有些紧张的神色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想到这里，我忽然不害怕了。我无法减轻她的担心，只能通过让自己不再害怕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希冀。
医生输完液离开了。我大概哼唱了一两首歌之后，又有位一医生过来，推着我进了一个地方。我很想看清周围的环境，无奈重度近视的我只能看见头顶闪过的灯光。一位绿色衣服的姐姐站在我身旁，让我就着一个面罩深吸一口气。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吸了之后天真地吐槽了一句，“好臭啊”，便再没了记忆。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在说话，远远地传来一句“她醒了”，可我根本睁不开眼，只能感觉到自己在左右晃动脑子。那种半醒半睡的感觉实在太过难受，我几乎是在用本能来晃动脑袋，以便让自己摆脱这种状态。
与此同时，我感到背部传来剧痛，我才意识到，手术结束了。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于一排转运床之中、身旁躺着另一位刚下手术还未醒来的病人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
我被送回了病房，身上插满管子，床头传来心电图的阵阵声响。
刚下手术的第一个晚上不能喝水，妈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不时帮我擦汗、用棉签蘸水湿润我的嘴唇。按照医生的要求，她每隔三个小时就需要帮我翻一次身，从左侧位翻到右侧位，或者反之。但我的身体因为疼痛和压迫而很快觉得难受，不到一两个小时便忍不住让她帮我翻身。
病床很小，我几乎不能动，于是每一次翻身都如同一只死猪在一块方寸之地上一帧一帧地翻滚。妈妈只恨不得我真的变回刚出生的小婴儿，稍微用力便能助我翻身。整个晚上，她只是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不曾躺下休息。
如今想来，她比我这个病人辛苦得多。我被打了麻药而安睡的那两三个小时里，她坐在手术室外双腿发颤；术后我虽然疼痛，却只负责躺着，吃喝拉撒全部依靠她来照顾。
当我开始熟悉夜晚床头的灯光和那三面布帘一面白墙的屏障，它们于我越来越成为让人喘不过气的黑暗。
我的双脚脱离地面只不过两三天，但我已经生出不顾疼痛、不遵医嘱，跳下床接触地面的猛烈渴望。因为这种除了呼吸、其余诸事皆需他人相助的感受，实在让人十分绝望。而这样的生活还要维持近两个星期。
妈妈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但身心都无比劳累的她在我频频弄出各种意外之后，也避免不了训斥我几句，毕竟给一个一百来斤的大活人喂饭、换衣、擦拭身体、处理粪便，的确不是什么轻松的活。某个夜里，我感到自己的尊严下降到了最低点，忍耐心也到了极限，委屈、悲伤、绝望、怨愤、无奈、自责涌上心头。
我偷偷在帘子里哭。明知绝对卧床半个月虽艰难、却终会结束，但高度的自尊感在那一刻猛烈爆发，蒙上过去数年与病痛相伴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无从知晓的茫然，我真想告诉医生，我不治了，让我下床吧。这想法太过怯弱，它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便跟着眼泪一起被擦掉了。
“我的身体/不是得救了吗/它不是安全了吗/那伤痕不是形成了吗/无形的/在伤口之上”，当我在书中翻到这句诗的时候，好像隐隐约约地收到了来自远方的讯息。手术已经做完了，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总要好好地将这段时光度过。
出院的前一天，病房新来了一位即将接受手术的中年男子，他很真挚地问我，如何才能度过这难熬的半个月，我只记得自己和他说，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这是我一开始并不具备的想法，为了与心中的幽暗抗衡，它逐渐在我的日常中生根发芽。
我发现自己开始学会向妈妈撒娇，这是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在妈妈短暂出门之后，可以大方地向临床病人的家属求助；我发现我心中的排斥与悲伤在消退，对未来的恐惧在变淡，因为对当前境遇的接纳与专注，所以感到了幸福和期待。
走出医院大门的那天，头上的树叶在沙沙作响，风迎面吹来，熟悉又陌生。树荫中漏下了这个秋天的点点微光，它和病房床头那盏黄色小灯投下的灯光很像，轻柔、温静。不过这光到底是大自然的微光，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病人，也不只局限在一角的空间，它在风中摇动着，诉说着生命的自由与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