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巧用浙江传统学术思想力量助推G20峰会

如何巧用浙江传统学术思想力量助推G20峰会 杭州G20峰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全球最受瞩目的经济盛会，对于中国和浙江、杭州来说，既是荣耀，亦是责任。世界期待杭州G20峰会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迫切需要寻找到新的增长源，新的发展方式与合作模式，来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

杭州正按照“最高标准、最快速度、最实作风、最佳效果”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G20峰会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呈现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真正办成别样精彩、安全圆满的盛会。

浙江有着绵长的学术史，更有着丰厚的学术思想力量，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先贤俊杰，从而被誉为人文渊薮。如王充、吕祖谦、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王国维等等巨擘，无不是一代宗师。其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当中的思想力量，无不是中国智慧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汲取的思想宝库。

中国思想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是中国人的生命历程，其中一些核心思想观念、基本价值原则和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迎接各种生存挑战的理论结晶，亦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发展的重要力量。古往今来，人类的发展总是有赖于将具备时代感、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的思想，来推动历史的进步，又凭借后来者对历史的不断解读、提炼，进一步巩固人类集体的智慧。而历史中的学术史乃是人类将思想贯穿于整个历史空间，并经由特定时代将思想加以改造，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极富智慧的人类劳动成果。今天G20峰会的到来，是我们杭州的骄傲，亦是浙江的机会，笔者认为杭州作为主办地，不仅仅需要做好服务，更应该贡献出自己的本土表达方式、思想力量，巧用浙江传统学术思想力量助推G20峰会，为峰会添砖加瓦，如此才能让峰会办得更有本土特色。

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

习主席在2015年G20峰会发言中，指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病根，其言：“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能已近尾声”。因此，要想彻底走出危机，必须在“创新”二字上下足功。

“创新”乃2016年杭州峰会四个主题词之一，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是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即俗称的“4个I”。其中的“创新”不仅仅指科技创新还是指在一种不同于时俗的历史进步观的指导下，以创新经济来生发、健全全球创新体系。

浙江学术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进步观，从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到吕祖谦“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到王阳明“心学”反对“理学”，再到黄宗羲批判半封建制度，无不是进步的表现。

王充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之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要使这种增长潜力得以释放，必须激发“创新”的力量，要用更加进步的历史观来审视与生发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便捷地流动的机制。

为此，必须思考构建“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能够在全球范围相互支持，共促发展。当前，世界知识产权体系仍由欧盟、美国、日本等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主导，广大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尽管日益成为创新主体，却仍处于被支配地位。为此，需思考如何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发展为建立全球创新体系。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生建议：“首先，要搭建好全球创新环境和创新基础设施。只有以二者为基础，才能培育出全球重大创新，形成需求、研发、生产、消费的完整的全球创新体系，并为之创建包括中介服务、金融服务、产权保护、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氛围在内的服务体系；其次，必须站在全球角度构建新的标准，而不是把一国标准推广到国际市场。”

杭州是中国的创新之都，把峰会举办地点放在杭州，大有深意，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突出“创新”这个主题。故而杭州很有必要在创新上下足功夫，中国智库，亦必须为全球治理担起更多责任，中国智库在国际参与和全球思想贡献方面有待真正崛起。这是值得政府、社会、智库机构、智库学者共同探讨的大课题。

异中求同，知行合一

东南三贤之吕祖谦在《易说·睽》中说道：“天下事有万不同，然以理观之则未尝异，君子须当于异中求同，则见天下之事本未尝异。”其所谓“于异中求同”即要求消解事务现象的具体差异而还原其“未尝异”的实在之源，虽是解释理学之说，但是这种“于异中求同”的思想，却可为G20峰会求同存异，达成互信的共识提供思想力量。

意大利国家问题研究所主席斯特凡诺·希尔维斯特里针对G20的未来，曾谈到：“G20的前景取决于互信和共识。”的确G20的成立与发展，说明彼此之间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亦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深化合作的结果。此前G20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将所形成的多边共识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多方行动，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故此“知行合一”，很有必要提上日程。

对此浙江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或可为我们指明方向。其在《传习录》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在《答友人问》中解释道：“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由此可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不可被误解为通常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是将知与行合作一处，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从而很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这一矛盾统一体（整体性）与其中的“知”、“行”（个体性）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同处矛盾统一体中的“知”与“行”个体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

故而G20在巩固互信基础的同时，更要兑现各自承诺，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这几乎是全球共识，但是在凝聚共识的同时，还需各国同舟共济，负起责任，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把会前会、会中的“知”，化作会后的“行”，还需“知行互动”、“知行并进”，采取更加切实有力的应对措施，加强务实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从而共创人类美好明天。

唯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而已

G20峰会，共襄经济建设，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民生，解决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传统民生思想，正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杨渊浩在《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政治学解读》一文中，所说：“中国传统民生政治观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对当前民生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是我国传统民生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它们之间既有一致性又存在必然的差异性，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民生政治观。”

在浙江的思想学术史上，亦有注重“民生”的传统，如陈亮、陈傅良、方孝孺、黄宗羲、龚自珍等。其中方孝孺最为明显，在社会经济思想上，他主张必须使人民有足资依赖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使之无死亡之忧，其可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唯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而已”。正如其在《杂著·甄琛》中写道：“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众也，人君果可以养之哉？唯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而已。”并主张“为国之道，安于均，定于分”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这些思想不失为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思想。

民生问题关乎民心，系乎国运，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阐发的民生思想，科学阐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和价值取向，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喜平、孙贺合著的《习近平民生思想研究》一文指出总书记的民生思想为：提出中国梦，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坚持科学方法，探索解决民生问题新思路；拓展民生内容，明确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坚持公平正义，推动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扭转政绩观，强化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职责；夯实经济基础，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保障；强化民生法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纳入法治化轨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促进民生福祉增进等。这些思路与方法，同样适用于G20国家，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加强民生建设，有利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构建长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尚书·尧典》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中国的经济规模与实力以及它与更大范围内的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都暗示着，中国将会在未来的G20世界管理中扮演着原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在当前发展阶段，能源和环境问题亦日益突出，进一步减少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发展机会依然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强民生建设，确立守底线、保基本的民生保障机制，有利于消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扩大内需和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扩大公共资源的规模和覆盖面，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进一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从而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如此才能“协和万邦”。

本文在此只是简单例举了几位重要思想家的部分思想，其实浙江学术史上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先贤，如陈亮的“事功”之学、刘基的“人为天地之盗”说、朱之瑜的“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说、陈确的“知行互动”说、章太炎的“五无”论等都值得后人去挖掘。

学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文化潮流，

它虽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也绝不是列举式的定性描述方式所提到的寥寥几位精英，中国思想文化绵延数几千年从未中断，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几千年的发展中，人类曾面临过的各种生存挑战与灾难，她几乎都遇到过，且都闯过来了，这里面蕴藏了巨大的集体智慧，上文提到的几位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已。

今天的中国人，历史修养贫乏，在仅有的一点历史知识中，又有相当部分是负面的，且往往是快餐化、车间化的存在。因此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很少从中国历史中去汲取思想与智慧，这也是笔者为何以“如何巧用浙江传统学术思想力量助推G20峰会”为主题的原因所在。正如彭卫民在《把握学术传统与时代使命》一文中所说：“时代的进步，端赖思想与学术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而这又需要做到过去与现在进行不间断的对话，须知我们的学术志业从来没有超越前人，而我们的思想世界也并不比前人更丰富，只有重新联结在学术史上被我们割裂的链条，敬畏并关注经典，理解并回归现实，诚如曾国藩所说，君子须树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危机感以及‘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时代感，我们的学术与思想才会在传统与时代作用下展露光芒。”

世界的秩序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唯有通过不同国家间的合作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发展以及创新，也正在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秩序，比如G20。它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全球的治理，走向一个新的境界，那便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具协作性的合作模式，没人会去否认在近几十年世界由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复杂、众创、互助、包容、多边主义以及更民主化的世界体系正成为新规范，这也几乎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识，但唯有把多方共识转化为多方行动，真正做到“知行合一”，G20才能更有效的运转与发展。但愿中国智慧与中国文化能为杭州G20峰会贡献出更多的思路，从而为国际管理中的创新，注入一股新的“中国风”、“浙江风”的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