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点“附加题”

应试教育里有个现象，考试试卷往往在100分的基础上，再增加10分或20分的附加题，意在检验学生的做题能力。这样的题一般都很难做，十分耗费时间，得分却未必加在总分里，可是很多考生又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思考附加题上，没有将主要精力用来回答和检查基础题，结果导致考试得分不高。

所谓附加题，即附带的、额外增加的题，主要考查基本知识点外的能力拓展情况。为便于更好地反映单位建设情况，一些单位也常常打造一些“附加题”，作为向上级汇报提供的特色亮点。然而，一些单位的“附加题”却大有乌云蔽日之势，甚至少数单位打着练习“基础题”的幌子，四处搞“附加题”“加时赛”，一味求新求特求亮点，看似干得热火朝天，实则没有抓住根本。虚假繁荣的背后，折射的是“指挥棒”偏离了方向，根子在政绩观出了问题。

前不久，有工作组到基层调研，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譬如，走进会议室，桌上摆满了各种经验、各类做法、各项成果资料，一眼望去，铺满盖严、蔚为壮观；组织骨干座谈，动辄理论武装“三大创新”、推进工作“四个必须”、安全防范“五条举措”、改进作风“六道红线”，往往是打基础的工作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别出心裁的创新却能从“一二三四五”讲到“ABCDE”；还有群众反映，有的领导干部心思精力没有用在全面夯实单位建设基础上，打基础管长远的“基础题”没做到位，但求特色创品牌的“附加题”层出不穷，搞得基层应接不暇、疲于应付。如此种种，和应试教育的“附加题”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出不出“附加题”，关键在“风向标”是否端正。细数那些爱出“附加题”的同志，往往有三种不良心态作祟：一种是感到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接着前人干显不出自己的能力水平；一种是当下苦短、届内留声，必须搞出一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还有一种是新官上任、急于自证，不“激进”或者“冒进”一点，上级听不见、基层看不着，于是乎，一道道重留痕不重留心的“附加题”应势而出。说到底还是缺少“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境界和胸襟。出不出“附加题”，检验的唯一标准在于能不能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是不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是不是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是不是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风向标”对路子，“附加题”才有里子，也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

当然，“附加题”并非可有可无，适度的“附加题”有助于展示我们的全面能力。体操比赛里，就分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规定动作好比“基础题”，是运动员们必须要做的，展示的是运动员的基本功底；自选动作就好比“附加题”，体操里的“附加题”往往因其难度较高、动作优美，给评委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是决定比赛成绩的关键一环，甚至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最后夺冠。以中国体操运动员命名的李宁双臂大回环、程菲跳、肖睿智空翻等，让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立威扬名，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些“附加题”完成出色。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要做好“附加题”，不妨先从“基础题”做对做起。“基础题”做不好，一门心思去做“附加题”，往往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仲永之伤就是很好的例证。学本领谋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练好基本功、夯实发展根基。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人，往往都在本专业本领域有着过硬的基本功。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为探索物种起源环游四海，研究生物遗骸记录下50余万字，成为进化论的鼻祖；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长年勤奋练字，在池塘洗笔砚留下“墨池”美名，被后世誉为“书圣”；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历27年遍尝百草终编成《本草纲目》，为后世留下医药学巨著。他们的成就，无不建立在扎实做好“基础题”上。

步入新时代，党政军各条战线、各个系统的改革深入推进，各方面的“基础题”同样面临回炉淬火、夯基固本，这时候，“附加题”则不妨少点，再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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