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下游老人》：从“普通老人”沉沦到“下游老人”的典型
2017年5月7日 Lee公子 摘录
本书篇幅不长，看到专家推荐之后，立刻购入，一口气读完。
内容全部来自作者12年一线社会工作中的真实个案，内容相当发人深省，揭示出长寿社会中我们将要面对的严酷的社会问题，里面就有每个人未来老去之后的影子，有相当多的启发。
本书本人高度评价，打分四星（五星为满分），是养老行业从业者必读书，并且任何30岁以上的人都推荐阅读。
以下摘录自《下游老人》（【日】藤田孝典）第三章
回顾一下我们在前文看到的“下游老人”的事例，可以看出他们在各种层面也在尽可能地努力自救。他们的生活态度甚至过于谨小慎微，尽管这样，还是没能阻止自己的下游化。
我在这里把沦为“下游老人”的代表性模式连同实际案例一同予以介绍。首先，我将在前面的现状篇中，把我们看到的每年约300名各式各样的生活贫困者沦为“下游老人”的前后阶段与其结构性问题予以归纳总结。笼统地说，一个人走到“下游老人”这一步，是有几种模式可循的。
接下来，我还将在近期预测篇中，关注近年来逐渐增加的种种关于年轻人贫困的现象。这不是已有的下游化模式，但可以说是今后将会新出现的“可以预见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代人来说，这些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认为，只要看了这些事例，就易于理解这些上去普普通通的人，为何容易陷入“下游”的问题。
模式1 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第一种模式，就是因为生病需要护理，或者因为交通事故等原因，必须支付高额的医药费和护理费、疗养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第二章的事例中多有出现，也是人们容易想象的。
看一看《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中关于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态，2010年的有诉者率（除住院治疗者外，每1 000人中对疾病和伤痛等症状有自觉的人的数量）为471.1人，接近半数的老人都会讲一讲自己感觉到的不适症状。
理所当然，在老年期，人们比想象的更容易得病。人们退休后会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等平时想不到的病症。如果负担了超出预算的高额住院费和医疗费、护理费，生活会一下子变得入不敷出。
坐拥退职金800万日元到1000万日元的人，在动了几次癌症手术后，就把养老的钱全部开支掉的例子也是存在的。虽然有高额疗养费补贴制度在，但是也有住院时的差额床位费开销以及不纳入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治疗费，经济负担相当重。另外，癌症需要长时间疗养的情况也是相当多见的。
模式1在65～74岁的老年前期人口中特别多见。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老人中精力充沛者甚多，退休年龄延迟了，他们也会觉得：我老了还不是干得很欢吗？沦为下游的老人很多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脑海里本就有一幅靠“养老金+工作收入”生活的规划蓝图。
不过，这张规划蓝图只有靠健康这一前提才能成立，自己能不能健康一辈子，谁也不知道。我们必须自己认识到，这种想法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人生高龄期的长期化
即便你将生活规划得面面俱到，一旦得病就前功尽弃。
如果疗养生活持续一到两年，除了一定的生活费外，各种开支都会增加，个人时间也会受限，负担会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你会比年轻的时候恢复得慢，状况不会如你所愿地好转。
另外，在遭遇事故的情况下，除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情况外，成为事故责任方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尤其高龄驾驶员为数不少，也有把汽车油门当刹车踩而酿成严重事故的案例。如果只是撞坏汽车和建筑物的话还算好，如果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被受害者要求一大笔事故赔偿金的情况也毫不稀奇。
由于这种个人无法预料的疾病和事故，高额的医药费、护理费突然从天而降，而使人落入下游化的情况，现在是相当多的。
不过，这种遭遇突发疾病和事故的情况，当然不限于今天，以前也常有。但是过去不要紧的原因是个人所在的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各种救助体系还能发挥作用，可以照顾到这些老年人。如今社会正在核心家庭化，因为经济困难，子女无法依靠的情况也在增多。在物质、精神、经济等方面被孤立，这就是当今老人的实际情况。
另外，这一问题和如今社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长寿化社会”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今天，人活到90岁不稀奇，还有超过100岁的。若过上35年以上的高龄期，即便他们有一套完全的生活规划，但也总会在某个时期生病或遭遇事故。有人得了老年痴呆，把当初的规划本身彻底忘个精光的情况也是有的。
高龄阶段在人生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就会使人遭遇危机的可能性变大。另外，为了维持健康状态，一笔巨大的开销也是在所难免的。
模式2 无法入住高龄者护理机构
第二种模式，就是想进老人护理机构也进不了的问题。
对于家人和亲属来说，老人的护理机构即“老人院”，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但是由于体制上和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即使是非常需要监护、独立生活异常困难的老人，难以入住老年公寓的情况也在增加。
说起来，这些地方虽然表面上都叫老人院，但也分为几个种类。
最为普遍的就是所谓“特别养护老人院”，它们是社会福利法人团体经营的机构，是老人入住以后，日常生活可以由护工料理着过活的一个场所。通常，任何65岁以上自立生活困难的老人都可以使用。如果是在40岁以上，原则上由于所有的人都缴纳护理保险金，是可以通过护理保险制度使用的。
但是，符合条件者在入住之前要等上三五年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机构各自规章的不同，要等上10～15年也毫不稀奇。根据2015年3月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资料显示，全国申请入住特别养护老人院的老年人约有54万人，其中还在家居住的需要护理的老年人达到了约26万人。没有家人照顾护理因而无法正常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的惨状在我们眼前浮现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此类机构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
另外，收入低、身边又没有亲人，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可以入住养护老人院。养护老人院原则上以不需要护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老年人为对象。这种机构和其他机构不同，无法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入住。虽然有这样的“规章制度”，但在需要保护的老人实际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所辖福利机构事务所的判断而获准使用。为此，想要去这个机构时，不要去找养护老人院本身，而是有必要事先咨询政府中负责老人护理的福利事务所。
问题在于，对于希望入住的对象来说，这个机构也存在床位严重不足的情况。苦于贫困的老人在不断增加，养护老人院作为收容机构却没有得到完善。
日益拉大的晚年经济差距
人们虽然觉得在自己难以独立生活之后可以入住这些机构，但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位置予以接纳。另外，由于这些老人院以二人共居、三人共居等共住房间为基本条件，就餐和就寝的时间也是有统一规定的，所以不会像自己在家里那样过得自由自在。
如果想要和常人一样度日，享受着和自己家同样的晚年生活，就有必要考虑一下由私营公司开设的收费老人院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设施完备的收费老人院的费用非常高，光交纳入住费就需要500万～1000万日元；另外，也有些机构除入住费之外，每月还要另交20万～30万日元的使用费。
这样，对于需要监护照顾的老人来说，养护老人院没有空位进不去，拥有和旅馆一样完备设施的付费老人院价格太贵住不起。这些老人或残疾，或有宿病，无法一人过活。对于这样的高龄者而言，他们最终的落脚处，往往是没有正规经营资格的收费老人公寓。这是一些榨取灰色利益的护理机构。
在这种机构里，他们不会让你享受专业的护理人士提供的服务，尽管看病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也不会让你去医院就诊。不单如此，在这种地方，连进行护理工作最起码的设备和人员也不齐全。故此，它们被人叫作“只管睡的公寓”或是“只管睡的老人院”。
此类机构到处横行无忌，就是缘于晚年经济差距的扩大。在终身雇用、工龄序列制度正在逐渐崩溃的今天，这种经济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
没有钱就不能受到像样的看护
让现状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在岗时代收入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差距被不容分说地“固定”了下来，在晚年想要增加收入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经济充裕的人群，但现状是这些收费老人院很明显是偏向于面向富裕阶层的机构，这是相当成问题的。
在公司职员时代年收入在1 000万日元以上的人本来就只是少数。基于社会福利的理念，这种只有富裕阶层可以入住的，按照普通养老金水准根本别想指望的老人护理机构的火爆，明显是反常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收费老人公寓不但没有受到社会舆论批评，需求反而逐年增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和护理保险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关系极大。就现状来看，在这个领域，官民二者的利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原理以扭曲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本来，维持生存起码限度的护理，乃是政府机关应该负责提供的范畴。但是自从2000年以来，由于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行，这一块从行政事务变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它只强调老人可以自由选择护理机构的好处，结果搞得民间企业和营利机构也来护理行业分一杯羹。伴随着“护理行业社会化”的口号声，很多生意人把它当成了赢利对象。
不管是民间企业还是社会福利法人，既然出发点相同，显然他们都会去经营有钱赚的收费老人院，这是毋庸置疑的。收费老人院一个房间的单价和养护老人院等其他护理机构相比，收费高得不合理。一边是100万日元的收益，而另外一边是1亿日元的收益，大家当然会选择经营能赚得更多的机构，这是市场规律。
此外，特别养护老人院和养护老人院因为公益性质强，机构的收入是被制度严格限定的，经营者没有指望靠它发大财。真要说起来，护理保险的资金源不足，经营费不够和职员薪资水平低本身就是一大问题。所以谁都没有意愿去经营公益性质的养护老人院，为此床位数不够，供不应求的情况也发生了。收费老人院的高价化和特别养护老人院、养护老人院不足的问题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们必须被当作高龄者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部分，联系起来予以考虑。
简而言之，关于“晚年如果需要护理的话就进老人院”之类的想法，你越是乐观，情况就越严重。不得不独自在家，在不充分的看护下度过余生的老年人，如今非常普遍。
模式3 子女成了“穷忙族”（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和啃老族
正如第一章所说的，时代正朝儿女们不会因为自己是爹娘所养而理所当然地往照顾父母的方向发展。如今黑工厂在社会上蔓延，很多青年被迫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日没夜地长时间劳动。在这种处境下还被指望着照顾双亲，其境遇实在可谓残酷。当下恐怕已经不是子女赡养父母的时代了。
不仅父母没法指望子女照顾，子女本身都成为他们“下游化”的一个因素。因为子女变成“穷忙族”或“家里蹲”，不得不在子女成人以后继续照顾他们的老人正在增多。
最近常见的情况就是所谓“穷忙族”。这是在劳动年龄层的一代年轻人身上发生的贫困问题。
来看看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日本总劳动人口中正规雇用和非正规雇用人数的变化。在2014年，全部劳动者中有37.4%都是非正规雇员。
近年的正规雇用和非正规雇用劳动情况的变迁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发表的资料
钟点工、打零工和派遣社员的比例从20年前起就在逐年增加，现在每三个劳动者中就有一人是非正规雇用，他们既没有奖金，也没有福利待遇。其中因为得不到正规从业工作机会，被称为“非自愿非正规雇员”的人数占据了非正规雇用劳动者全体的19.2%。也就是说，意愿上想转正而实际上只能干着非正规劳动的人群不在少数。
另外，根据2013年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的数据，从20～64岁所得到的工资来计算，正规雇员可以拿到约2亿2 432万日元，而非正规雇员只能拿到1亿2 104万日元，差距竟有1亿328万日元。虽然有人提出什么“同工同酬”，但是即便是同样的工作内容，正规雇员和非正规雇员之间的工资也有着天壤之别。
特别是现在地方就业岗位不足非常严峻，年轻人被非正规雇用一次，恐怕转正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这样下去，等他们30～40岁时，正好是照顾父母的问题开始变得现实的这个阶段再去找工作的话，实际上往往只会获得一些钟点工和零工之类的就业机会。如今日本的就业市场以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为主，年轻人有正规就业的机会，但是年纪越大越难以正规就业的情况，已是如今大家私下的共识。
为此，子女在老家和父母同居，自己生活费不够要靠父母的积蓄和养老金填补的情况也在持续增多。而且，父母死去，子女隐瞒事实继续领取父母养老金的事例也层出不穷。这如实展现了不靠父母就活不下去的年轻人正在增多的现状。
子女进了黑工厂
另外，由于抑郁症而辞掉工作，在家闭门不出的年轻人也为数不少。进了大企业刚松了口气，因为患上抑郁症而没法工作，于是连公寓房租也交不出的情况也是经常会有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乃是以黑工厂为代表的严酷的劳动环境，其中由于长时间劳动而搞垮了体力和精神的年轻人正在急剧增多。
另外，子女们即使过得不如意也不会和父母商量，经常因为惭愧和内疚而隐瞒他们的困境。很多时候，他们在落到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形后才会回到老家。
根据管理健康保险的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健保协会）发布的情况看，由于“精神型疾患”而无法工作的伤病补贴申请者，近年只增不减。根据全国范围内的数据报告显示，精神型疾患在伤病类全体中所占的比例在2011年超过了26%，相比1995年的4.45%增加了约6倍。
另外，由于一旦患上精神系疾病，治疗期会旷日持久，难以复归职场，心理健康也成为相当严峻的一个课题。
这类人群的出路，在他们一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固然有回到大学回炉重修、接受职业训练的选择，但总归是要花钱的，或者还得支付治疗抑郁症的医疗费。除生活费以外很多的开销都要本人和家庭承受。
说起来，按照眼下养老金的水准，光让两个老年人生活就已经到顶了。如果还有需要抚养的子女在，生活规划就难免会彻底破产。尤其是团块世代中很多人有子女问题的烦恼。“穷忙族”和“家里蹲”开始显著增加的问题，现在也开始波及40岁左右的一代人。
这被称为“团块青年”的一代人，因“单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等流行语而变得有名。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误解的一点是，这种事态的产生背景，正是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不景气，以及社会上存在的诸如非正规雇用的扩大等“雇用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他们本人主观努力不足的问题。
变成“没有铁窗的监狱”的家
亲子生活若是变成这样，可以说他们已经落入了“没有铁窗的监狱”的困境。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离家自立，另一方面，又因为知道他们有苦衷而无法强逼。想着“早点让他们离家”的父母辈和“没有地方可去”的子女辈互怀不满，而被牢牢拴在一个家里。在新闻里已经报道了几例待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无法承受压力的年轻人对父母和亲戚拔刀行凶的伤害案件。我们在关注这类案件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到这一背景。
为了让这种生活艰难的年轻人不再增多，政府和社会必须认真改善就业政策以及劳动环境。不这么做的话，恐怕将来有堕入下游危险的老人还将不断增多。“下游老人”的问题，绝不是光靠改善养老政策就能解决的。
模式4 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
第四种模式就是中老年离婚。在我的生活咨询活动中，这一类的咨询内容近来正在急速增加。但是离婚和老年贫困两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又是怎么会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人会对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打个比方，如果丈夫是公司职员，妻子是家庭主妇，在此情况下，离婚会让男方遇到无法预想的经济问题。除掉要支付给前妻费用之外，如果子女没有成年，还要支付抚养费，而且所得的养老金也要根据各自的家庭贡献而折半。为此，只要收入增加没有指望，往后的生活水准就不得不大幅下降。
为什么最近中老年离婚会逐渐增多呢？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如今虽然还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自1986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施行以后，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变得非常普遍。当今日本的家庭形象早就不是“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了。伴随着这一点，离婚率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厚生劳动省《2013年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度统计（概数）的概况》的数据，结婚20年以上的中老年夫妇离婚的件数，1985年为20 434件，到2015年，已经大幅上涨到38 034件。这个惊人的数字，表示了女性眼下在经济上已经容易自立，也说明她们以往对丈夫忍气吞声的不满情绪，在子女抚养告一段落的老年期开始井喷。
今天的老人，说来都是把结婚当作理所当然的一代人，和他们本人的意志无关，他们常常会通过相亲或者旁人说媒的方式结婚。他们这代人的终身未婚率没有现在那么高。人必须要结婚，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是一种“常识”。
另一方面，他们一旦结婚了，就不可能轻易离婚，打落牙齿也要和血吞的价值观在这代人心中非常牢固。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女性没有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经济上难以自立，她们必须依靠丈夫的收入来生活。也可以说，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残余。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结婚和夫妻生活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到了60岁前后，女方有意无意忍下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特别是女性积极选择离婚的情况正在增多，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到了老年期终于自我觉醒的状态。
还有一个原因加速了这一进程，就是那些为了寻求赔礼金以及财产分配、养老金比例分配等利益而打的离婚官司。据我从熟悉的律师事务所听到的情况，最近老年夫妻们常常会做出晚年各分家产的决定。虽然在这方面，日本以往有对女性不公的历史，但新的判例正在不断积累，法律裁决也变得公正。
而且，女性律师也在增加。在过去根本不会成为议题的婚姻内暴力强迫问题，比如家庭暴力和精神冷暴力等行为，在如今也被看作是很大的问题。近几年，这些行为在法庭上会被判处金钱补偿，这与离婚官司的盛行恐怕也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离婚诉讼中女性所得的财产金额应和男性相等的意识正在变得普及。
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不是说“今后社会将变得对男性（丈夫）来说很难熬”。我认为女方确实没有必要忍受痛苦和压力，或者是遭到家暴也得强忍着和丈夫一起生活。如今男女能够公平地分配赔礼金和财产，划分养老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可喜的。
如果人们知道资产可以这样稀松平常地被分掉的话，女性有了不想和除了能提供金钱支持以外毫无价值和魅力的男子共同生活的想法便是情理中的事，自然也有女性想早点从丈夫的麻烦里逃出来，享受余下的人生。
中老年离婚的盲点
但是，这些想法和离婚的风险是两回事。不论对于丈夫还是妻子，必须让他们正确地理解中老年离婚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比如在离婚的情况下，养老金的发放额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过去，如果丈夫是公司职员、妻子是家庭主妇，对于属于丈夫的抚养对象的妻子来说，支付给她的养老金额度会比参加厚生养老金保险的丈夫少得多。
但是，最近开始风行“无薪工作”（unpaid work）的概念。也就是说，丈夫能够在外专心工作赚钱，背后是靠妻子支撑，也就是依靠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子女等不会发生报酬的劳动才得以实现。如今这种观点已得到社会认同，养老金也因此可以公平分配。
因此，在两人每月的养老金收入之和达到约30万日元的情况下，如果在调解和法庭裁判之下被定为双方所付出劳动各占一半的话，离婚后每人的收入会在15万日元左右（养老金的分配金额存在个体差异，无法准确概括）。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离婚之后，房租和水电燃气费用须各自承担。也就是说，尽管收入减少，支出却一点儿没减，也就无法维持和以往同等水平的生活。
如果像之前举出的例子一样，每个月的养老金收入只有15万日元，而本人又没有储蓄的话，生活会马上一脚踩进“生活保障基准”的标准水平左右。两个人靠30万日元共同生活，与各自拿15万日元生活是不一样的。
另外，老人自身的想法和价值观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团块世代，他们是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的社会中坚，是受到泡沫经济恩惠最多的一代人。很多人把消费当成一件好事，肯为自己的兴趣花费时间和金钱。
在前来咨询问题的来访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上游企业工作。在他们当中，到现在每月光是汽车和住宅的维持费就要花掉15万日元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一旦他们一脚踩进下游行列，他们这样的价值观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就会陷入泥沼无法脱身。
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固然需要家庭财政顾问和律师的介入，需要从专家的视角重新规划生活，但是很多情况下也只有先生们前来咨询。理由很简单，因为比起太太们来说，先生们的生活能力非常低下，那些长年不干家务事的老年男子在伙食和日常生活上连节约的主观意识都没有。
只要一心扑在工作上，丈夫是离不开妻子的
从我目前的工作经验来看，太太们多半能靠15万日元的生活费过日子，但丈夫们基本是死路一条。尤其在团块世代中，丈夫社会地位越高，其日常生活能力之低下就越是惊人。
在学校里家务课成为男女学生共修的课程的规定，1993年在初中实施，1994年在高中实施。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特别是男性，在学校家务课的正式场合里是没有机会学到家务和烹饪技术的。为此，很多老年男子无法摆脱“家务是女人的事”的观念。
所以，即便派护工前去他们的住宅帮助他们生活，也有男子会把来人当成女佣、保姆或者别的什么，像使唤佣人一样支使别人做事。那大概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支使他们太太的吧。家务和做饭等日常生活能力低下的害处，可不单纯是“不擅长做饭”“叠不好衣服”这种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能自己做饭，就得买半成品或在外面吃饭，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另外，如果不能打扫房间的话，生活环境也会变得很不卫生。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当然容易因生病而产生额外的医药费。加上他们没有节约意识，电和煤气也浪费得十分严重。也就是说，在没有单独生活能力的情况下，他们如果付不起和夫妻同住时同等或是更高的伙食费、电费、煤气费的话，就无法维持生活。
如果不想落到这般田地，那就不要离婚，而且绝不能让离婚这事发生。如果男方一直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工作上的话，就更不用多说了。
男人要抛弃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万事不考虑的这种老想法，必须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作用，在进入晚年以前，要一点儿一点儿地把生活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中来，在感情层面上也好，在经济层面上也好，都要和太太好好商量“一起生活”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意识在年青一代上倒已经是慢慢普及渗透了，夫妇各自分担家务和子女养育的责任，这在维系夫妻关系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离婚成为夫妇双方生活下游化的源头，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正因为是人际关系淡漠的当代，我们才有必要重新认识到老伴的价值。
模式5 即便患上老年痴呆症，周围也没有家人可以依赖
在现状篇的最后，我想要讲讲老年痴呆症的问题。
现在因为高龄期时间延长，患上老年痴呆的概率相对变高。听到老年痴呆这个词，读者眼前大概会开始呈现出家人等监护人的负担。不用说，这负担确实不小，但在得了老年痴呆又不得不独居的情况下，人们会遭受来自完全不同层面的威胁，那就是诈骗等不法行为。
最为典型的诈骗手法，就是所谓“银行存款诈骗”。
根据警察厅发布的数据，2014年度因“特殊诈骗”而被骗取的金额总额达到了559亿日元，比2013年多了14%，并且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被骗取的金额也创下了最高纪录。尽管各地政府采取了防止“特殊诈骗”的措施，也在加紧搜捕犯罪团伙，但是一直未见有刹车的势头。
银行存款诈骗的受害者没有减少反而年年见涨的原因不光在于犯罪团伙诈骗手段的巧妙，我们也不能忽视老年痴呆症患者增加的背景。
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需要看护和援助的老年痴呆症高龄患者”数据，在2010年的时间点上大约为280万人，如果要把自己尚未觉察到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人数也算进去的话，数字就会翻好几倍。可以预计，这个数字在2020年前后会增长到410万人，到2025年则会膨胀到470万人之多。
正在增加的老年痴呆症人数及其比例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这里列举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不包括“虽然患有痴呆症，但基本可以独立生活”的情况）
患上老年痴呆症特别容易成为一桩问题，原因在于患者难以觉察到自己的症状。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虽然医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专业人士一看就能确定，但是本人能够察觉到的例子是很少的。即便周围有人相助，若只是容易忘事的程度，他们是感觉不到症状的。所以说，独居生活，处境会更加严重。
实际上，几乎所有前来咨询的老年痴呆患者，就算把医生确诊的结果拿给他们看，他们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才没有什么痴呆症，我身子骨硬得很呢。”
前面提到的诈骗团伙，就抓住了这个弱点。他们编造出一堆花言巧语，说什么你的儿子碰上困难了之类的鬼话，骗取老人的信任，不费吹灰之力就从老人那里骗走大笔钱，甚至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尽管银行经常会提醒人们“存款和转账之前要本人亲自确认”，但是这一提醒也被患者忘得一干二净。说起来，老年痴呆症患者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老年人自己管理金钱时需要留个心眼。除了存款诈骗以外，利用宗教劝诱，高价床上用品和化妆品的上门推销，宣传室内装修等各种各样手段剥削、诈骗老人的企业和犯罪团伙也屡见不鲜。当受害者本人察觉不对劲的时候，资产已被骗光的事例可谓不少。
老年痴呆+单人生活+奸商=“下游老人”
就我亲眼所见，有的老人房间里到处堆满垃圾，却摆着三四床全新款式的羽绒被。这明显是盯上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独居老人的奸商们的“杰作”。
针对老年痴呆患者的诈骗案，其性质之所以尤为恶劣，不光是因为坏人抓住了老年痴呆患者理解能力低下的弱点，他们甚至狡猾地利用了老年人的寂寞情绪和自尊心。对于寂寞无依的老人来说，即便是交易上的应酬往来，只要有人能在自己孤独的生活中来搭话，就让他很高兴了。很多老人一整天光看着电视，谁也不来和他搭话，亲戚一年只来探访几次。没有良心的上门推销从业者就会抓住他们的心理弱点，让这些老年人购买不必要的物件，甚至重复购买同一商品。
推销员只要看看房间的状况，和老人谈谈天，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对方有没有老年痴呆症了。尽管这样，敲骨吸髓般地兜售商品，把老人的财产榨干吸光的不良商人还是很多。虽然这种从业者肯定会说什么“本人觉得好才会买”，但受害者本人不具备正常判断力是明摆着的事，这一点他们不可能看了也不知道。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实际上还存在老人自己会因为“能有人跟我说话我就很开心了（即便对方是以诈骗为目的）”的理由，明知受骗却听之任之，不肯报案或者申请维权的事例。
这种情节也许让读者觉得太过戏剧化，但在从事福利工作的过程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真实情况。
老年痴呆症的可怕之处在于，不光是患者处在记忆能力若有若无的症状之中，若出现“痴呆症+独居生活”、“痴呆症+不良商人”这样的搭配的话，不论怎么采取措施，意外都无法避免。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谁，大脑机能都会降低。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从年龄阶段来看，74岁及以下低于10%，超过85岁则会高于40%（根据厚生劳动省研究班代表、筑波大学助教授朝田隆2013年发表的《城市内老年痴呆的得病率与针对老年痴呆症生活能力障碍的对策》）。也就是说，只要活得长，大家迟早都会得老年痴呆。为此，预先设计好能够妥当分配财产、不会轻易与人订立契约的机制等措施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在做好“谁都会得老年痴呆”的心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防老之策。
即便自以为留有心眼，仍然被卷入犯罪和消费权益侵害事件而走向下游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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