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这档事
（一）
狄德罗自称他编著的《百科全书》是为一个时代而写的书，时间证明了他的自信。而这部启蒙巨著从诞生那天到风行世界，却归功于一个书商：庞库克。换句话说，对思想的传播热情和利益考虑，商人远远强于一般学者。庞库克没有想到的是：他把启蒙当成了投机，启蒙催生了革命，而革命则使启蒙溺毙于血海之中。18世纪，是个极端的年代，也是一个让人难以忽略的年代。
同样的年代，中国也出笼了一部巨制恢宏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无论耗时还是烧钱，这部全书规模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百科全书》44倍的出自乾隆皇帝诏谕的书，不是“启蒙”，而是“寓禁于征”。该书以变相的“文字狱”刑具对之前几乎所有的存留书籍都进行了切割、分拣、重装，以致于鲁迅痛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而今的出版业，既有富兰克林批判的把灵魂卖给畅销书和一般群众口味的商业社会的必然逻辑，还有《四库全书》愚民奴化的“一人国家美学的符号叙事，个人权力政治学的徽章”。
“投机生意”驱动下的“启蒙”的不可能，以及“寓禁于征”的愚民的这两根管子，一根插在大众的嘴里，另一根插进大众的肛门，活着，就是为了像植物人一样——活着。
植物人是需要喂饲的，也会条件反射下泄的。于是，物质追求就成了唯一的营养液，就成了“圣经”，成了西西弗斯的那块巨石。
这个时代，是植物人大战僵尸的时代……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愿意接受生活之轻而不愿意承受生命之重，我不这样认为：时代加负于我们生活之重使我们不得不承受生命之轻。用赫塔·米勒的一部作品名就是：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二）
整理书架，一位老师问我：有《人类简史》吗？电脑显示卖完了。我跟他说，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我已经和出版社下单了。他说，不急，我只是想翻看一下。接着，他拿起一本展台上的书，“这么老的书你们都有，这是我主编的。”我走进一看，他举起的是怀海德的《观念的冒险》，接着，他又拿起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这些都是。”
我对贵州人民出版社出过的“沉钟文丛”、“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和“”流亡者文丛”非常喜欢。我那时还只是一个购书狂，在市面上看到一本买一本。我曾老实地对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人说过，我对“贵州”的地理概念就来源于这几套书而不是黄果树，后者只是一种香烟牌子罢了，就像我对漓江绝不会是人民币图案而是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一样。
来者见我惊讶中掩饰不住的敬佩，又拿起一本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这套汉译经典也是我们做的，后来被江苏凤凰拿走了。”听罢他的介绍，我知道遇到牛人了，就把他引到办公区一叙。在聊天中，他告诉我，他还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可以说，他是“顾准热”的始作俑者。其间的故事他能成文字的在这里（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3/99/139917015J73679264K35B8G6J0115FJG.html），不能成文字的在心里。《顾准文集》是他的骄傲——他应该的骄傲，也成了他的事业的“污点”。从他的叙述中我能听懂的就是，《顾准文集》从此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我问他：你后悔吗？他从深度眼镜片里射出光芒：“不，我不后悔。”他回答时脊梁不自觉地挺直。你已经很直了。我想。
我从事书业时间只有一年时间，就遇见了此时身陷囹圄的何林夏先生和眼前的这位。因为没人（至少我没看过）为何先生发声，我写了一篇文章。人微言轻是一回事，沉默是另一回事。
听对坐的这位出版界前辈的叙述，我脑海里冒出了沈昌文。像沈昌文那样出好书不难，难的是出高风险的好书，就像庞库克冒着坐牢风险出《百科全书》……
（三）
刘仲敬对中国书有断语：“所谓中国书只有几十种，读完了就没有了。数量看上去多，是因为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抄来抄去。其实，这就是文明灰烬的自然特征。”
“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周作人这句话看似残酷，实乃事实。
入了书业这行，才知道有多少好书，更惊诧有更多的坏书和烂书。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所有睿智的生活教科书”的滥觞出版，约翰·厄普代克就哀嚎：“黑色幽默和伟大的小说到哪儿去了？”他大骂道：“出版是罪恶，生命是罪恶。我相信。”他回忆他刚出道时，“出版商都是穿着斜纹软呢外套，抽着烟斗的绅士。”而现在的出版商，除了休·希凡纳“还像这个样子”，其余的“出版社的老板如今都是石油公司或他们的爪牙，他们自然想发意外之财，就像喷油井。”
中国有将近六百家的出版社，这是一个出书大国。请注意，出书大国和出版大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强调的是后者。前者容易，把森林变成书籍即可；后者的评价体系是：出版的书籍有多少是被国际买下版权以及被译成多少种文字（自己翻译成多国语言那是逗国人的拙劣把戏）。每当有国际书展，比如美国，就是兰登书屋等两三家，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均是如此，再看我们，好家伙，几十上百家的出版社。展位大不等于书好，就像嗓门大不等于有理一样。人流量和成交量的不成比例和文字有关，更和出版乱象有关。一个冠以“人民”的出版社就有几十家，几乎每个省都有，科学、教育、民族等基本也是每个省、自治区配齐。出版社的诸侯割据导致相互倾轧，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好书、具有学术价值但非常小众的书无人敢印。具有前沿意识的出版人花了巨大的成本一旦趟出一条路，后面蜂拥的出版社便立马复制、粘贴。就这样，探路者被无情地拍死在了沙滩上；就这样，劣币完美地驱除了良币。
出版人存在的另一个高风险是：好的出版人往往不会被劣币击倒，因为劣币的精度是无法抗衡良币的精度的，然而无论是哪种币都逃不过淬火的魔炉。这只炉子诞生你，就能摧毁你。这个炉子的名字叫“鼎”。
鼎，从“亨人掌共鼎鑊以给水火之齐”的烹煮饮器，到“鼎鑊之刑”的烹人刑罚，再到“铸刑鼎”的法律刑书，最后成为国之重器“鼎业”。看起来是“鼎”的流变史，实则乃是“流而不变”的统治史······
沈昌文曾遇到“鼎”成“烫婆婆”的时代，他回忆道：“我经常跟编辑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你们现在的苦恼是，你们有一些开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
坦率说，拜沈昌文、钟叔河等优秀出版人所赐，我买到了很多好书，但由于他们得到的是赏赐的自由，被收回这种自由也是“理所应当”。对此，我们除了“理解”，也只能试着“理解”了。《论出版自由》是一个叫约翰·弥尔顿的海外别有用心的人写的。“吹壶”焉知“鼎业”之志哉？
日军侵华，有意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在事后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其实导致文化毁灭不一定需要炸弹、烈焰，软埋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