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那一天

秋阳像个刚刚从炉膛里提溜出来的铁饼，红彤彤地挂在中天，猪吃足了食四脚舒展卧于阴凉处。弟弟们吃过早饭就跑了，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父亲和母亲五更天就去田地起土豆。临走时，母亲推了推熟睡的我说：“在家照看好弟弟们，不要让他们去大井玩。猪食盆里舀一多半猪菜一少半花日（花日是麦秸秆磨成的粉末，我不知道母亲为啥叫它花日）。”母亲把头一天晚上烙好的加了糖精的发面饼包裹进笼布里，装进碎布拼接成的布包里，灌了一塑料桶晾凉的白开水。我知道父亲母亲中午又不回家了，他们把这叫“不回晌”，母亲说，马上就要上冻了，不赶趁着起回土豆，一夜之间就冻在地里了。我站在院中抬手搭在脑门，斜眼望着天空中那个火红火红刺眼的太阳，无比肯定地怀疑起母亲说的话。这么热辣辣的太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把地里的土豆冻了呢？

小梅子气喘吁吁跑进了我家的院子里，她像个猴子一样嗖地一下窜上我家西墙，骑在墙上嗤嗤的笑，“小草，快上来，快点。”我使出浑身力气终究爬不上那堵墙。“哎呀！快点。”小梅子催促着我。我跑进屋里搬出了大板凳，终于也骑在了墙上。七婶婶手里抱着一只老母鸡，正把两个手指捅进鸡屁股里摸蛋。她的头发像鸡窝里的垫窝草乱蓬蓬顶在头顶上，花褂子绷在她的身上。柱柱被一根绳子五花大绑着站在沿台上。小梅子说：“柱柱下井掏雀儿，被他妈绑了。嘻嘻！”小梅子望着柱柱笑了又笑。“笑，再笑爷撕烂你的嘴。”七婶婶扔下母鸡一巴掌扇到柱柱的脑门子上。我麻溜滑下墙，跑到村东的大井，放开嗓门喊着弟弟们的名字，我忘记了母亲的叮嘱，想起了晌午弟弟们还没回家吃饭。大井旁没有一个人，我挪到井边，明晃晃的井水吓得我瘫坐在井沿上。

我是在村南的废弃马厩里找到的弟弟们。他们满脸烟灰，黑乎乎的手里捧着黑乎乎的土豆蛋蛋，用黑乎乎的小嘴吹着上面黑乎乎的牛粪灰。“姐，给你，可香了，糊嘎嘎。”弟弟用袖子蹭蹭吹过浮灰的土豆蛋蛋递给我。“臭死啦，都是臭牛粪，吃了肚子里会长虫子的，回家。”我骂骂咧咧拉扯着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五岁。

那天傍晚，七婶婶和八婶婶打了一架，打的收工回来路过的人都驻足观战。八婶婶说七婶婶偷圈了她家的母鸡，要七婶婶把下的蛋还给她。七婶婶说青天白日的没做那丧良心的事。那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七婶婶捅屁股的那只鸡到底是八婶婶的还是七婶婶的。

那天，骑在我家西墙笑看柱柱的小梅子并没有被柱柱撕烂嘴，多年以后桀骜不驯的柱柱拜倒在小梅子的石榴裙下。他被小梅子用阳光欢快的笑声，滋养成了一条阳光率真的汉子。

那天以后的某一天，柱柱的伙伴二毛杏去大井掏雀儿蛋溺水身亡。之后，全村的孩子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下井了。弟弟们一年一年长大了，父母亲再去田里挖土豆就会带着我的弟弟们，在日复一日中弟弟们成长为家里的劳力，成长为父母亲心里的顶梁柱，也成长为我一生不可或缺的依赖。

那天以后的多年，不知道阴阳两隔的七婶婶和八婶婶还记不记得年轻时那场为一颗鸡蛋拳脚相加的战斗。当岁月的车轮在历史的长途中碾过，那些被风吹过的，被雨水冲刷过的，被霜雪浸染过的是是非非，终将都成为记忆长河中的一粒沙石，或永远深埋，或漂浮于河面。好的坏的，喜的悲的都已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