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如何在田野中发现一个好问题
上了十年大学，这十年，主要在学一件事儿：如何问问题。写论文，问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比得出什么结论更加重要。有时论文写不下去，常常是因为问出的问题质量不佳，只能堕入人云亦云的陷坑，或者为了凑字数而东拉西扯。今天得到一个机会，庄孔韶老师到兰大办讲座，题目是《如何在田野中发现问题》，我去听了听，虽然没有彻底驱散笼罩在我学业里的这团阴霾，但多少有点帮助。
庄孔韶是我们人类学教材的作者，现实中是个颇为谦恭的人。他站在讲台上，没有华丽的ppt，慢条斯理地讲了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汶川地震中找到“组织人类学”。
“罗汉寺现象→寻找反应单位→寻找组织→组织社会学→组织人类学”
进入汶川地震灾区前，庄先生的学生们原本打算单纯地做点义工，搞点公益，顺便研究研究羌族的非遗以及临终关怀问题，但是意外地发现了金矿，做成出了非常优秀的研究。
在庄孔韶先生带学生去汶川之前，美国人类学家已有在几篇针对墨西哥大地震的研究，提出过“培植反映单位”的思想，大意是说：灾难之后，当地不可能永远指望外来的组织 ，能够快速有效地自救的组织就在本地 ，因此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 ，什么样的本地民间组织能够迅速地整合资源，投入救灾，就应该在平时支持和培植这样的组织。（Quarantelli 1990）
庄孔韶将这个理论借用到了汶川地震的灾害研究当中。地震发生后，庄孔韶带学生进入现场，一方面参与公益，做点非遗保护之类的工作；一方面寻找可供研究的案例。这时他们关注到了当地一所罗汉寺。寺院在灾后救援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当地救援力量集散的中心。比如僧人把禅床让出用作给孕妇接生，有一百多个婴儿出生于寺院里。再比如，这座罗汉寺下属的居士群体成为联结受灾群众与救援力量的中介，还为参与救援的野战部队提供给养。他和学生们发现，哎，这个案例有意思，值得深挖。
此外，他们发现在偏远地区，公立医院无力照顾的地方，在这次地震中，一些个体医生协会就担负起了救死扶伤的责任。平时这些个体医生游离在体制之外，在偏远地区行医多半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在灾害发生后，他们能够比医院深入灾区实施救援。
在中国历史上，寺院和行会等民间组织一直是赈灾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我的一个师兄，曾经研究1928年甘肃海原地震后的救灾历史。当时国民政府力量薄弱， 难以组织有效的救援，救援工作落在了当地帮会的身上。灾害事件凸显了这些帮会“亦正亦邪”的特性，平时他们是国家行政力量管辖之外的法外之徒，但在救灾过程中又能够有效地征集和分配救援物资。
关于民间组织，社会学有个分支叫组织社会学，已经有一些可供提取的研究理论。但是组织社会学关注的是正规的、有规模的组织，而人类学学者在地震案例中找到这个切入点不能完全套用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庄孔韶通过一些年的研究和观察，提出“组织人类学”的想法，重点考量在临时的和混乱的状态下，群众自发的组织如何形成、如何运行、如何服务社会。
通过对汶川地震中民间组织的反应，庄教授的研究团队扩展了美国人类学提出的这个“培植反应单位”理论：我们应当关注救灾期间，物资的调动运输分配，哪些组织可以高效地分配物资。如果在灾害发生后，当地存在这样一些社会组织，能够在危急时刻起到有效作用的话，损失就能得到减轻，救灾就能顺利进行。民间组织在民间发挥作用，如叶脉伸展。民间组织在救灾中能够迅速发生反应，源自长期在基层的活动积累了资源。
第二个故事：中国女性的整容
庄孔韶先生的某个学生，研究中国女性的整容问题。和汶川地震中发现罗汉寺不同，研究整容的这位同学，在进入田野对这个题目已经有了充分的评估。
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和中国社会的特点分不开：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他的这个学生参与了大小整容医院的各个阶段的工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女性有特殊的整容理念：人们希望自己整容手术后，还要看得像没被整过一样，强调“自然”效果。这个需求在西方整容医院里不常听到。于是，这个研究者就要发掘“自然”审美观念的来源，从中国传统国学文献里梳理“自然”观念的嬗变。
美国学者威廉·亚当斯有著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国内有黄剑波译本），许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最终要提取一些“哲学”出来。而庄先生的学生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追溯到的是中国哲学根基。中国式整容的深层根源是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观念。
（我在网上没有搜索到这位前辈关于中国女性整容问题的论文，请学识渊博的读者在留言告知。）
第三个故事：虎日案例：“社会威权体系的重建”
我们许多人了解庄孔韶，都是从他的纪录片《虎日》开始的。庄孔韶教授告诉我们，虎日的这个研究契机，是等来的。
庄孔韶的一个学生是宁蒗的一个年轻的彝族头人。他本专业学习彝族语言和英语，前来考研的时候，拜会导师，在聊天中说起了宁蒗彝族年轻人吸毒的问题。这个年轻的头人思考认为，毒品在族人中泛滥，是因为彝族传统文化系统出了问题。文化系统要治愈自己，就要通过文化手段来完成这个“修补”工作。
彝族民间历法有属相记日法，用十二生肖指代日期，源自古代中国的干支历法。虎日是战争日，从前，对其他部落发动战争的仪式都会在虎日举行。彝族人认为，戒毒是对生命的战争，所以在一些人的倡议下，在虎日举行了一个发誓戒毒的仪式。这个仪式的操作并不难，仪式的操作细节，都是传统彝族民间信仰一直在使用的，老人们都会操作，经文也不难念。彝族人所做的，只是把一个传统仪式用在解决现代问题上。1999年，这个头人所在的家支首次举行了一次“虎日”戒毒仪式，戒毒的人喝血酒，摔碗，发誓。这种做法效果不错，所以有消息说，其他家支也打算采纳这个方法。此事聊完也就聊完，搁置下来。
三年后机会出现——2002年，庄先生的学生调研时听说，某个家支也要举行虎日仪式，于是庄教授带着学生，做了两支调研。一支团队调研整个家支的仪式，一支团队调研了一个典型家庭的案例。通过这件事，他们发现，人类学学者拍摄的纪录片电影可以和论文完美地结合。电影面向大众，论文面向学者。《虎日》电影在丽江电视台连续播放了好几天后，这个仪式又被更多家支模仿。
后来庄孔韶在美国讲学，听众提出，虎日案例不能直接借用到美国，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都是“类家族组织”：对家族组织的模仿和延伸，虎日戒毒依赖的是家族文化的监督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仅适用于东亚这种家族观念强盛的地方。
附：我们对庄孔韶老师的了解，都是从这部短短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开始的：
《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