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 每个想做记者的人，都曾怀有理想
“忠贞的人，永远会得到忠贞；勇敢的人，最后也是以勇敢结束。”
今天看了三部片子。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En man som heter Ove）、《我们这一天》（This Is Us）和《大同》（The Chinese Mayor）。
除非自己亟待生理性的哭泣，去宣泄黯然的情绪，否则我是不会耐着性子看完《我们这一天》、《请回答1988》这类家庭片的。
它仿佛一个异常遥远的世界，那些美好并不属于我这样焦虑、压抑、不安、彷徨、贫穷、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二十岁生人。
我这样的年纪，不该喜欢虚假的温情。【虽然我沉迷于脉脉温情
自己更喜欢什么呢？
看政客出丑、看知识分子讽刺，看左派疯狂、看右派腐朽，看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看现实主义者的现实，看天下熙攘为利来又为利往、看芸芸众生生老病死，看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所以我看完纪录片《大同》，就写写纪录片的主人公——耿彦波。
大同对于我来说是具象的。
2017年的国庆，我从山西省城太原，那如同县城水平的长途客运站出发，一路向北，抵达大同。
彼时秋意肃杀，大同弥漫着荒凉的气息，街边的书摊、写着老式字体的招牌、破败的胡同、极其便宜的物价、淳朴的当地人（在这里哀悼一下罗尧被偷的手机），仿佛瞬间穿越回1980年。
假如追溯得更为久远，大同这座城市，见证了塞北太多的纷乱与荣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始皇北击匈奴、蒙恬修筑长城、汉高祖白登山之围、北魏拓跋氏迁都、云冈石窟的开凿、南北朝的对峙，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杨家将的传说、常遇春的胜利、土木堡之变、慈禧的逃亡、察哈尔省的撤销。
鸣镝之声，响彻千古。
可西京的辉煌终究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经历了建国之后六十多年的沉浮，这座逐渐被边缘化的煤矿资源型城市，终于迎来了一个改变她的人——耿彦波。
耿彦波的名字是我做攻略时听本地人说起的。
“市长、争议、铁腕、良心、尽责。”
这是他最常见的标签。
但这些标签对我这个非本地人来说，直到看完纪录片《大同》，才变得鲜活起来。
他学中文出身，曾经的梦想是当一个优秀的记者。他喜欢古典诗词、国学，认为古典文学的世界是最幸福不过的了。或许从政对于耿彦波来说，只是机缘巧合。
37岁时，耿彦波成为灵石县县长。王家大院，是这位热爱国学的政客第一次尝试开发文化资源。随后，他又开始大刀阔斧地拆迁旧古城，建设新古城。
42岁时，耿彦波被任命为榆次市委书记。常家庄园、修复榆次老城都出自他手。
这期间，不断有人因为他制定的政策上访、冲突，甚至有人为他送上花圈。
2008年，已到知天命的耿彦波，成为大同市市长，并在这个平均任期只有一年的位置上，干了五年。
纪录片一开始，就是急吼吼奔跑的耿彦波。
除了被老婆揪回家强制休息时会面露苦笑，他其实很少有柔和的时候。
他在会上让完不成任务的领导滚蛋，他骂偷工减料的包工头“一肚子坏水”，他批评拖延工程的人“要把大同的事业毁在手上”。
导演周浩问他为什么不能怀柔一点，他回答：
“你看我是着急的不行了，其实我的整个队伍，整个的行程并不快，好多工程都不行的……我还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同呢？这个城市，大部分不能把它拆去，如果拆去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绩工程。这个城市就麻烦了。”
耿彦波重复了许多次，“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他知道自己一走，大同的城市建设工程也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下一任领导有自己的想法，耿彦波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任上把大同建设好。
“大同就这一次机会了。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冲不上去就冲不上去了。历史不会再给大同机会了。”
“大同贫穷啊，老百姓住房条件之差，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有人说你这个市长不能只抓城市建设，还应该抓工业农业啊。你有条件吗？你开发区不就6平方公里吗？你招商引资有项目吗？你的转型要平台啊，你没有平台，项目弄不下来啊。”
大同有多穷呢？
GDP年年在山西垫底，山西35个贫困县，5个在大同，隔壁的忻州，占了11个。不过奇怪的是，著名的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全都在忻州，真是有种捧着金饭碗要饭的感觉。
而我的直观感受，也在印证大同，甚至整个山西的贫穷。
我从应县→砂河镇→繁峙县→五台山，算是彻底感受了一次被21世纪遗忘的山西：应县下午两点就停发的班车、出租车司机闭塞的思想、停留在50年代的代县县城、荒无人烟的乡村公路、吃相难看的五台山景区。
更何况在山西，永远绕不开腐败这个问题。
但是插一句题外话，我不得不承认，在最穷的忻州，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去豆村的乡村巴士上，我看到了五台山最美的秋景，享受了山西难得一见的蓝天和阳光。秋叶飘零深处，辽远静谧的佛光寺；蓝天白云之下，孤独矗立的南禅寺。
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心潮澎湃。
纪录片里还出现了许多人。他们都有一张苍老的、被生活摧残过的脸庞。
被强拆的市民指着政府的人骂“钱还不都是被你们贪污走了”。
广场的大爷凶狠地威胁领导们“给我权力我就一枪崩了他”。
跑到耿彦波面前上访的群众握着市长的手说“你是唯一一个干实事的市长。”
老太太打开沙沙作响的塑料袋，包着一份用不甘、痛苦打出来的上访材料。一次又一次，等在耿彦波居住的军区大院门口，等待着向市长乞求、哭诉。
其实这就是中国大部分百姓表达的办法，甚至是唯一办法。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里规定的流程，国家机关真的会照章办事吗？那些被国家侵犯了个人利益的人，有多少被一句“个人利益应该让位于国家利益”而不了了之？
“事儿逼”在我这里，绝对是一个褒义词。
纵观整个法律史，哪一项权利不是先辈们用血和泪抗争得来的？我们早已奉为圭臬的“人生而自由平等”，1776年才被写进《独立宣言》；我们习以为常的八小时工作日，是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的成果；我们视种族歧视者为洪水猛兽，可是1991年，南非才解除种族隔离。
劝人忍受侵害，无疑在践踏法律的正义。
曾经想当“社会这艘船的瞭望者”——记者的耿彦波，也是有理想主义的吧。
“我的压力全赖我自己……这些（工程）不是来自上面的部署，也不是来自周围的要求。我当市长完全可以不做这些事，完全可以找一个轻松的、稍微做点就能体现政绩的、既能当官又能轻松的……我从政这么多年，我肯定知道这个地方哪些事少麻烦，对自己又有利。”
而与耿彦波同时在任大同市委书记的丰立祥，在2016年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官僚、政客、贪官、清官、实干家、空谈者。
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任何地方，“忠贞的人，永远会得到忠贞；勇敢的人，最后也是以勇敢结束。”
理想者死于理想，卑鄙者亡于卑鄙。
2013年春节前夕，耿彦波突然被调离大同市长，前往太原任职。
在自发的欢送会结束后，这个在任时每天靠着安定入眠、只能睡四个小时的大同市长，在轿车里流下了眼泪。
“唉，大同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其实我这个年龄走到今天，我对做官已经没什么概念了，也没什么想法了。我主要是把一方面的事，做好就算了。那么我的理想还是在大同把它做完整，”
新修的古城依然古意盎然地矗立在那里，即使很多古建专家对耿彦波拆旧修旧的做法颇为不满，但都与耿彦波无关了。
我只记得那个秋夜，和朋友走在空荡的关帝庙前，看到的苍凉月色。
“今月曾经照古人。”
大同，隔绝了百年之后，一如往昔般美丽。
最后是一个福利。
有大爷问导演周浩是什么身份。
听完周浩的解释，被TG开除了的广场闲散人员老马语出惊人：
电影 | 每个想做记者的人，都曾怀有理想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意大利导演。20岁之前很倾心建筑模型，后来着迷戏剧。曾经试图拍摄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一经验使他后来作品提倡内在的写实主义，同时也预示着他以后的作品将关注人的精神状态的病态和异化。1939-1940年担任罗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的编辑。在罗马实验电影中心短时间学习之后，开始撰写剧本。
1940年安东尼奥尼开始拍摄各种短片和纪录短片。1950年找到后台老板，开拍剧情长片处女作《爱情故事》，偏离流行的新现实主义，关注于人际关系，视觉上也发展出“反电影”倾向，即一种“内心电影”。《蚀》、《奇遇》获得戛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红色沙漠》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作品简化甚至舍弃叙事和戏剧冲突，展现复杂而神秘的氛围，将沉思和意象置于故事和人物之上，用浮动又没有出路的思绪、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谜语，给人不安定的感觉。
1972年，在《无限春光在险峰》与《过客》之间，安东尼奥尼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他拍了纪录片《中国》（Chung Kuo - Cina），但是该片却被中国当局以“反hua”与“反TG”为理由严厉谴责。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是2004年11月25日在北京，由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
我实名为卧虎藏龙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打c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