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读书笔记下

回首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认定。西方不仅仅带来了鸦片、战争和殖民地，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自我陶醉的天朝梦幻、愚昧和自然经济。墨西哥鹰洋、“袁大头”银圆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

第二，在政府介入下，货币的职能比原始的定价、交换和储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它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创造出新的金融生态，而且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都导致了资源和货币本位制度的跨国转移，也推广了普世价值观念，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和货币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论管制者是否喜欢，是否制造障碍。货币的全球化更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不容割舍。从当年墨西哥鹰洋等迫使中国放弃银两制度，废两改元，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这种历史变迁自然令人感慨，但个中的大趋势更令人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力和人民币的支付能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的国力相匹配，令人炫目的中国购买力能否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老百姓的生活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洋务运动始于清朝崩溃之际，外敌于前，欺辱于心，一时激起志士仁人的奋起，也鼓励能臣强将的搏击。各国列强之间的博弈，全球近代产业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给予了中国和日本一个宝贵的时段去变革。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齐头并进，引进近代工业技术和设备，更新教育体系和官吏机构，导致了亚洲经济在全球市场的首次崛起。政治制度和文明观念领域的进退取舍，造成了中国、日本发展路径的差异，而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发轫与否及其演化路径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差距。

近代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这是工业体系的内生因素。洋务运动搬来了可见的机器和技术，却没有学习金融观念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一种瘸腿的工业化。我们后人更多提及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失败，这种评价有可能妨碍我们理解洋务运动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很难真正理解金融制度与产业、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内生关系。

翻检中国的铁路与金融历史，头绪极多，从金融角度观之，有几点可以留意。

其一，铁路融资的国家信誉。美国早期铁路主要是由私人投资，政府给予土地、独家经营权以及免税的支持。各州政府也通过发行铁路债券和投资股票的方式给予融资方便，只有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等少数地方政府直接投资铁路。中国铁路百年来全部是政府主导，很少有市场操作的空间，因此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主要依赖国家信誉。湖广铁路债券的官司应该是国际司法的特例，有诸多政治因素介入，不应引以为荣。而且，政府信用不能一味透支，中国高铁建设长期在政府扶植下未能建立自身市场融资能力就是重要教训。

其二，铁路融资的产业链。铁路需要大量的钢铁，导致钢铁厂和煤矿的建立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形成大大激励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铁路也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交通便利后，旅游和居民迁徙都导致国家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中国历界政府对铁路融资高度关注，但对于产业链延伸却未能梳理。铁路部门军事化管理，上下游企业全被垄断门槛和垄断价格所钳制，不能自由提供增值服务，形成单向依附性。动车事故后，几十家铁路相关上市公司股票立即暴跌甚至停牌便是明证。

其三，铁路融资培育资本市场。铁路的资本密集性激励了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的发展，这是在西方金融市场获得的经验。中国铁路过于依赖政府信用和银行融资，导致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失去了铁路融资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和衍生金融产品。而在刚刚表达出资本市场活力之时，铁路板块整体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的强制性政策进一步绑架了市场，扼杀了市场选择空间。

从西方的“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旁氏游戏”到当下的美国麦道夫案件和中国的各种集资与投机，都是资本市场的内生现象，并非传媒宣传和法律宣判所简化的异象。温故知新，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机制。即便屡次发生，也断然各有异同，不可轻易给出评价。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内外融资压力下顶层设计的结果，更是中国各个阶层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不断参与创造的结果。可惜的是，每一代投资人和监管者都对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过于自信，对过往历史不屑一顾，甚至彻底遗忘。这无疑使我们后来人不得不重复历史的低级错误。

第一，中国的晚清市场经济和资本积聚基本是在上海完成的，外资金融和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彼此合作，比恶性竞争更多。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全球推广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使得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当时亚洲最具影响的融资中心。因此，具有全国意义的金融危机自然也在上海发生。此前的局部危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垮台和山西票号倒闭等并不能有此等能量。上海出道如此之旱，曾带动亚洲纺织、橡胶等产业的国际资本走向，却在百年后仍苦苦寻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令人唏嘘。

第二，新产业和新产品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一度形成泡沫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反复发生这种情况，而且都是在市场形成时主导了市场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南海泡沫，就没有现代公司法的形成；没有郁金香泡沫，也就没有现代交易机制和监管的建立；没有上海橡胶泡沫，也没有后来现代金融机构对钱庄、票号的洗牌和10年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奠基。我们因此可以体验到美国铁路泡沫( 1910)、中东石油泡沫( 1970)、全球互联网泡沫(1990)以及全球衍生产品泡沫(2000)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

第三，产业、金融的发展在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中国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也会将全球危机带人中国，洗劫国民积累。一旦资本市场建立并与国际对接后，如何建立平稳机制和缓冲地带值得高度关注，但这不应该成为设立人为障碍的借口和拖延对接的理由。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100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清朝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除了斗志昂扬外，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加以改善。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可以使整个制度倾覆。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那年，也会败在辛亥那年。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完成海军建设，打败日本海军，就有可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应该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还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惜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

第三， 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甲午、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需的透明度和流通性之重要。买公债就附加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表达了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都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有多大的提升呀。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能力来设计这样一个机制，筹集本土的资本投资于本土的铁路，辛亥革命也许就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这种假设毫无历史逻辑的支撑。但是，换个角度，欧洲工业文明之所以如火如荼在300年间根本解构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市场规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各国同样的银行家们真是居功至伟。他们从16世纪起，将早期的货币汇兑、典当和高利贷等生意有声有色不受干预地演化成在今天仍然是主流的金融体系。而当时早已经更为成熟的钱庄、票号的中介服务生意始终在政府打压下各自为政，苟延残喘。想到早在美第奇家族之前600年就创造了纸币（宋代交子）的中国金融先驱者们，更让我们后人不胜唏嘘。

贿选在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只是方式不同。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政治竞争中，就已经非常娴熟地利用公民权和领地拉票选举执政官。尼禄皇帝也直截了当地用金钱买来贵族对他改造古城等项目的支持。中国历代朝廷中用金钱上下打点完成政治目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曹锟不过是过于自信成王败寇的规则，一厢情愿地企图用日后的成就来弥补贿选的失德罢了。

换一个角度说，金钱其实是政治变革的重要杠杆。  

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着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隘地甚至是故意地以声讨贿赂为由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

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其与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这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因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久，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二者是否结合，而是金钱分散和权力分散，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群体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

博物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或者你是什么级别，而在于你能如何改变社会，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大众。  

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在过去30年里专注于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可以理解的主流旋律，同时也凸显了急功近利和成王败寇的社会价值观。全球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欧洲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沉迷于大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和消费者直接面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调整政策失灵的局面。由此，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过程合理性迅速成为主导当下和未来经济思维和行为的重要坐标。

经济史与金融史就成为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无暇也没有能力引经据典地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下，在故作高深的学者们还在慢条斯理地纠结于学派门第之时，阴谋论就成为了一种快餐和祷告文，迅速在大众中传播开来。

金融博物馆就是普及金融教育，启发民智和提升金融素质的公共平台。它不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也不是收集金融票证用品给少数专家把玩的后院仓库。扫除金融文盲是一项长期的使命。金融市场干变万化，每隔几年，知识就淘汰更新，不断学习和提升金融技巧是现代企业竞争的手段，也是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两年来，中国金融博物馆吸引了4万多名观众到场，积累了丰富的沟通和分享金融知识的经验。

金融博物馆是不断变化的平台，我从来不用完美主义来苛求自己和他人。即便历史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只要给我10分钟，我就可以挑出10个毛病。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断学习，善于改进，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天天进步。对我而言，人们对博物馆的表扬便是鼓励，冷嘲热讽便是鞭策，恶意攻击也是肯定我们的能力和影响。从善如流就可以因势利导地发现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