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铁千元征文半决赛 | 致青春
文 | 王小久 编号884
01
2003年，我15岁，正青春。
那一年，兴起了民谣热。
当大顺拿着朴树的磁带给我听的时候，我记得清楚，是夏天。
我正穿着侧边带着两条白杠的深蓝色短裤坐在沙发上，身旁的浅蓝色扇页的旧风扇，转的飞快，发出吱吱呀呀的动静。
凉风吹过我额头的碎头发，也吹过我手中的红西瓜。
而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哪吒传奇》，哪吒穿了个红肚兜，扎了两个犄角辫儿，伸着脖子正在跟他爹吵架。
敲门声响起，大顺来找我，大顺一脸鄙夷“你多大了，还看小孩子的东西。”
说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盘磁带“诺，听听这个。”
我把磁带放进四四方方的录音机里，按下红色三角形播放键。
就听到了朴树，他唱那些花儿。
朴树的声音从磁带里飘出来，我突然就想起了一大片的油菜花儿，对，就是油菜花，而不是别的，那种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黄嫩黄嫩的油菜花。
比手中的西瓜甜，也比身旁的风扇凉爽。
所以，从那一刻起，我舍弃了哪吒，选择了融入到民谣风的大潮中去。
02
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里，但凡是男生，几乎都未能躲过这一潮。
他们买吉他，把头发留长，扎小辫子，眼神忧郁，时不时还蹦出些文雅词儿，他们说这样文艺。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续起些长发到肩膀头，穿了一身象征文艺的磨白牛仔衣，衣服的领子要立起来，里面的半袖要是那种袖口边儿带着一条蓝的。
每次我这样打扮，我都能想象自己，走在夏日轻摇的风中，风吹乱了我的头发，而我眼神里充满着不知名的忧郁，手要恰到好处的把头发从中间撩起来，这个样子最迷人。
可我却缺了一把吉他，无法坐在学校操场的台阶上为那些疯狂的女同学们弹奏一曲。
于是，我跟我妈伸手要钱，我妈当然是要打断我的腿。
她说我不务正业，整天想着这些没用的东西，我告诉她这是潮流，就跟二十多年前她穿高垫肩的西装是一个道理。
但是后来，我依然买了一把吉他，二手的，用攒下的吃饭钱买的，以至于那一段时间我感觉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背着吉他去学校，也背着吉他满大街溜达，吉他包在我身后来回晃悠，它高出我许多，也沉了许多，但是我却依然高兴，高兴自己终于融入了现代的流行大潮之中。
我弹了第一首曲子，坐在操场的石阶上，只一把吉他，一头吹乱的头发，就征服了娟子。
娟子看着我的眼睛里都是忽闪忽闪的星星。
03
2004年，非典。
我被关在了屋里，哪儿也不能去，陪着我的只有这把破吉他。
我舔着手指头翻着吉他教学书，手指头生了厚厚的茧子，胳膊肘也磕的淤青。
但是只要我弹起来，琴弦声钻出窗户外，外头也没有那样严肃与孤寂。
娟子从家里跑出来找我，扎了两条麻花辫儿，穿了一身白色长裙，风吹过她，裙角儿便跟着摆动起来。
她在我的窗户外唤着我，我打开窗户，钻身出了平房，带着我的吉他。
娟子牵着我的手低头羞涩，我们去河边，她说那里是文青的聚集地。
我在河边为她弹了一曲，哪怕身旁净是耍着花样儿，动作帅气的男青年，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弹的好，因为娟子只冲着我笑。
那一年，是属于民谣的时代，也是属于我的时代。
04
2006年，我离开了家。
背上了自己的吉他，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我随着很多男青年一起，坐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
车厢里晃晃荡荡，轰轰隆隆，但是我却兴奋的不行，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北京，那个属于年轻人的地方闯荡，当一名正儿八经的“北漂”。
只是我的身边没有娟子。
在北京的日子里，不好过，我租了一间20平米的地下室，潮湿的味道总是在半夜涌出来，像腐烂的虫子，弄的我一阵阵干呕。
每次去厕所，都要排上很长时间，等轮到我时，马桶也总会堵起来，臭气熏天。
我的屋子里还算干净，尤其是墙上。
我把衣服，锅碗瓢盆，各种凌乱的玩意儿，一并堆在我妈为我拿的大花床单上，可唯有我的吉他，我挂在墙角。
仔细一看，倒像个艺术品，因为总与身边的物件不搭配。
我每天蹲在旮旯的小圆桌旁吃泡面，我吃过虾仁味儿的，酸菜味儿的，五鲜味儿的，还没有吃全。
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北京是好混的，起码应该不会太难为我，可是后来，到了这儿，我发现我错了。
我每天背着吉他，在外头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找工作，找酒吧，找饭店，找了该找的所有地方。
可是他们不用我，他们说，我这样的，已经过时了。
05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可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不同的。
穿的不同，唱的不同，甚至连头发也不同。
他们喜好穿那些肥大的裤子，裆部沉下来，显得腿部尤其短，他们唱《洗刷刷》唱《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他们不唱民谣。
他们的头发也染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炸起的像个鸡窝，仿佛一伸手就能在里面掏出个鸡蛋来。
我也试着这样打扮，试着适应这样的潮流，可是当我把头发立起来，大裆裤穿起来，背起我那把破吉他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是不搭调的。
那一刻，我才知道，民谣已经老去了。
后来，我的钱花完了，再也租不起那个潮湿的地下室，甚至也买不起酸菜味儿的泡面。
所以，我又背着那把破吉他回家了。
我依然坐在绿皮火车里，可是周围没了那些一脸兴奋的小青年儿。
06
2010年，我穿了一身板正西装，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每天早晨6点，闹钟叫醒我。
我啃着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与那些出来遛弯的老头老太太们抢公交。
一整天我都会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肩膀酸痛，屁股潮热。
可即使是这样，老板仍然对我不满意。
他时常把我刚做好的报表摔在我的脸上，他说我这个没上过大学的土包子狗屁不懂。
我笑笑不说话，任凭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躁动。
中午时分，我会买上一个汉堡或者一个面包填饱肚子，可唯独不买泡面。
吃够了。
晚上六点，我准时下班，穿过昏暗的街道，踢过路旁的石子儿，提着公文包，不紧不慢的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会路过一个吉他店，透明的玻璃里，挂着很多吉他，可我一眼也不看。
与大多数人一样，晚饭时候，总是免不了父母的唠叨，他们就像一台缝纫机，没完没了的在我身旁工作，他们说我岁数大了，他们说我该成家了，他们说我看起来有些成熟了。
可是，那年，我才22岁。
07
2015年，我结婚了。
与一个相亲对象，她长得很白，笑起来很耐看，她扎了两个麻花辫儿，看着复古。
我依然过着之前的生活，家里和公司两点一线。
只不过我不再挤公交了，我买了一辆车。
每开进必经的隧道里，总会堵上一会儿。
我学会了抱怨，我把脖子伸出车窗外骂骂咧咧的。
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学会了如此暴躁，以前的时候我不这样，去北京时不这样，从北京回来也不这样，可现在一个小小的堵车，就把我变成这般了。
车里电台放着汪峰的“北京，北京”，我想此时又是摇滚崛起的时代了，就像那年的民谣一样。
婚后第二年，我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很大，每天早晨阳光都会投进来，暖了整个房间。
它不像以前的那个地下室，它宽敞也明亮，我甚至还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工作房，可工作房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个桌子和一个电脑，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08
2018年，我儿子两岁。
我每天都会在他的哭声中醒来，睡不安稳。
早晨妻子会为我做好饭菜，晚上妻子会给我留一盏灯光。
日子过的平淡也还算幸福。
有一天我收拾着屋子里的破烂，在床底下拽出一个长包裹。
我小心翼翼的打开，就看见了我那把破吉他，它的琴包被搁置的掉了些渣儿，跟饼干屑一样，吉他的琴弦松松垮垮的，像泡过的方便面，琴身上的印字也少了些横竖，就像现在的我，少了稚嫩。
看着看着，模模糊糊的，渐渐的我就看不清吉他的样子了。
此时屋外的电视里传出朴树的声音，他在唱那些花儿。
那一刻，我好像后知后觉的发现，那些藏在我心里，我所惦念的，那些明目张胆，我所经历的，那些一去不返，属于我那个时代的，早已经远去不回头。
而最终留下的，也只有见证青春的这把破吉他。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