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始改制角度观察曹魏政权在寒门与世族政治间的摇摆
自曹魏政权草创初期，曹操就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这与东汉时期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必然存在激烈的冲突。曹丕代汉后的魏国，依然在寒门与世族问题上有所往复。正始改制是曹氏宗室最后一次富有理想色彩的改革，其力度与手腕虽然幼稚，最终在高平陵之变后被全盘清洗，但其代表的政治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正始年间的党争中，双方均有寒门与世族官僚参与。通过这场改革，我们可以窥见魏晋交接时期上层政治的生态与阶层结构。
一、 正始改制前的背景
1、 东汉以来的北方豪门状况
东汉帝国立国之初，就受到了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光武帝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有家乡南阳与河北豪族参与。因此，即使刘秀及其子孙极力强化皇权，但东汉自始至终就绕不开地方豪族的影响。在黄巾之乱后，人民流离失所，中央权力丧失，因此形成了各家招兵买马、跃跃欲试的分裂局面。
特别是对于北方豪门而言，如陈家、袁家、杨家、卢家，他们几乎都曾位列三公，对中央政权有不低的影响力。但汉室崩坏，他们之中没有足够实力者只好屈居人下，谋求政治利益。而羽翼渐丰的大门阀家族，则已经开始分疆裂土，图谋统一了。
2、 曹操、曹丕及曹叡三代的用人方针
曹操的出身与他的同学们相比的确比较寒酸，即使曹家本身算是望族，但他在成功打入上层世族圈子前地位也不过是“赘阉遗丑”。曹操起兵的基本盘，包括了自家亲属、青徐豪霸这些地方势力，在兖州的冲突与官渡之战中，他拉拢部分世族（如杨彪、荀彧），打垮了另一部分世家门阀，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就是袁氏家族。袁绍在河北呼风喝雨，史载“袁族豪强，公子宽放”[1]。 他的统治方针变化不大，依然是任用各地大族豪强，聚敛财富，鱼肉百姓。最终被大量世族支持者所抛弃，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统一北方后，旧的腐朽的世家势力被横扫一空。曹操大力推广屯田制，直接与他们争夺土地与人力；政治上，他藐视天子权威，提出“任人唯贤”来提拔底层地主阶级，“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2]。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东汉时期，察举制已经逐渐变成推举地方豪门的制度，抑或是外戚宦官当政时完全破坏这一规则。这就引起了代表世家利益的太学生等群体不满，他们通过垄断地方清议对抗宦官，虽然在桓、灵二帝时期遭遇失败，但群雄并起的乱世之际，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却造成了巨大影响。不难想象，所谓“仁”“孝”的标准无非是掌握在他们手中，提拔门生党羽而已。这就体现了曹操统治的进步性。
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他毕竟不能超过历史的局限。曹操在举贤任能的同时，还是征辟了不少名士，即建安八年说过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后期的司马氏暂且不论，事实上，除郭嘉等少数人以外，曹魏的谋士臣僚集团依然以世族为主。即使是孔融、陈群等传统大族，曹操也没有完全赶尽杀绝。越到晚年，曹操转而巩固对北方的统治，代汉建魏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时，即使是一代枭雄也不得不向世家大族妥协，最后一次举贤令以“慎德”与“兴功”并举。至于他死后，曹魏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滑向世族一侧。
在曹丕登位之前，世家官僚为了夺回权力，已经开始对曹操的两个儿子，即曹丕与曹植施加影响。二子争位的背后，实质是世家大族重建旧秩序的过程，无论是谁上位，结果都是一样的。或许为了换取对自己篡位的支持，曹丕登基后，很快就依据陈群的意见颁布了九品中正制。至此，门阀势力中的士族淘汰掉了不够精英的世家大族，成为此后三百年汉族政权统治的核心，并最终伴随关陇集团的崛起而消亡。
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在曹魏时代已经形成，其主要选拔标准还是家世及才能，前者尤为重要。这是中央政权向地方世族势力的妥协，也就是由地方推选的郡中正为人才定级。在曹丕及曹叡时期，地方豪族与曹魏政权的矛盾有所缓解，稳定性得到了保证。但中央士族所追求的是完全的门阀政治化，并且自始至终都未服从曹氏皇族。曹叡在位时，他集大权于一身，将陈群以外的辅政大臣调出了都城，暂时压制住了反对势力。但随着他的英年早逝，政权托付给了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延续至今的曹魏内部士族与皇族的斗争即将彻底爆发了。
二、 正始改制的具体内容
1、 正始改制的过程
曹叡托孤时本打算将大权交与燕王曹宇，但孙资、刘放二人与夏侯献、曹肇有隙，不愿曹宇上位，因此推举了曹爽辅政，并召回在辽东作战的司马懿。他们可能还料想不到，这将为后来司马懿政变夺权铺下道路。曹宇性格恭良，而曹爽空有想法，缺乏实际才干与政治智慧。不过曹宇恰好也避开了政治漩涡，活到了司马炎伐吴前夕安然去世。
曹爽成为大将军后，扛起了第三代曹家军的大旗。辅政之初，他对司马懿礼遇有加，凡事必与之商议，不敢专行。不过他很快采纳了亲信丁谧的建议，尊司马懿为太傅，削去军权，接下来任用曹羲、曹训、夏侯玄等人完全控制了禁军。在政府内部，以何晏掌管人事，李胜、毕轨控制京城内部权柄。何晏等人在魏明帝曹叡时期卷入浮华案，此时受到重用，正要大展拳脚。
由于曹爽集团不久便被清除殆尽，我们已不能很详细地得知这次正始年间改革的时间进程。但从很多中央大员，例如钟毓、傅嘏等人都因为触怒他们被贬职可以看出，改革对魏国政治的影响并不小。
改制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夏侯玄回答司马懿的《时事议》中有所了解。
2、 改革的主要内容
（1） 九品中正制的完善
九品中正制在曹丕时期，还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比起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卖官鬻爵，察举制只凭借“孝廉”选拔官员，无疑给了有能者更多的机会。沈约称赞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3] 。但是任何制度执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发生变质。魏明帝时，采纳代理司徒董昭的建议，立郎吏课试法：“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他又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交百官议，议旧不决，未能实行。曹爽执政期间，九品中正制的改革不再围绕才能品行之争，主要矛头已经指向了州中正的权力大小问题。
在正始初年，仅在郡内设置中正官。中正官有审核、举荐当地人才的职权。他们往往由在朝内为官的本地望族充任，也即剥夺了在野朋党私自评议的行为。这就阻止了地方豪族扩张势力。使得汉末割据的局面消失了。然而，盘踞中央的门阀士族也是受益者。如果在州级设立中正官，经由士族大官僚垄断，掌握郡中正的推举权，就可以一举将地方政权纳入囊中。实际上，司马懿的确有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 [4]。曹爽集团的曹羲等人便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夏侯玄提出，应将中正评定品德、能力的权力进行削弱，仅仅考察官僚的日常行为即可。双方为了争夺人才的选拔与任免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钟毓、卢毓、王观、郭淮等人因与曹爽有隙，或被赶出中央，或调离地方大权。除宗室及浮华子弟外，还起用了郑冲、羊祜等未来晋朝的开国元勋们。司马懿也提拔了邓艾、王基等寒门地方将领，在中央和孙礼、崔林、蒋济等人过从甚密，在逐步收编遭曹爽排斥的官员同时，从幕后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2） 废除郡制
在先秦时期，郡县制便已初见雏形。相对于割据一方的分封制，它确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在东汉末年这样的乱世下，以往为监察作用设立的州地位逐渐加强，变成了实际上的州郡县并行。汉灵帝时重新设立州牧，派遣朝廷重臣就任，然而汉室控制力越发衰弱，无力约束他们，以益州牧刘焉及刘璋、荆州牧刘表、冀州牧袁绍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人多是在中央政府风生水起的望族名士，在管理郡县时，不得不依赖当地豪强的力量，以及赋予郡守的辟除特权，为自己获取掾属。例如刘表赴任时，“江南宗贼大盛”，“表不能得至”[5]，为稳定局势，表“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 蒯氏兄弟与蔡瑁自然都是当地望族，在他们的支持下，刘表得以平定荆州八郡。而刘焉则正是对蜀中士族过于严酷，才会先后引发贾龙、赵韪等人的叛乱，若非收容流民组成的东州兵拼死奋战，益州或许在刘备入侵前就已化为焦土。
由东汉末年诸地方郡守故事可见，郡一级成为了数百年来地方豪族与中央争夺权力的温床。过去郡守、县令的权力慢慢弱化，实际上名存实亡，州、郡、县的三级平行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冗官，这就迫使继承了东汉地方制度的曹魏必须展开改革。我们虽然不清楚正始年间这段改革的具体效果，但从它削弱地方豪强权力的方面看，于控制中央政府的士族也是有利无害，而中层官僚必然是极力反对的。可惜真正的撤郡要等到南北重新统一后的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才得以实施，距离夏侯玄提出这一主张已三百余年，这就造成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方面极为混乱与低下的地方行政制度。
（3） 抑制奢靡风气
禁止奢侈服饰、仪式等，主要与魏明帝时的风气有关。曹叡执政后期大兴土木，营造宫室，甚至达到了影响农时的程度。三公以上大臣都曾劝谏，但魏明帝均不予理会。司马懿征辽东归来时，仍有万余被征役夫，曹芳即位后，经过他的上奏，罢除了这些工程。即使是在被架空期间，司马懿也大力推动农田开垦、兴修水利，为自己赢得了“天下欣赖” 的名声。曹爽在史书记载中的形象却不太光彩，不仅在起居、服制上接近天子，还霸占了近畿的数百顷良田，即使是族弟曹羲拼命劝谏也无济于事。当然，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的恶行会被集中放大，这是很正常的。在曹爽旗下的少壮派新贵在这一点上倒是体现了玄学与正统道学的分歧。接下来简要介绍这一批正始名士的背景。
魏明帝曹太和年间，一些刚刚步入仕途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清谈名理，风靡于上流社会的青年知识群体中。这在朝中当权的建安老臣眼里，无疑属于危害社会稳定而应当取缔的非法结社活动，按当时的罪名叫作“浮华交会”。何晏、夏侯玄、邓飈等人都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他们偏好玄学清谈，例如何晏与王弼曾为《老子》《庄子》《周易》作注，提出“名教本于自然”，在世界本质上主张“贵无论”，即世间万物背后的本性之“道”，是绝对的“无”。这些思想为之后的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打下了基础。曹爽为拉拢人心，启用了这批被称为“正始名士”的官宦子弟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是曹魏贵族或官僚子弟，在未来司马懿的第一轮清算中依然逃过一劫，而像司马师年轻时就是浮华党的一员，正始年间的思想交锋并非礼教与玄学之争那样泾渭分明。
三、曹魏政局动荡对上层建筑的影响
1、 上层官僚对曹爽的反抗
正始八年（247年），曹爽听从了何晏等人之谋，把郭太后（非曹芳亲母）迁到永宁宫，一时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正始九年，李胜即将出任荆州刺史前，曹爽让他前往司马懿处拜会顺便试探虚实，司马懿在李胜面前故意装作衰老病重，李胜回禀，曹爽信以为真，更没有戒心。但实际上，司马懿已经暗中在和时任太尉的蒋济策划推翻曹爽。此时被曹爽踢到三公位置的高柔、王凌，也早已心怀不满，几乎整个曹丕、曹叡时代的朝中元老都站在了司马懿一边。
2、 高平陵之变及其后果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甲午（初六）日（2月5日），曹芳与曹爽三兄弟往高平陵拜祭魏明帝。司马懿在洛阳发动高平陵政变，入永宁宫向素来与曹爽不睦的郭太后上奏，称曹爽兄弟败乱国典、擅权营私，遂奉太后上奏天子请求意旨罢废曹爽，与蒋济等占据洛水浮桥，关闭洛阳城门。接着任命司徒高柔假节代理大将军事，接管曹爽的职权；王观行中领军事，接管曹羲的禁军。曹爽接到弹劾表后，一时惊慌失措，不敢告知曹芳。于是将天子车驾留在伊水之南，砍伐树木建成鹿角，征发屯兵数千人以自守。大司农桓范与大将军司马鲁芝逃出洛阳，跑到高平陵会合曹爽。桓范力劝曹爽带皇帝到许昌，以皇帝之名号召全国兵马反击司马懿。见曹爽没有主见，于是又劝曹羲可以利用阙南别营和典农校尉的军队暂作抵抗，然后占据许昌，且表示自己可以用大司农的身份为他们的军队调运粮草。但曹爽兄弟始终犹豫未决。
司马懿怕曹爽会绝地反击，于是先后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以及曹爽所亲信的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诱劝曹爽放弃权力，并以洛水为誓允诺其只交出兵权，便可保留爵位。蒋济也写信给曹爽，称司马懿只想剥夺他们兄弟的兵权，不会伤害他们，可以保他们富贵。曹爽想了一夜，于是决定放弃抵抗，而请皇帝罢免自己，并向司马懿认罪投降。桓范为此痛哭道：“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7] 果然，司马懿这次彻底撕破了脸皮，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等人逮捕入狱，以谋反之名一起夷灭三族。政变成功后，因曹芳年幼，大权尽归于司马氏之手。司马懿尚能继续任用名士能人，治理有方，但政治局势依然暗潮涌动。251年，王凌、令狐愚据守寿春，意图推翻司马氏，拥立曹操子曹彪继位，被司马懿镇压，此即淮南三叛的第一叛。司马懿借此将曹氏宗族软禁到邺城，派人严密监视。同年九月，司马懿去世，其子司马师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进一步镇压了内部的反抗。终于在265年，通过司马炎之手篡魏建晋，完成了司马氏的大业。
四、正始改制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正始改制的措施在后人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朦胧地反映了中国从秦汉向隋唐的中古时代转型。正如司马懿在回答夏侯玄时所说，“曰待贤能”，在门阀士族刚刚成熟的魏晋时期，想要从制度上改变他们垄断政治的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三十年后的司马炎也曾提拔王濬、张华等寒士，并顶住压力为邓艾平反。但他也因为贾充、荀勖的阻力，迟迟实现不了攻灭东吴的目标。若不是孙皓投降及时，伐吴大计险些功亏一篑。因为司马氏的上位离不开士族的支持，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展示出所谓“宽仁”的形象。为了压制士族，他处心积虑设置了一套融合曹魏都督制度与汉初分封制的宗室分封体系，在此不做赘述。到了晋惠帝早期，贾南风为人阴毒，却能稳定十年政局，但她的过度贪婪却激起了亲王的不满，终于引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惨剧。可想而知，外戚、宗室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唯一与士族官僚抗衡的势力，直到萧梁帝国遭遇侯景彻底的破坏，北方关陇军事集团掌权后，以科举制为核心的选拔制度才能彻底将察举与九品中正制的影响边缘化。但这已经是曹爽掌权三百年以后的事了。
抛开正始名士的理想主义不谈，在这一时期，更主要的还是权力的斗争。皇帝年幼，曹爽是曹氏宗族最后的掌权者，一旦身死，则必然导致国灭。他的轻率施政激起了越来越多官僚的不满，其中既有士族也有寒门出身。曹爽试图依靠激进的手段加速集权的步伐，并将尾大不掉的河北元老集团排除在外，却扩大了打击面，更加促进了对面的政治垄断地位。此外，曹丕、曹叡两代有意限制宗室，依靠远支的亲族，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维持局面。但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功勋累累的名将。魏明帝末期陷入了断代的局面，只得启用司马懿、满宠掌握兵权。反观曹真之子曹爽，虽然精心策划了攻蜀之役，却被费祎大败。这就更加速了他人心尽失的结局。
虽然正始改制本质上仍是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曹魏元老与宗室、少壮派的冲突，但它客观上有利于打破阶层僵化的局面。在曹爽、司马懿相继死后，司马师、司马昭等二代士族更加排斥寒门出身，他们为篡夺权力又更多地安插党羽，笼络门阀，所以才会导致西晋一朝越来越腐朽的政局，催化了本就一触即发的矛盾，加上士大夫醉心清谈，不愿建功立业。短短数十年，就落得个衣冠南渡、大权旁落的下场。
参考文献
[1].三国志
[2].资治通鉴
[2].魏晋南北朝史 王仲荦
[3].秦汉魏晋史探微
[1].《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2].曹操《举贤勿拘品行令》
[3].《宋书》
[4].《晋宣帝集》
[5].《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下》
[6].《晋书·宣帝纪》
[7].《三国志 魏书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