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下)
五、大战后续:
全军覆没的北汉国主刘崇,靠着座下的黄骝马,辗转逃回太原,身边仅剩数人,已然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经此一败一吓,当年就得病而亡。
南奔的樊爱能等人听说后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闷,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后周大营。
高平一战,后周军虽然大胜,但世宗柴荣却由此看到了自己军中致命弱点:五代政权之所以朝兴夕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将骄兵惰,主权下移,重蹈唐末藩镇之祸的覆辙。
周世宗决意严厉整饬,以强化皇权,但如何处置逃跑诸将,他还是颇为犹豫:统军将领临阵溃逃,按军法当斩;但这些将校毕竟是周太祖郭威留下的股肱之臣,曾与郭威并肩作战,为后周建立受过伤、流过血,更何况此类享受高官厚禄却又贪生怕死的将领也不止樊爱能、何徽等人。
二十五日,周世宗在营帐中的床榻上休息,看到张永德侍卫在旁,便征询其意见。张永德直言上告:“樊爱能等人素无大功,有愧大将之位。今日不思立功报国,反而望敌先逃,虽死不足以抵其罪责。况且陛下正欲削平四海,倘若军法不立,纵然有熊罴威猛之士,百万之众,又安能为陛下所用!”
周世宗一听,翻身下床,掷枕于地,连声称善。他即刻下令收押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及所部军使以上将校七十余人,呵责道:“汝等皆是累朝宿将,并非不能战斗。现今望风遁逃者,并无其他原因,只是欲将朕作为奇货,卖与刘崇耳!”
柴荣下令,将樊爱能等人,以及阵前投降刘崇、而后又复归后周的近千步军将士,全部处斩,以正军法,以儆效尤。从此以后,不思用心作战的将士无不畏惧,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世宗与刘崇相拒于高平之时,曾派信使传令,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驻守江猪岭(属于潞州),以遏住北汉刘崇北归之路。
大战一起,樊爱能等南逃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已然大败,北汉取胜,他们自会走大路,返回太原,已无必要在江猪岭设伏,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世宗柴荣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逃走。柴荣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将李彦崇连贬三级。
而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世宗一个都没有杀:挑选其中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军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戍守淮上;剩余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后,遣返北汉。
二十六日,柴荣在潞州城里,封赏高平之战的有功将士: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提拔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马全乂为散员指挥使,其他数十个奋力而战的将校,也一一提升。
张永德又盛称下属赵匡胤智勇双全,柴荣提拔其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此役前,赵匡胤仅仅是张永德麾下的一个宿卫将军,通过高平一战,他正式跨入了后周高级军官行列。而上司张永德也因赵匡胤临难不惧,对上不怯,有勇有谋,对他青睐有加,自此,成为了未来宋太祖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助力。
六、高平之战的意义:
周世宗通过高平一战,既极大地削弱了宿敌的战力(经此一役,北汉军力大损,再也不敢主动挑起战端,南侵周疆,只能在契丹庇护下,苟延残喘);又在军中树立了权威,从而使其坐稳了一时间颇有些风雨飘摇的皇帝宝座。
可以说,高平之战,基本上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稳定性。赖此一战,中原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一大强国,也为后来大宋王朝的建构,预先铺演了地缘环境。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大义:其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
从历史全局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藩镇的骄帅。这些藩镇大帅,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国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所以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的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战斗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藩镇处处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
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而逃跑的樊爱能等人伏法,“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
船山先生从大历史视角而言,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
这,正是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