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 年年有鱼
大约在冬季来临之前,每家每户都收拾好了庄稼,腊月十五以后,就赶忙着准备过年需要的物件,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
最先带来过年气氛的是杀年猪。
远远地看见杀猪佬腆着个大肚子从村口走来,左边的肩膀上斜跨着一个趟口的帆布包,撅在右边的屁股上,袋口露出许多不同形状的刀刃,走过跟前时,帆布包就先声夺人地嘎吱嘎吱响。父跟在后面,杠着杀猪桶,躬着身子走。杀猪佬也不帮衬着扶一把,只顾自各儿威风八面地大摇大摆。
可也怪,平日里妈端着猪食,不用呼,猪就急速地从猪圈里窜出来。可今儿个怎么呼它,只是不理。等的急了,杀猪佬就挽起袖子,弯腰钻进猪圈,只听得一声嚎叫,猪就被杀猪佬拽着大耳朵拖出来了。猪喘着粗气,不停地嚎叫,后脚在地上蹦跶来、蹦跶去,扬起一阵灰尘,杀猪佬却纹丝不动。父、伯、叔一拥而上,捉猪脚的捉猪脚,揪尾巴的揪尾巴。
我就想,做木工的叫木匠,做瓦工的叫瓦匠,做竹工的叫篾匠,做油漆工的叫漆匠,为什么杀猪的不能叫猪匠。是不是杀猪根本就不算一门手艺,杀猪佬只是江湖上派来的“过年侠士”,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出来威武一下、仗义一番,然后踩云而去。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裁缝和杀猪佬不同,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瘦瘦的,像一个老学究,带着个眼镜,拿着个软尺,在我们身上比划来比划去,然后在一大匹布上用五彩的笔画着画,就像学校的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画一样,画完了,拿起剪刀,把布裁成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形状,再用缝纫机一踩,机子“嗒嗒嗒嗒”响,就踩成了一件好看的新衣裳。裁缝也不得意,从镜片上端露出眼晴,看一眼天色,喝一口茶,踩了一件,再踩一件。
新衣服只试穿了一下,就又被脱了下来,说是只能到除夕了才能穿,这样,年头年尾就都是新的。盼着过年的欲望被渲染得更加浓烈了。
豆腐是过年接待亲朋的主要菜品,也不用买来,各家自己做。头几天把黄豆浸泡透了,然后磨成糊状,挤去渣,筛出浆,加热沸腾后用石膏点卤,成半固体时压制成型。手续繁杂,技巧莫测——磨浆磨多细、筛浆筛多稠、点卤点多少、压制压多厚都有严格的规定。父俨然很认真的样子,像做一道道算术题,我可不管,就等着豆浆烧开了,舀出一大碗,加入白砂糖,抢了就喝。那香气真的就越过了两道山梁子,把树梢上的残雪也融化得掉了下来。
白天打好的豆腐,用晚上的时间整理成各种花样,如薄薄的千张、油黄的生腐、软软的豆干和咸咸的盐干。炸生腐最有意思,父平时不下厨房,这时系个围裙,握着个勺子,不停地在油锅里翻过来、晾过去,我们就围在锅台周围,一边等着生腐炸熟了,一边看着父滑稽可笑的样子乐,乐的咧开了嘴,父就塞一颗生腐把我们的嘴堵上。灶堂里的火,烘得我们暖洋洋的。
豆腐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做成九个菜,宴请的时候,称为“九碗”。虽然都是豆制品,却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风味。大人们也给它们取了上好听的名字,如“银鱼虾米”、“猪肚心肺”等,尝上一口,舌尖上就弥漫开了荤腥的味道。
但鱼却是万万不能用豆腐去代替的。大山里本没有鱼,有人跑十几里地寻了来,有人哪怕跑几十里地也要寻了来,总要在年夜饭的桌上摆上一条大大的鱼。有一次,父弄了许多的鱼,分给了许多的亲戚,亲戚喜欢的不得了。我问妈,“为什么年年都要有鱼呢?”妈说,“只要年年有鱼,就会年年有余啊!”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年年有鱼的年夜饭说到就到了,刚把那些“银鱼虾米猪肚心肺”尝了个遍,就有村子里的、邻村里的小孩打着灯笼来辞年了。辞年其实是大人的事,大人每家每户去问个好,祝个福,连往常结了怨恨的,在这一天里拱个手、道个喜,递颗烟、敬杯茶,也就化解了。我们小孩不管辞年的事,也不管自己是赤着个脚,还是拖着个鼻涕,只跟在大人的脚前脚后疯,才到人家门口,也不管见着人没见,就学着大人的样子,高呼“过年好”,大人也不管我们怎么闹、怎么疯,尽由着我们的性子。接待我们的人家,也把我们当做新年的宠儿,喜欢着我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鞭炮、塞糖果。我们闹完一家又一家,把整个村子闹了个遍,被灯笼照亮的弯弯曲曲的路上,犹如长龙,满载着荷包鼓鼓的新气象。
辞完年,也不早睡,父和叔伯们开始打麻将,妈和婶婶们围坐在一起嗑瓜子、吃茶点。我也不要睡,要守岁,看年是怎么度过的,间或放一挂鞭炮,吓人一跳,父也不骂我,接着打麻将。
朦胧中我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炸醒了,天还没亮呢!家家户户开始放新年里第一次出行的鞭炮,我急急地穿好新衣裳,顾不上去想我是怎么睡着的,反正,新的一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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