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5日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1367小时，第1312日

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完毕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帝评论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批语对君臣之义持之甚严，无论声名昭著的贤臣、能臣，还是功业卓著的帝王，凡在“臣节”问题上有可议之处者，决无半点姑容。

在乾隆帝看来，人臣在国家破亡之际，只能抗争至死，才算保全了大节，不允许有任何委曲，至于身仕两朝之人则更是大节扫地，直非人类。

乾隆帝以高屋建瓴之气势审视千古，以最严格的“臣节”标准批判有关历史人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臣节”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抗击清军、誓不降清的明臣得到褒扬，投降清朝的明臣受到贬斥，这充分地体现了乾隆帝贯彻其关于“臣节”思想的彻底精神。

群臣利用天变、灾异之机向君主谏诤的事例史不绝书。但是到了清朝，打着“敬天”旗帜的最高统治者不仅不给臣下借此约束君主的机会，反而借以训斥众臣。

清朝统治者敬天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禁止臣民在天意问题上置其口舌。至乾隆帝，则将敬天归为皇帝一己之事，强调皇帝在敬天的原则下自我约束、修省人事，并以此垂训后继王位者。造成这种发展趋向的根本原因在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日益严密与全面化，要求在敬天问题上也必须与之相协调，摈除了人臣可以利用天变向君主谏诤的旧有观念。康、雍、乾三朝皇帝，虽口口声声讲着法祖，但他们在政治上很有作为，没有停止改革。在清初，由于几朝皇帝较有作为，法祖尚未阻遏清朝政制的改革与完善过程。但从乾隆中期以降，法祖原则内明确加入了反对变法的内容，其保守的本质显现出来，成为社会前进的一大思想障碍。

直至清末，最高统治阶层的保守势力，一直将法祖原则作为打击政治改良活动的武器。

这种新的“大一统”理论，对清朝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容忍任何分裂割据现象，因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清帝的政治思想往往直接形成于具体的政治活动之中，所以不像杰出学者和思想家那样试图构筑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而是因事制宜地取得一些个别问题的突破，着眼于实际事务的解决和总结。乾隆朝之后，清廷最高统治者再也难以在政治思想上有所作为，而依照保守的政治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统治中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潮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是乾嘉汉学的衰落和匡时救世思潮的泛起。理学注重心性之学，汉学讲究考据、实学。但是，空言性理，会走向空疏；烦琐考据，也会走向空疏。汉学和宋学的末流殊途同归。还有一批士大夫另辟蹊径，他们从庞大驳杂的儒学武库中找到了《春秋·公羊传》。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今文经学，侧重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在学术方法上不株守经典的章句文字，摈弃烦琐考据，思想比较活跃。龚自珍是第一个明确以“衰世”来看待世道的思想家。他亲眼看到国内民生憔悴、民变蜂起的形势，看到外部势力加紧侵略步伐、鸦片流毒全国的危局，同时又看到朝廷的无能、官僚的腐败和士风的沦落。龚自珍关于“乱世”即将到来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就在他将逝之时，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用暴力斩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进程。在西方列强以强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新的政治文化因素亦随之而来。在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过程中，救亡图存的人们逐步从“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走出来。中国政治思想史随之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