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诞一个人的成功, 是一个社会的失败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连清川
随着群体概念陷入危机，个人主义开始肆无忌惮地滋长。人们没了同伴，多了敌人，彼此警觉提防。这种主观主义逐渐破坏了现代社会的根基，令其日益脆弱，以至于所有的参照基点全都消失，整个社会消融成液体般的流动状态。——翁贝托·埃科 《帕佩 撒旦 阿莱佩》
李诞是我喜欢的第一个90后文化人。当然，其实他是89年生人的，可是网上有篇文章的标题是《看懂李诞，才能和95后的消费者做生意》。这大约就是我的认知吧，李诞是专属于90后的文化现象——尽管我猜想他会反对文化人这三个字。
我是因为他在《奇葩说》中担任导师才喜欢他的，在此之前，促成他红的所有产品我都没有看过，他的书，《今夜80后》和《吐槽大会》。在奇葩说中有一集，蔡康永说，马东曾经说过李诞的底色是悲凉的。我很惊异，因为这句话，是马东在接受许知远的采访中用来形容自己的。可是大约我从节目中感知到的李诞就是如此的。他几乎放浪形骸、歇斯底里地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悲凉的底色不被透露出来。
但是李诞几乎是本能地用悲凉来感知这个世界的，并且他的眼界极为宽泛。他对人有着天然的慈悲心，例如在所有的嘉宾中，他极为真实地反对选手被淘汰；他反对一切宏大叙事，落地从来都是个体的悲喜；他对人类的天性和未来从来悲观，例如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文明都建筑在自知必死这样的一个前提上。
他是一个天生的知识分子。悲观、敏感、崇尚个体价值、对世界充满同情、以同理心做无可挽回的拯救。我曾经说过，所有的英雄，都是怀着必死之心，等待世界灯灭的那一天，但是慈悲令他们飞蛾扑火般地寻找救赎道路。
我是这样喜欢李诞的，尽管有时候，他歇斯底里的掩饰显得那么地不得体。
然后，因为唐跳跳看《吐槽大会》，我也跟着看了几集。我倍感失望。这是个毫无意义的纯娱乐，它不是脱口秀（stand-up comedy），也不是敢于讽刺娱乐和明星的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美国电视主持人,喜剧演员和作家）。它什么都不是，它像快餐是填满肚子一样是填满时间的垃圾。它连文化产品都不配称。
这么优秀的才华，却制作出如此垃圾的产品。
01
然而，这样的冲突却让我很迷惑。这究竟是李诞另外一种歇斯底里的掩饰，还是这根本就是他所相信的生存之道？
于是我去看《十三邀》许知远和他的对话，我开始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
我猜想李诞之所有成为90后的标识，或许恰恰是迄今仍然在流行的“佛系”吧。而李诞本身，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就是相信佛教的。
在几乎所有的采访中，李诞都一再表达自己是拒绝崇高的，或者说，极不情愿使用最高词，比如很棒，而是都行，或者还行。他喜欢写作，但似乎写作也并不能成为他的追求，他只是“喜欢”写作，因为他告诉《人物》，如果连写作都没有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了。他说，在我内心里，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只是想赚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如果你不了解李诞的才华的话，这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人的浑话。可是从一个底色悲凉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放逐，不，应该是自我放弃。
但这也不对。因为李诞在教育许知远。他告诉许知远，不能说：我愿意死在女人身上。我从来不说女人，我只说女孩。当他和许知远的对话陷入僵局的时候，他走动，侧躺，寻找缓解。
这都是机巧，针对社会生存环境的机巧。他时时刻刻都站在许知远的反面，但他从来不和他产生冲突。
这和李诞在公共场合中的所有表现都一致。在《奇葩说》里，他和马东、蔡康永、薛兆丰、高晓松，甚至身为学员的陈铭，都曾经有直接的对撞，但每一次，他都用机巧来逃避冲突；在《吐槽大会》里，他毒舌地吐槽了几乎所有的嘉宾，似乎直指这些嘉宾的弱点：杨超越的音乐能力、张艺兴的狂妄和幼稚、邹市明的躲避；但他每次都卑躬屈膝，强颜欢笑，强调“开玩笑哈”，当然，所有的攻击都避重就轻（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明星又是如何一种真实存在）；在和《人物》的专访里，他说他并不热爱脱口秀，但这不代表他不尊重它。他甚至告诉许知远他学习了许多关于幽默的高深理论。
这是许多对矛盾：他了解深刻，却只想“活在浅薄里”；他精通职业，却只是把它当成谋生手段；他喜欢写作，却拒绝深入。
而我最为困惑的是：他对于佛教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与佛教背道而驰的。佛教从来并不告诉你逃避。所有的宗教到最后都是救赎之道。因为人有生老病死四苦，所有要逃脱轮回，只有修行脱离轮回。佛教的终极道路是极乐世界。而修佛的人，终于是要走上取西经的道路的。他那么聪明，他不懂？
他的好朋友王建国告诉《人物》，“李诞研究的是临床佛学”。所以，所有李诞告诉你的，全是在表演。这一切，都是生存之道。而最后，他的本质是：逃避责任。躲到个人里，逃避对世界，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
这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情。
个人主义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走火入魔。个人主义的本质从来不是自私，而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福祉，个人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同时尊重和维护社会的秩序。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个人主义成为了维护个体生存和利益的借口，而公共福祉全然消灭。
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塑造。成功者的教育、环境与公共资源的输入、整整一代人和一个群体的滋养、整个社会的知识与共同财富的积累。这是一个成功者之所以获取成功的公共供养系统。
尤其是作为一个知识人，他/她对于整个社会是富有责任的。他所具有的能力，也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他因此是有义务将自己的认知、才能甚或是财富，反馈到世界与社会之中，从而社会的公共福祉，才能得以增长。尽管我们对于人类从来是悲观与悲凉的，但社会的救赎与希望之所以存在，恰在于人类总是薪尽火传，以个体的有限，增进总体社会的公共演化。
然而，李诞用自己的生存机巧，有效地躲避了公共社会。他之所有拒绝严肃、拒绝崇高、拒绝一切有意义的行为，不过是在为自己逃避支付公共成本而设置的借口。
这或许才是90后这个群体佛系的本质。因为人间不值得，所以佛系可以逃避责任。
埃科所说的流动社会，或者更早之前所说的马铃薯社会（一个麻袋里装了马铃薯，但每个马铃薯都是个体的，无序的，没有公共性的），就是由一个个李诞所造就的。
李诞当然是成功的。可是李诞一个人的成功，恰恰是中国一个社会的失败。02
我们70后也有一个几乎本能的习惯：非常容易以天下自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从王朝政治时期开始就已经建立的责任哲学：没有公共责任的生活，不值得过。这也非常容易造成一种危机：当人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和能力过高地估计的时候，落差非常容易摧毁一个人。70年代的人生活到如今总是出现两个极端：要么他们沉沦妥协于生活，接受自己的平庸与庸碌，成为许知远所说的庸众的胜利，成为营苟日常中的蝼蚁，自命吃瓜群众，梦想填了沟壑，五子登科成了追求；要么他们一辈子都是愤青，成为一个什么也叫不醒的装睡的长不大的巨婴，在这个社会里横冲直撞，不仅不负责任，并且成为了油腻的中年男，和抢夺司机方向盘的泼妇，公知变成了公害。
《十三邀》最终成为了90后一代眼中的笑话。按照《人物》的说法，最终是李诞教育了许知远。两人的对话终成尬聊，冷场频繁出现。许知远处心积虑地要赋予意义，而李诞处心积虑地要消解意义。
据说，当节目结束之后，许知远愤怒地问：这有意义吗？或许90后会认为，这是一个可怜的、被虐的70后公知尊严被挑战之后的愤怒。可是我大致知道许知远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
李诞消解掉的，不仅仅是责任的意义，而且是浪漫主义的意义。浪漫主义要对抗的，恰恰是李诞所耿耿于怀的宏大的意义，而去寻找个体的生存的意义。“死在女人身上”的目的，不是一种情欲上的终结，而是当一个孤独的个体终将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人生的无意义最终在爱情或者情欲这一端，得以宣告破灭。人，来了一遭，毕竟还有可以带走的东西。
每个代际出发的时候都是消解。70后出发的时候，是要消解掉集体主义对于个人的侵蚀。他们的方法是建筑个体主义的围墙。风可进，雨可进，集体主义不可进。因此，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70后（以及一部分的60后）疯狂地建设了一整套个人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体系，从哈耶克到波普尔甚至到后来的施特劳斯；从摇滚到流行音乐到街舞。他们消解的是集体主义，可是他们有要建设的东西，就是个体主义的价值体系。
也许他们终究也是失败了。但责任伦理始终是70后的关怀，几乎是本能的。
90后的开始也是消解的。他们的消解或许比70后更加彻底。最起码从李诞身上看到的，他们不仅仅在消解责任伦理，甚至连意义本身，他们都想消解掉。
他们只想要佛的逃，他们不想要佛的悲。
作为90后第一个成功的文化人（这是李诞嘲讽和反对的一个标签，恰恰因为文化这个词带给他的是责任的重负。只有甩掉这个包袱，他才能成功地、机巧地使用他的生存哲学），李诞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没有人反对娱乐和脱口秀。《奇葩说》本身就是一个娱乐节目。但是马东一直试图在赋予意义，而赋予意义这件事情，使《奇葩说》成为了整个米未传媒迄今为止唯一现象级的产品，无法取代。马东的底色的确是悲凉的，他一直在用有趣的意义，对抗无趣的娱乐。我从马东的朋友圈中得知，他所试图的突破边界的话题，带给了他沉重的痛苦。这一届《奇葩说》前所未有的成功，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烦恼：因为意义正在被削减。
但是《吐槽大会》是不需要意义的。《人物》中提到，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对李诞以“脱口秀艺人”自称不能认同。“脱口秀的特征是公共表达而不是艺术表现，媒体属性大于艺术属性，我不认为脱口秀表演者应该叫艺人。”
我其实没有资格批评李诞。一来因为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并不拥有他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最起码我那个时候还无法如同他现在这样已经参透了悲凉的体质。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是需要天赋的；二来李诞还这么年轻，谁知道他未来还有怎样的成就能够获取呢？
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批判往往是出于无知。冰川思想库的编辑是一个典型的95后，我曾经和他深度讨论过严肃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对于游戏的认知。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世界的本能感知能力，远远大于我们。他们早早地开了天眼，而我们仍然在抵抗教科书的荼毒；他们自然知晓个人的权利，而我们迄今为止仍然懵懂犹豫；他们早就学会了独立的宝贵，而我们还依赖着世界的温存；他们接受和拥抱多元化的美好，而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大一统的迷梦之中。
70后已经丧失了自由的能力了。惯性的家国天下思维，要么让他们在挫败中犬儒，要么让他们与社会沆瀣一气。在所有的时代中，最终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年轻的一代。自由也是如此。
可是我仍然无法接受对于责任和意义的抛弃，尤其是当李诞刻骨铭心地提到他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中所遇到的境遇：因为他在电梯中听到了有记者讨论要利用职位获取紧张的春运票的时候，他感觉到幻灭。
可是，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不美好，因为公共秩序不公正，所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教养和教化，逼迫得我们灵魂不得安生，因此才要肩负责任，心怀意义地去寻找和建设更加公正的、美好的秩序和国土吗？
佛系和活在浅薄里终究是无法拯救自己的，更加无法拯救蔡康永所说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千疮百孔的”。
天生李诞是聪明的、敏感的和慈悲的，他就不应该躲在《吐槽大会》这样一个垃圾的娱乐中，他应该赋予他意义。因为他是成功的，所以他并没有资格去咒骂那些没有买黑尾酱衣服的粉丝，他应该向他们兜售他可能是在赚钱之余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书，而不应该只给他的朋友蒋方舟看。
你想躲避责任和意义，责任和意义还是会找到你的。况且，在流动社会的危机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