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邻国的启示》4 摇摆前行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有缘由，斯大林怀着初心出发，中途却走偏了。
1 大俄罗斯主义
在沙俄时代，大俄罗斯主义盛行，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是征服者，其他少数民族是被统治民族，俄罗斯族对非俄罗斯族进行强制同化，非俄罗斯人稍有反抗，沙俄政府便残酷镇压。
苏联成立后，苏共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认定了一百多个少数民族，建立数十个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到额外关照，发展迅速。如此扶持弱小民族，引起了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会导致地方民族主义。
对此，列宁给予了反驳，列宁认为在苏俄民族主义的倾向是大俄罗斯主义，而不是地方民族主义，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亲身感受过大俄罗斯主义给予其他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他延续了列宁的思想，继续与大俄罗斯主义斗争。不仅如此，面对党内某些同志主张同化非俄罗斯族，斯大林说“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话这么说，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斯大林偏离了，他开始以大俄罗斯主义行事。
卫国战争中，在德国的进攻下，苏联一败再败。要战胜法西斯，就必须团结民众，斯大林提出共产主义口号下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但却发现苏维埃爱国主义并不能将全民团结在抗击德寇的旗帜下，于是在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重提传统的爱国主义（沙皇倡导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大力颂扬沙皇时代将领（如打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元帅）的英雄事迹，利用和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热情。
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还以防止少数民族背叛祖国为由，将10个民族整体迁移。
日耳曼人从居住地伏尔加河中游迁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北部，该共和国建制在1945年被废除；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迁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带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东迁，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取消；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其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废除；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东迁，其自治共和国被取消。
1937—1944年间，总共有20多个少数民族，约440万人被强制迁移。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请红军将领，他在祝酒词中说：
“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
”“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这番话，句句不离俄罗斯人，将多民族国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边，无疑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
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平等，也就意味着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是平等的。苏维埃政权曾为恢复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帮助几十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但从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偏差。斯大林在公开宣传上，夸大俄语的地位与作用，将俄语说成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进步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说：
“（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但有些学者认为，斯大林提高俄语在苏维埃联盟内的地位，不应简单看作为大俄罗斯主义背书，有可能是为早日建成共产主义服务。
2 四个共同
列宁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斯大林坚信，共产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等一切主义的先进理论，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民族将最终消亡。
民族消亡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民族将长期存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不分种族的，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果苏联人民只要满足其民族定义的“四个共同”，那就化一百多个民族能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向共产主义更进一步。
首先是共同语言，在苏联境内，俄罗斯族占多数，显然由俄语充当共同语言最为合适。
其次是共同地域，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苏联人们共同生活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
第三个共同是共同经济生活，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国民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
第四个共同也是最重要的共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眼中，这个共同文化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强调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苏联对全民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民众中的精英分子的教育尤为重视。要想成为政府官员或者党干部，必须经过系统学习和严格的组织考察。改造老旧知识分子，对于拒绝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采取流放、监禁等手段，甚至不惜肉体消灭。同时，不遗余力地培养用共产主义武装头脑的知识分子。种种努力，就是为了在全苏联国民中建立起了一个高于“本族”的更重要的核心认同意识，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
对于自己推行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充满自信，说：
“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斯大林这番话里的共同语言就是先进的共产主义。
斯大林之后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提出建立“苏联人民”这一概念，作为比“民族”更高一层的认同单元。。“苏联人民”原是对居住于苏联有公民权的人的总称，但经过苏共政治使用，被宣示为社会主义下团结的人民群众，是一个“新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其有国际团结的人民群众”。
从1958年苏共二十二大开始，赫鲁晓夫提出，“新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界线越来越失去原来的意义”，经由“民族接近——苏联共同体—社会主义体系共同体—国际性共同体”的过程，人类就会形成“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赫鲁晓夫的理想是将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差别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大家庭。
苏联走在一条人类历史从未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苏共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探索。理想是美好的，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
3 事与愿违
沙皇统治下的民众没有官方的“民族成分”，特别是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间由于语言相近和宗教信仰相同，族际通婚十分普遍，群体边界很模糊。
许多非俄罗斯族青年是在俄罗斯人聚居区接受教育的，毕业后往往聚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这些大学、文化机构、政府部门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他们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打成一片，这从十月革命时各政党领袖的民族组成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群体的人士与俄罗斯人共同组成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政治组织。
而那些居住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普通群众，在沙皇政权被推翻前，很多还是处于传统部落社会状态，没有“民族”的概念，维持群体之间认同主要靠家族血缘和部落氏族。如中亚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中，由于在语言和宗教相近，各群体之间的边界也十分模糊，甚至哈萨克人长期被称为“吉尔吉斯人”，部落和家族的身份在中亚各地民众中是更为重要的认同意识。
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面对强大的沙皇政权，传统部落和少数族群成为革命者争取的对象，布尔什维克们持续不断向这些传统部落和少数族群灌输“民族”意识，将他们拉入革命者阵营，分化、消耗沙皇势力。
革命成功后，在政府推动下，每个苏联人都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在国家各种制度和政策实施中，他们明确了自己具体的“民族地位和权利”，他们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主要领导人一定出自本民族，出版民族文字报刊，播放民族语言广播，上演民族传统戏剧，在这样的制度成长，在这样的氛围下生活，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得到持续强化，客观上淡化了对苏维埃联盟的认同。
苏联共产党期望苏联成为一个民族大熔炉，但是对民族自决权的宣称，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创立，新民族文字的创立、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待遇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各群体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各民族非但没有融为一体，反而民族特色更加鲜明，区别越来越大，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推手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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