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集发展简史,我们一起逛市集(转发)

2021-01-28  本文已影响0人  陈星大海

中国市集的历史,从先秦到现在演进了三千生不息。市集又叫集市。城市往往因商业而丰富,商业因市集而灵动。数千年来,中国的市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呢?

先秦    从姜子牙的无奈到陶朱公的成功

信史记录下的商朝是东方大国,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行商坐贾”:许多人赶着牛车或划着小船,从事长途贩运。都邑里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商周之际的姜尚,已逾古稀,无论是在朝歌宰牛,还是在孟津卖饭,干得都是小商小贩的营生。

灭商的周朝,虽重农但并不轻商。文王曾于荒灾时请四周商旅来往流通物资,王都、诸侯国都及交通要道均设有市。当时商品有车、马、木材、器用、布帛丝麻、五谷、果蔬、禽兽、鱼鳖、奇珍异宝等,甚至还有“人才市场”——奴婢成为市场里商品。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贝币,以朋为单位,一朋有五贝、二贝、十贝等说法。珠玉、铜等物,也类同货币,但还是以物易物为主。

交易的场所称为“墟”,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墟”中,或以担杖挑物,或以布巾包物,席地而坐便开始了交易。这种简陋但便利的贩卖,即为“摊贩”最基本的型态。有了市场,便有市场管理。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等属官,主要负责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周朝晚期,工商业有了相当发展,手工业呈现出地域化、专业化的趋势。

春秋时,商业繁荣,著名商人有子贡、管仲、鲍叔牙等。孔子曾赞子贡能预测商机。大业既竟、一身布衣的范蠡,迁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后三度创业,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泛指生财致富之道)以治产”,没出几年,又成为巨富,自号陶朱公。商业奇才范蠡,被民众尊奉为财神,陶朱公也成为中国商人之鼻祖。

战国时,王侯权利越来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吕不韦。与商业奇才范蠡相比,吕不韦不遑多让,他以商人的敏锐,做成了一笔奇货可居的大买卖。不同的只是,范蠡远离政治,避走江湖,最终全身而退。吕不韦却迎难而上,卷进了政治漩涡,最后丢掉了身家性命。如此看来,财神与鼻祖,并不是浪得虚名,位居人臣之首的吕不韦,终逊范蠡一筹。

汉魏六朝          商人崛起

西汉初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过由于推行黄老之道,重农抑商对商人影响不大。

文景之治后,商业势力蓬勃发展,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当时俗谚流传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虽曾受到武帝“富国抑商”政策打击,但是由于汉室中衰,商人势力重新抬头,“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近乎崩溃。

东汉政府并未制定限制商人获利的法令,商业发展一向顺利,目前看到的集市画像砖,人物皆似在以物易物,而亦有在市棚下交易者。但商业的发展也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加深经济矛盾,东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衰亡。

西晋灭吴以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经商,并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商业的参与有一定规模。晋室南渡,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商业仍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加之缺乏铜矿,所铸的钱币份量不足,币值混乱。

隋唐          市、坊之别

大一统使隋朝商业发达许多,这时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是长安、洛阳,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外国商贾也很多。洛阳在大运河开凿后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其中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

江南地区更是商业辐辏之地,人流如织。江都是货物集散地,由于运河的开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商业城市都是江南繁华之地,而西南的成都,则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

为了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城中住宅区(坊)与市之间用短墙隔开,称为“坊墙”,政府对城市中商贾贸易的时间及地点也有限制,仅能在白天于“市”进行。“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便是当时夜间街衢景象的写照,日出敲街鼓六百下后开坊门,日落敲街鼓六百下后关坊门。

因之,夜猫子们如果旅行到大唐,想晚上逛街几无可能,除非是在上元节开禁的日子。

大宋      夜市与富国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取消了三更以后禁夜市的规定,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夜市十分繁盛。《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徽宗年间汴梁城的景观,包括当时的城郭河流、大内诸司、街巷店肆、民风民俗、市井游观、岁时物货等。如饮食起居中,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东京城有“夜市”、“早市”和“鬼市”的不同。居民消费数量十分巨大,《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条:“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

文中记载:“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冬天,即使风雪阴雨天,也常常有夜市开放。东京从五更营业到天亮的集市称为“鬼市”,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东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奢侈之风气从下文描述中可见一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其他城市的夜市也逐渐普及,《成都志》记:“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张仲殊《望江南》:

“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暮鼓晨钟”与夜市也有一定的联系,敲钟为早晨营业的时间,敲鼓为实行夜禁的标志。

另外,规模较小的城乡设立墟,有指定的墟期,小贩们都会依期前来,为了便于区分,会在同一地点摆设同样的货物,或者用姓氏做标记。

蒙元        外贸勃兴

蒙古人由于本身商品单一,所以有极强的商业交换需要所以对民间贸易采取鼓励的态度。

临安城的繁荣并不因宋王朝的覆灭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城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也更加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居各行省之首,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税收仅次于杭州。大都——汗八里,规模宏大,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

大明        从抑商主义到白银帝国

明初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规定禁商贾之家穿绸纱。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此外,因实用目的而编写的商业用书亦问世,主要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明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此外,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当地特产,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嘉靖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舶来品在中国市集频繁买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商业大都会以江南最多,有南京、仪真、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地区商业城市有汉口、南昌、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其中,广州集市贸易有着悠久历史,人们到圩场购物或售卖货品俗称“趁圩”,小贩到各地市场设摊买卖俗称“走圩”。

隆庆三年(1569),大学士高拱上《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穆宗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指出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依托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了商人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商业和市集的进一步发展。明朝生产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产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人均GDP在600美元,有“白银帝国”之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朝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甚至走私猖獗,比如,漳州、泉州等集市官私贸易兴盛,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满清      四大名镇出现

17世纪以后,人口逐渐增加,需求也相应扩大,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因为地处交通枢纽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因专门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而闻名。到了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等地,也更趋发达。北京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一日不可无贸易。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其《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1757年,清政府出外国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的政策后,广州十三行发展兴旺起来,本地小商小贩就聚到商馆区广场招徕生意。清代广州城没有专职处理小贩事务的类似于城管的队伍,十三行区域秩序的维持,由驻扎在商馆区守卫所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负责,主要是防止华人骚扰外国人,避免发生“民夷冲突”,遇到纠纷则转告巡役前去驱赶。

民国时期          十里洋场繁华地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城乡市集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广州,街市尚未建成,小贩们街头摆摊买卖,影响环境与交通,政府着手规划兴建街市(固定的农贸市场)安置商贩,规定“肩挑鱼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场所属街道内摆设”。由于入场要收取租金,街市落成后小贩均不愿迁入。如广州市第一个商用公共街市——南益市场,在民国十四年六月开业后就遭商贩集体抵制。而小商小贩与街市间也常常争持不下,需要要省政府甚至中央部门介入调解。上海、天津所以成为著名的商业大都市,更是归咎于城市商业群体的壮大、外来移民的贡献,以及交通物流之便捷。而汉口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号称是“中国的芝加哥”。

新中国          曲折中向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只允许农民保留少许自留地,生产自用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被取消,集市贸易也就萎缩甚至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曾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人们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市集经济,可以买到新鲜农产品,可以挑选,可以议价;摊贩们之间有了了竞争,价格随行就市。中国的市集也就在人间烟火气中迎来了新生,特别是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发展起来。

而今,因为疫情的原因,地摊经济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并摆摊设点起来,进而让人联想到中国市集的历史,从先秦到现在演进了三千余年生生不息。

赶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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