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个怒怼“天地”的理想主义者

曾国藩天资平庸，接连赶考不中。在他第6次考秀才的时候，不仅落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让他在整个湖南省都出了名。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次奇耻大辱，他自称为是人生的第一大堑。

然而这次“悬牌批责”竟成为了他科举之路上的转折点，像是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一般，接下来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一路顺风顺水。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成就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自己虽然笨，但依然可以走通99%的人都无法走通的科举之路。现在人都尚巧，喜欢使巧力，走捷径。可曾国藩却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他一生做事都不投机取巧走捷径，而是讲究涓滴累积，追求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彻底，这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

曾国藩虽然中进士，点翰林做了京官 ，也算是少年得志。但是在京城，出身乡下农家的曾国藩与周围的读书人一比，难免自惭形秽。原本他以为，读书就是为了功名富贵，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鄙陋与浅薄。

他开始读书自省，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臭毛病，和我们现代的年轻人一样，心浮气躁、自控能力差、傲慢、虚伪、好色。

为了完善自己，30岁的曾国藩立下了终生之至，按照儒家学说的最高标准，以一个“圣人”来要求自己。他通过每天写日记的方式，不断的对自己的性格缺点进行反省。

要想成圣，就需要每时每刻都对自己的自然本性展开搏杀，自身性格上的缺点，是深植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的，是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想要彻底改变它们，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坚持。

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肯定会经历反复、失败、挫折甚至是倒退，关键在于不能放弃。曾国藩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他的一生没有一天不磨砺自己，没有一天不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

立志高远对于个人人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曾国藩要做圣人的这个目标，一辈子都在指引着他，让他在小诱惑前不止步，使他在大困难前不苟且、不退缩。

飞速升迁

曾国藩严格的自我管理，很快就收到了成效，一个是30天时间就把烟给戒了，另外一个成果是，以火箭的速度升官。30岁的曾国藩是翰林院检讨七品，到39岁的时候，他已经坐到了礼部侍郎正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按照今天的级别，就是曾国藩工作不到10年，就从副处级一直升到了副部级的高官。

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这么顺风得意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立志成圣之后的强大个人管理能力。

翰林官员升迁靠的是什么？答案是考试。每隔几年都会不定期的进行一次翰林大考，翰林官员一个月只用上2天班，其他时间就是给你拿来读书学习精进自我的，所以翰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翰林大考，考得好就能升官，考得不好，降级、罚俸，甚至直接罢官。

曾国藩在日记中针对翰林大考立下了12条标准，并严格执行。比方说，早起，静坐，每天练字，书法是考试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我们今天看到曾国藩的小楷作品，功夫是非常深厚的。

另外还有每天读书，作诗，翰林大考与科举考试完全不一样，不再是八股文，而是考察一个人综合学识，所以必须要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有所得的人，才能在考试当中胜出。

1843年，曾国藩为官3年后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考127人，有3人托病不敢来，还有一个作弊的被逮了个现行，直接交由刑部治罪。气氛是非常的紧张。

3天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有5个人，也就是说他考了第六名。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从7品升到了从5品，一下就升了4级。

1847年，曾国藩37岁的时候，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考了第九名。又一次跃升，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从此步入高级京官的行列了。

与上级关系的正确解法

除了考试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交游广阔，在士林当中名声很好。

他初到京城的时候，处世不够周到。但从他开始每日自省之后，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也越来越多。因为他肯于付出，名望日高，备受同乡的推崇，凡是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他领衔。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成了湖南籍官员的领袖，背负一乡之望，这对他的仕途发展有相当的好处。

还有一个原因是，朝廷中枢当中有人很欣赏他。这个人是道光年间最得宠的大臣，穆彰阿，任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关于穆彰阿的历史评价，说他没啥太大的建树，喜欢吹捧和糊弄皇上，但他有一个最大的有点就是爱才。

曾国藩考进士，以及翰林大考的时候，穆彰阿都是主考官，两人因此结下了师生之谊。他确实也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路上的重要助力，对此呢，曾国藩也是感念终生，20多年后，当他再次回来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去穆彰阿家里探望，只是那个时候穆彰阿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尽管，穆彰阿很欣赏曾国藩，可曾国藩并没有直接扑上去抱住大腿不放，而是把这种上下级关系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因此受到牵连。

放眼曾国藩的一生，他与上级交往，非常注重保持这种距离感，这是他的一个重要原则。

后来曾国藩统帅湘军，有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朝中权臣肃顺，就是后来咸丰的顾命八大臣之首。曾国藩也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两个也并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了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来自曾国藩的，慈禧因此很高兴，也就十分信任曾国藩。

到了更晚的时候，当时曾国藩已经到了晚年了，有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醇郡王奕譞向曾国藩伸出了橄榄枝，托人给曾国藩带了信。当时奕譞正在和恭亲王奕䜣一争高下，所以想主动拉拢曾国藩，结果曾国藩连信都没给人家回，弄得人家醇郡王还很不高兴。

当然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亲王与臣子之间私下来往，避免形成朋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曾国藩的为官原则，他从不攀附私人。

官场乃至我们现在的职场都是一样的，很讲究“跟人”，跟对了人升职加薪当然很快，但是如果跟错了，那对不起了，就跟着倒霉吧。曾国藩做事的风格是从不取巧，他不搞这些歪门邪道。事后也一再了证明他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

“跟人”这件事情，短期收益确实是立竿见影，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典型的投机取巧。在工作单位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盯着眼前的利益去抱大腿呢？还是沉下心来为公司乃至是整个行业创造价值，同时尽量不让自己卷入到人事斗争当中呢？我个人觉得，曾国藩给了我一个极好的示范。 

曾国藩十年七迁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顶头上司，道光皇帝非常的欣赏他。

道光皇帝本身是一个能力平庸的主，也正因如此，他特别担心大权旁落，所以才会重用像是穆彰阿这样顺从听话不添乱的人。正所谓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

曾国藩的性格表现出来很踏实，从湖南乡下来，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也不油腔滑调，这就很对道光的胃口。

其次呢，道光安排了一些差事给曾国藩去办，他都尽心尽力，一丝不苟的完成。不像其他的翰林那样眼高手低，看不起俗物。

再加上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道光心中留下了一个清新端正的形象，最高领导人赏识你，那你还不得起飞啊。

“副部长”的无可奈何

那现在，曾国藩位居礼部侍郎，二品大员，从此有了实权，他自己也是雄心勃勃要一展拳脚，准备在国家大政当中要有所建树。

可是啊，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之后才发现，现实与自己所以为的完全不一样。在给家里的书信中，曾国藩说：我这个“副部长”当的是在是不开心，做的事情倒是很多，但是于国计民生都没啥大用，如果几个弟弟能有钱养家的话，我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老人，不在官场上混了。

曾国藩怎么就突然心灰意冷了呢？

原因是他为官本来就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多少的好处，他是真心想为国家多做些事情，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却让他什么都做不了。

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来看，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可以说是五脏六腑都已经腐烂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也正在酝酿之中。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清集团的高管们却一个个都的在混日子。前面我们也说道光帝自己能力平庸，而他用的人，又都是穆彰阿这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眼看着这个国家在一天天的变坏，但却没有人敢向皇帝直言。

曾国藩看上去是“副部级”的高官，但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他想要登高一呼，推动整个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上任之后，从早忙到晚，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于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就算提了一些革新主张，也被部长领导搁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曾国藩开始痛恨这样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对大部分同僚也十分的看不起。这个时候的他，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腐臭熏天的铁屋子里，实在太难受了，所以他才在家书里说自己想辞官回家孝敬父母。

“励精图治”的幻觉

可就在这个时候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了，而不到20岁，血气方刚咸丰接替了皇位。

咸丰上台之后立马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你这个老家伙，身居高位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知道结党营私，整天糊弄我爹。念你三朝老臣，也就不收拾你了，回家养老去吧。

咸丰这一出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看来这个新皇帝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紧接着，咸丰下诏求言，欢迎大家提意见，一起来说说看这个国家该怎么办。这可把曾国藩给高兴坏了，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于是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奏折，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

他说：你爸爸在位的时候，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但也不作为，所以人人循规蹈矩。这样只利于固守成就，但不利于开拓创新嘛。

现在的官场有几大通病，先说朝中的中央官员，办事是推诿扯皮，避重就轻。大家开个会，茶杯倒是洗得很干净，但是会上呢？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要矛盾就没人愿意提。那地方官员呢？办事敷衍拖沓，欺上瞒下，要么就把问题拖给下一任，自己拍屁股走人，要么就做做表面文章。所以我们从上面看下去是一派欣欣向荣，但其实里面都已经烂透了。

你爸爸执政时期，没有哪个官员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现在当务之急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式。

咸丰皇帝看了这封奏折，很认同，对曾国藩大加赞赏，在加上曾国藩办事靠谱，所以咸丰不断的给他加担子。后来他身兼5个部的副部长，整个中央一共才有6部。所以曾国藩自然是忙的七窍生烟。

得到了新皇帝的认可，曾国藩也是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接连上了好几道奏折，全面的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官僚体系面对的诸多问题，希望皇帝能大刀阔斧的进行彻底的改革。

这些奏折真的是曾国藩殚精竭虑的产物，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涉及财政、军事和民生等多个方面。曾国藩认为，咸丰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一来，国家大幸的同时，自己也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可结果呢？曾国藩太天真了。

“怼天”

咸丰虽然摆出了雄才大略的架势，但他根本就要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缺乏做大事的坚持和担当。新官上任烧的那三把火，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很快就疲软了下来。

刚开始求言的时候，他确实诚心诚意，但是慢慢的汇上来的折子多了之后，他的精力很快就消耗殆尽。所以再有奏折，他也就随便看看，批示个好，然后就扔到一边。对于曾国藩费尽心血的上疏，也是如此，他草草看完夸奖几句之后就丢进了垃圾桶里。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了人，痛苦不已。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为了大清帝国，他决定要敲打一下这个糊涂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奏折，胆子非常的大，他直言批评皇帝，指出了3大错误：

第一，见小不见大。你成天纠结什么大臣磕头的姿势不对，衣服穿的有问题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事儿你不上心，现在太平军在广西起义，闹得这么凶，你看看派去的那些人都是些啥？打仗打了这么久了，你最起码也要先了解一下地形吧？据我了解，你连地图都没有拿出来看过一眼，成天到晚你在忙些啥呢？

第二，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你自己鼓励大家进言，现在大家提了这么多的意见，总有好的吧？但没有一项你落实下去的。看来你所谓求言，没有什么诚意，只不过是想要一个纳谏的虚名罢了。

第三、出尔反尔，刚愎自用。你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可是现在大家一提意见你又说我自己心里有数，哪里轮到你们这些臣子胡说八道。自古以来，敢说真话的臣子就少，你自己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你现在这么搞，以后谁还敢说？如果你还像你爸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那一旦出大事你找谁去办？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努力改正这3个缺点。

曾国藩希望自己严厉措辞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让咸丰改弦易辙。但这个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咸丰看完这道奏折之后，雷霆震怒，拍案而起，把折子直接丢到了地上，立刻就想要办他。多亏旁边的大臣苦苦求情。说您刚下诏求言，现在曾国藩就因言获罪，那岂不是正好坐实了他在奏折中的指控了吗？

于是咸丰下了一篇上谕，假惺惺的夸奖了曾国藩几句，然后话锋一转就是为自己的辩护，并针锋相对的驳回了曾国藩的指责。

明代的大臣以冒死进言为荣，对皇帝嬉笑怒骂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现在可是大清朝，君臣之别凜若天渊，大臣给皇帝看的文字那都是字字斟酌，哪里有曾国藩你这么跟主子说话的？

更加重要的是，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一方面是本身就才智平庸，还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弟弟，醇亲王奕䜣衬托着。另外加上他早年间从马上摔下来，腿有残疾。所以他一直都深陷我们之前所说的自卑情结当中。无能引起了内心的自卑，这反过来让他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尊心，这是非常典型的自卑情结的表象。

所以咸丰面对这样一封奏折的反映可想而知，本来咸丰是准备重用曾国藩的，可从此之后他对曾国藩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个仇咸丰真是记了一辈子，从此之后一有机会就给曾国藩穿小鞋，即便是后来曾国藩创立湘军，立功无数，咸丰还是对他特别的不信任，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怼地”

在得罪咸丰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京城的同僚都给得罪了。怎么回事儿呢？因为他硬怼了两个大人物，一个叫琦善，出身贵族，一度位极人臣，因鸦片战争被道光革职抄家，但不久又被启用。另一个是朝中重臣大学士，前军机大臣塞尚阿。

这两个人都因为一些事情被皇帝交由刑部查办，这可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啊，办事官员当然都想当老好人，打算避重就轻，随便走个过场，然后报给皇帝，从轻发落就得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可当时兼任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不干了，他觉得这两个人所犯的事情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必须严肃处理。结果在曾国藩的强硬干预下，琦善和塞尚阿都被革职严办。

之前我们还说，曾国藩本来在北京官场里朋友很多的，人缘非常好。但是这两件事儿之后，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琦善可谓是门生旧故遍天下，塞尚阿也是人脉广阔，你曾国藩这个刺儿头，铁腕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自然一下子就成了官场上的异类。很多人都因此与曾国藩保持距离，甚至再也不来往了。

有一次有人请客吃饭，曾国藩也去了，他看到一张桌子上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就坐了下去，刚想和大家打招呼，结果一桌子的人全部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坐到别桌去了。对曾国藩的孤立情绪，显而易见，那你想，这顿饭还怎么吃的下去呢？

第二大堑

还有件事情也集中的反映了曾国藩在京城官场的窘境。这也是他自认为的人生中的第二大堑。

之前我们说曾国藩给咸丰上疏，批评官场风气不正。想要改变风气，需要皇帝带头，每天组织大家学习圣人的教导。咸丰对此大为赞赏，让他画个图解释一下讲堂怎么布局。

于是曾国藩连夜画了出来，但是他从来没有学过画画，第二天展示在百官面前的这幅画，画的歪歪扭扭，非常难看。曾国藩一下子就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一片赤诚，而是讥笑他的画丑，说这种水平还充当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的自取其辱，但其实更加根本的原因是整个北京官场对曾国藩风头太盛，锋芒太露的自然反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那你最好也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你一个人干着什么急呢？

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推诿扯皮，避重就轻，说外官办事敷衍拖沓，欺上瞒下。你个憨头憨脑做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敢把我们说的如此不堪，上上下下的官员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一个人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诏求言，你就独抒己见把大家一杆子全撂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令他自己也是无地自容。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42岁的曾国藩成为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当时的晚清官场已经完全被一股强大的不思进取的惰性笼罩着，任何人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如此巨大的惯性面前，扭转整个国家的走向，是不可能的。

曾国藩在京城官场的失败，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失败。过于坚守自己心中的理想，以自己心中的理想标尺去丈量真实的世界，是每个人年轻时代都轻易犯的错误。

所以，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曾国藩非常的痛苦，国家颓唐，他百般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萌生了想要辞官回家的想法。

离开京城

正在这个时候，同年6月，皇帝外派曾国藩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这可是曾国藩盼了十多年才盼来的差事。

明清两朝的京官，各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某个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很多的门生，二来按照惯例他们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回报，这是清贫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

说穷京官能穷到什么地步呢？曾国藩几次萌生退志，一直没有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没有回家的路费。堂堂副部级高官，拿不出钱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事实还真就如此。

所以说，关于清朝官员收受“陋规”这样的事情，虽然用今天的财政制度衡量，这些是灰色收入，但实际上在当时都是公开合法的收入，因此也并不违背曾国藩自己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借此机会曾国藩还可以顺理成章的回家探亲，他从进京为官以来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那关于曾国藩在北京从副处级官员到副部级领导，再到后来的位居总督执政一方，他的个人收入支出情况，以及大清朝的财政制度安排，后面会专门说一下，到时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清朝的官员，不拿灰色收入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林则徐这样大名鼎鼎的清官，他也必须要拿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应该拿的钱。

于是，曾国藩满怀兴奋的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12年的京官生涯。但是他一定想不到，巨大的挫折正在不远处等着他，甚至几度差点要了他的性命。而他个人的命运也与整个国家的安危捆绑在一起，一并的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