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丨走出国门1-3

第三回  走出国门  华国锋首访拜铁托  刘家语率团访五国

一、洋跃进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

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总额为65亿美元

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出口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引进设备和技术。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后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

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同华国锋、邓小平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

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后来，很快出现了比例失调的问题。所以，即把引进规模扩大称作是“洋跃进”。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二、中国非改革不可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

尽管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不过，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

1977年初，时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国锋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讶。

项南也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

1977年8月，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

1978年3月，中国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

5月，华国锋正在访问朝鲜后的回国途中。时任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是华国锋的陪同。回国的火车上，任仲夷向华国锋提议：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大连建设成北方经济的对外窗口。华国锋很快就批准并派人到辽宁考察，但该提议后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

6月3日，港澳经济考察团向中央政治局进行汇报。提出利用外来资金和本地廉价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出口。华国锋在当天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后，代表中央政治局表态：“汇报总的精神我赞同。他强调“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

8月14日起，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是自1957年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主要陪同人员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黄华、张耀祠、乔石等。

86岁的铁托四次同华国锋会谈，两次单独会晤。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并一同参观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一些工厂。

三、谷牧率团访西欧

在华国锋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7-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事实上，早在78年的阳春三月，在中央的考察大军还未远赴国外之前，国家计委、外贸部已先行一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启程前往港澳进行实地考察。

5月，当段云所率的考察队伍回到北京时，由副总理谷牧等率领的中央考察团前往欧洲，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开始启程。

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见诸报端。“真理标准大讨论”横空出世，与“两个凡是”短兵相接。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团已抵达法国。

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用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少时读过6年私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关系著称。1954年他从上海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管理工业、交通和生产建设。

但1978年之前，这位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还从未踏出过国门。第一次出国访问难免出点洋相，有官员怕冷不敢吃冰激凌。

谷牧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谷牧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谷牧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中国拉关系，做生意。

谷牧震惊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与经济。德国一家电力公司的一座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中国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一个钢铁厂，年产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需要6.7万人。在法国，谷牧看到一座水电站，全部用电脑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发电。

谷牧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落后于西方20年。考察团回国后提交报告，提出应吸收西方的资金、利用西方的技术、进行外贸体制变革。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

华国锋亲自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

汇报结束后，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在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会议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开眼界，到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

四、邓小平访问日本

1978年10月22日，时任中国政协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74岁的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这是1949年建国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对此日方高度重视，给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待遇。

10月23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仪式上，众人举杯庆祝之后，邓小平忽然放下酒杯，出入意料地走到福田首相跟前，与他来了个拥抱。福田虽然一向以”外交家“自称，但他显然对这位领国领导人的这一举动缺乏思想准备，因此有些慌乱，姿势也颇为僵硬。

在第二天的中日主要媒体报道中，题为《友好的巧遇》的照片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头版。

1945年的日本，这个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国家已是满目疮痍，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差无几，但在之后的30年中，日本却驶上了一条“快车道”，松下、三菱、住友、富士等一批企业纷纷崛起，可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却依旧百废待兴。

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在大阪考察时，在那里翘首等待他是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被尊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当邓小平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10月25日下午4时，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比谷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面对日方记者提出的关于钓鱼岛的敏感问题，邓小平做了如下一番精彩的回答：

这个，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叫法不同。（众笑）这点嘛，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是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有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因为一涉及就搞不清楚的。倒是有一些人倒是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一些刺，制造障碍（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谈这个问题时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方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