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2月14日，湖南长沙市的一处外卖站点，外卖小哥赶来后首先做的是检测体温、酒精消毒，然后再取餐、外送。图/人民视觉

民工转行的劳动力经济学

本刊记者/赵一苇

来自中国西北固原农村的高治晓，戴着头盔口罩，一身黄衣跨在电动车上，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晓吸引这本国际大刊目光的原因，是“当世界停止时”，他与300万名外卖同行一起，仍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配送员们为躲避新冠病毒，却在要求带薪休假。

今年32岁的高治晓在做骑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后从事过餐饮、商场导购、保安、快递等多个职业。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开餐馆失败后，又做起了外卖员。促使高治晓们不懈奔波的，是中国外卖业的全球最高订单量。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总量累计达到635.2亿件，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在同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末端生态里，餐饮外卖行业发展更为迅速，2019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从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200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40岁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内地无数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

中国急速壮大的快递外卖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曾经忙碌在工厂层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们，创造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如今奔驰在城市毛细血管般配送线上的各路骑手们，也被看作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经济引领全球潮流的标志之一。但从本质而言，这一劳动力群体的转移，实质上是从过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相对低端的快递外卖行业。

时代的风口

今年4月，22岁的苗森终于鼓起勇气，辞去了父母托关系才为他找到的工厂装卸工人的工作，他跟着老乡离开河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期望以外卖员的身份开启“月入过万”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业后进了工厂，多年不变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龄人里无可夸耀。在苗森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与他年龄、经历相仿的年轻人，放弃了父辈农民、工人的职业道路，去做快递员、外卖员。那些先入行的兄弟们告诉苗森，一个月送外卖挣个万儿八千很正常。

进入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曾经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头：进城打工。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也是中国“制造工厂”时代的主力军。他们浩浩荡荡奔涌入城，进入各种铸造厂、纺织厂、装配流水线、建筑工地，人人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努力扮演着巨大工业机器中的无数“螺丝钉”，撑起了广东、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业强市广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民工尚不足两万人。自1980年起，进城务工农民开始迅猛增长，1987年已猛增至45万人。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1.2亿左右。广东、福建、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农民工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上一代人眼里，进厂子打工就是一个好工作。”在苗森看来，他们这代人与父辈的职业选择已经完全不同了。转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机械工厂做装卸工人，这是一份亲戚托人帮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亲曾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都是小学文化。在今年疫情影响到工厂开工之前，家里人一直坚持不允许他换工作，父母相信工厂工作的稳定性，对快递、外卖等“不懂的”行业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辞去工作去北京做外卖员，是他和家里多次沟通失败后，先斩后奏的结果。

时移世易。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无论是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还是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2014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6岁一路升高至34岁。相比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基本具备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普遍的小学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职业选择标准，相比枯燥重复的流水线工人，近十年间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中的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青睐的新去处。

3月2日，北京一小区门口，人们隔着栅栏交接快递件。图/人民视觉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走上互联网行业中的核心岗位，而互联网产业生态中新兴的大量基础性、边缘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快递与外卖行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互联网生态的扩张，把中国的快递业和外卖业送上了发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后，中国民营快递业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长。到2005年之后，电子商务进入高速发展期，网购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再次带动了民营快递业的狂飙猛进。这一年，网购零售带来的快递业务量占到了快递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递逐渐成为电商服务的重要环节。

到2010年前后，中国快递业已初步形成EMS、顺丰、京东、“四通一达”等巨头并立的格局。在电商助力下，2014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此后仍保持每年100亿件增长的超高发展速度，至今已连续六年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这一时期，餐饮外卖行业开始萌发，并以惊人速度搭建起庞大的产业生态。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园软件“饿了么”获得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投资；2013年和2014年，美团外卖与百度外卖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外卖业以每年新增用户过亿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2017年确立美团与饿了么的双寡头格局。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达到6536亿元，消费者规模约4.6亿人，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1980年代末，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而2004年之后，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但青年农民工已供不应求。”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而如今，工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快递、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大多数工厂招工的年龄限制仍卡在20~40岁之间，薪资范围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轮休制居多。可招聘启事挂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们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好招，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大军中，用更自由的时间换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数据显示，2019年，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年龄段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前，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厂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搬运之类的活儿，老板说是“上六休一”，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

“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要被呼来喝去的。”苗森直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钱又不多。”相比之下，骑手工作看起来具有“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的优点，这对曾经工作定薪不定时的苗森来说，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

而在传统制造业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企业主不会拿出动辄七八千元的工资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

“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章铮直言，“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

年轻一代不再青睐工厂，除了薪酬、个人就业意愿层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则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装加工厂密集的广东省东莞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成了大型加工厂的厂房标配，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厂也大多以自动化设备替代了人工的包装、切缝等流程化环节。

“现在我们的工厂生产线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内衣品牌都市丽人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潘纪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服装生产线上，裁剪、缝制、检测、物流、标准零部件装配等主要环节，基本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2019年11月10日，江苏邮政快递物流中心内的AGV搬运机器人忙着分拣邮件。图/视觉中国

潘纪刚坦言，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长，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不稳定，培训时间、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

服装纺织业的自动化是制造业生产变革的一个缩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团，近十年营收总体上涨，全球员工总数却从高峰时期的120万人一路锐减至66万人。在汽车制造业，号称中国最先进制造业工厂的上海通用金桥工厂，由十几名技术员操控的386台机器人替代了从前的大批一线工人，每天能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汽车。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出，新安装一个机器人将会削减1.6个岗位，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就业将因此减少2000万。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劳动力替代性压力可能更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技术迭代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数据显示，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有15％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占比最高。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有27.2％来自制造业企业，也占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