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用两年时间影响一座城市的气质

文：莲花香片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威海工作，每年探亲时都要从青岛乘火车，对青岛的印象是火车站有着异域风情的钟表楼以及栈桥的海鸥，那时候的青岛于我只是一个旅途中来去匆匆的驿站，从未想到今后的生活会与这座城市发生怎样的关系。

1998年来青岛出差，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而正是这一次青岛之行，让我一下子被这座城市所打动，或者说被这座城市的气质所打动。又过了几年，因为偶然的机缘，举家迁到了青岛，一直难忘那一次在青岛短暂停留的经历，于是将它写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文章名字是：“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

真正爱上青岛，应该还是从一条路开始的。

那大概是六年前的夏天吧，出差到青岛，去办事的公司在市南区一条僻静的街巷里，事情安排好后就近在公司旁的小招待所住下，因为要办的事情需要等候，于是我便在这条街上闲逛，街道的两旁是居民楼，有些老旧了，路边有杂货店、水果摊，间或有几个老人在梧桐树下闲聊、下棋、打盹，是那种城市老街区常见的闲适、安逸的景象，没有丝毫出奇的地方。我漫无目的地拐过一个路口，走上一个很短的坡路，一侧是灰色的石头院墙，葱郁的枝叶从院墙上探出来，走到头发现这是一个独门小院，一幢古朴的老宅子掩映在丛生的林木之中，院子里晾晒着衣物被单，说明是个居家小院，却又不象一个普通的所在，倒象某个熟悉的电影场景，我正胡思乱想地猜测着，一抬头看到铁栅栏门旁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牌子上写着“XX故居”，我吃了一惊，不经意间看到的一所名人故居，就这样悄悄地藏在城市的一个小小角落，如此寂寥冷清，却又是那样与众不同，你在一瞥之间便能嗅出它的独特味道。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我想我会爱上这座城市的。

后来举家迁到了青岛，才知道青岛有多处象这样的名人故居，隐没在小巷里，毫不张扬，而历史的沧桑、世事的变迁，就在不经意间深深地浸在其中，散发出独有的文化气息。

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都市报的副刊上，也算得上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写给所居住城市的一封情书吧！

在青岛生活了十几年，也渐渐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却也从未认真想过当初这座城市一下子吸引我的气质到底从何而来？直到今年陆续听了几个讲座，我才慢慢体会到，原来一个城市的气质不光与它的自然风光、地理环境、历史演变等因素有关，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气质会被某个人或某些人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活动和行为所影响，这种影响如此深长，会渗透在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以至于几十年、上百年也会为后人所触动。

我说的这个讲座是叁零文人书店在今年举办的一系列围绕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与青岛结缘的文人们所展开的讲座。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开创之初，名人云集，精英荟萃，学校的教师队伍可称得上是阵容豪华，在全国大学之中也是屈指可数：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还有数学家黄际遇、化学家汤腾汉、生物学家曾省等人任职各系主任；沈从文、陈梦家、方令孺等人任教于中文系。此外，蔡元培、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陈寅恪等也都曾做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而之所以有那么多文化名人能够齐聚青岛的原因，皆与一个人有关，那便是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杨振声。

“叁零文人”系列讲座中的第三讲：“杨振声：积极的文学结缘者”，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子张老师主讲。子张老师在讲座中的一段话令人十分感慨：杨振声在青岛叁零文人中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作为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的他，在当年的青岛知识界，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今天，杨振声和他的作品却已经渐渐淡去。他是一位长期被文学史、文化教育史边缘化而面目模糊、地位尴尬的大家。

的确如此，我记得初到青岛那几年，孩子尚小，喜欢带孩子去百花苑玩，那里坐落着20位出生或客居青岛的文化名人雕像，康有为、洪深、老舍、杨振声、闻一多、沈丛文、童第周、朱树屏、毛汉礼、束星北等，有的大名鼎鼎，有的却不那么为人所知，杨振声是后者。从介绍上也只知道他是作家、教育家，却既没看过也没怎么听说过他的作品；而他教育家的身份似乎与“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职位不无关系，这一职位又很容易让人潜意识将他划在官员一类……总之，从寥寥数十字的简介中是很难了解一个人的，何况人们还容易因个人偏见而误读一个人。

所幸的是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子张老师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杨振声，一个真性情、有风骨的教育家，一个学识和人品均令人敬仰的大家，他，实在不应该被后人遗忘。

杨振声1890年生于山东蓬莱，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杨振声与青岛第一次发生联系应该是1919年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众所周知，这场运动是因青岛而起。1919年5月4日，大批学生拥上北京街头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等口号，杨振声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不仅参与了示威游行，还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曾两度被捕。

五四运动同年，杨振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投身于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杨振声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带到了国立青岛大学。他广邀国内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来校任教，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开课，此时已是人才济济，于是便有了前文中所说的豪华教师阵容，以至于有评论称，杨振声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国立青岛大学一段难以再现的“黄金时期”。

单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杨振声作为一名卓越教育家所展示出的高度和胸襟。他并不因大学所在的城市历史短，地域偏，学校经费、规模不足等种种制约而降低办学水准，相反，他充分发挥了教育实干家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勤俭办学，另一方面在人才引进上却毫不吝啬。

为了节省经费，他以身做则，将学校分给他的校长住所让给了其他几位教授住，自己则自费租住在黄县路7号，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楼下住着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赵太侔和邓仲存一家人都是蹭房族。学校为了校长办公方便，要给杨振声买一辆新汽车，他未同意，而是一直用一辆旧的老式汽车。杨振声从不用公家的东西，校务会上，自带香烟、咖啡和茶叶，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理论是“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

杨振声在任职之初，便开宗明义宣布办学宗旨：“本大学设立于青岛，定名为国立青岛大学——以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问、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为宗旨。”

对于国立青岛大学的治学目标，他在认真分析了山东的历史文化现状之后指出：“山东在历史上，对于哲学、文学地位皆甚重要，只是近代开发迟钝，一时落后，人且并将历史上的地位忽略。青大作为地方最高学府，其责任也自然重大，对于历史上地位，不但负有恢复之责任，且当光明而扩大之。”

在学科设置上，杨振声也有着独到且前瞻性的见解，他提出：“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青岛大学。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青大求之。如此，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

在任职校长的同时，杨振声还不辞辛苦，亲自开设“小说作法”课，在天津《益世报》、《大公报》上写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阐述对教育现状的观察和思考。他主张：“学校中应当提倡各种运动与社会事业，以期养成大家合作的精神与处世的艺术。学生与学生之间，应当多有讨论与切磋的机会。学校应当制造此种机会，正式的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

杨振声在他的小说代表作《玉君》中也表达了对教师和学生关系的看法，他说：“教员与学生之间，不惟有知识上的关系，又当有做人的关系；教员为金钱而谋事，学生为文凭而混时间，算不得教育。”

杨振声的这些教育理念现在看来，依然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丝毫不过时，这的确是一个教育家应有的高瞻远瞩。

作为高等学府的一校之长，除了深厚的专业素养，杨振声本人的名士风范也是他以一己之力召集到诸多顶极文化名家来校任职的重要因素。

叁零文人书店中有一幅30年代的青岛文人画像，其中前排左二便是杨振声。画像中的杨振声身材高大，前额微秃，长方脸型，鼻梁高挺，气质儒雅，自有一派领袖风度。

叁零文人书店的画像

在梁实秋眼中，杨振声有着山东汉子的修伟身材和名伶武生杨小楼般的不俗仪表，谈吐温文尔雅又不似山东大汉，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有一名记者则干脆说，他能让人产生“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0年，诗人臧克家以数学零分,语文九十八分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据他回忆：“在文艺方面，‘青大’称得起当代文苑的一角。校长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他为人民主，风度翩翩。在布告里时常看到他用俊秀的草书亲笔写的布告。用的是四六句，很有风趣，至今还记得他幽默地批评男同学：‘破坏风纪,月旦女生’。”

杨振声善饮酒，梁实秋回忆：“杨振声善饮、豪于酒，是‘酒中八仙’的始作俑者，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我们自封为‘酒中八仙’。此外送往迎来及各种应酬，亦无不出于饮食征逐的方式”。

有着深厚学养、开明务实、性情豪爽的杨振声在当时的青岛知识界无疑是一个核心人物。试想被他请来的这些业界佼佼者，多是有着锋芒个性，清高不羁之人，能让他们为之叹服并甘心效力，杨振声的个人魅力可见一斑。而青岛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大学里宽松民主的治学环境也为驻足在此的文人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充分发挥潜能的工作和创作平台，他们果然在这里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闻一多在青岛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篇抒情写景散文《青岛》和告别诗坛的压卷之作、抒情长诗《奇迹》；

梁实秋开始了毕其一生的莎士比亚研究与翻译工作，完成了《文艺批评集》；

沈从文在青岛福山路“窄而霉斋”完成以国立青大为背景的小说《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等几十篇小说，奠定了其文学大师地位的小说《边城》也是在去青岛崂山游玩过程中酝酿而成；

吴伯萧在青岛出版了散文集《羽书》……

彼时的青岛为开埠不久的新兴城市，又地处海隅，曾被德日殖民统冶，文化基础薄弱，人文气息欠缺，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为青岛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青岛这座城市的文化脉络由此形成。现在想来，那年我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短短的瞬间爱上青岛，追溯源头，其实正是这些文化先驱者们在半个世纪多之前悄然埋下的种子，它发芽、成长，惠及后人，并融入到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城市气质的组成部分。

杨振声在青岛只呆了短短的两年，1932年秋天，他因学生请愿及教育经费等问题愤然辞职，离开青岛返回北京，继续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杨振声在青岛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给青岛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后世产生着绵长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杨振声是一个用两年时间影响了一座城市气质的人，生活在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们应该因此而感谢并永远记住他。（2017.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