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庭院深深深几许（三）
欧阳修:庭院深深深几许（三）
三、怒目金刚
他是风雅士子，更是怒目金刚。
说他风雅，是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弹琴，赏花，赋歌，作诗，饮酒，游山玩水，已经是他生活的常态，即使被逐于朝廷，他也从不戚戚于心，就如此优游自在地过了一生。
而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却始终保持着愤怒的天性，从不因环境的险恶而妥协。他视一切不义为仇雠，始终横眉冷对千夫指。敢于向所有的沉沦宣战。士子这样的责任感让他成为了怒目的金刚，呈现出刚正不阿义无反顾的一面。
既能细嗅蔷薇，却也始终心有猛虎，这就是他，我们的文忠公。后世的我们大都知道风流蕴藉的醉翁行迹，却不知他这一身的快哉风，实在是因为内心浩然之气的澎湃鼓荡。
我们可以读读以下的评价:
先公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
这是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所写的《先公事略》中的文字，在他的这段文字里他盛赞自己的父亲，刚烈正直，境界阔大，襟怀坦荡，为人光明，从不营营琐屑，事不轻为，事必有为，正义在前，祸患有所不避。即使因此身陷困境被逐偏远，再被起用，却依然故我，不改正直本色。
王安石在写给他的祭文里也这样说: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先生做官四十年，多次贬谪升迁，常遭困顿流离，这样的经历不禁让人慨叹世路的崎岖。虽然如此，可是先生却是果敢刚正，至老不减！
《宋史·欧阳修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一些人视他为仇敌，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适逢保州兵变，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辞别皇上赴任之际，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是越职了，那样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廷还是在地方。”
家人如此追念感怀，重臣如此敬佩钦慕，皇帝如此推心置腹，无他，就缘自欧阳修内心的刚正无私，磊落光明。他的怒目金刚，从来无关个人际遇的不平，而只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愤怒最鲜明的体现，是他两次为范仲淹的仗义执言。
第一次的仗义执言，起因是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廷争。
景佑二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直斥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为害朝纲。因而被贬知饶州。当时朝中正义之士大多论救，而司谏高若讷却认为范仲淹当黜，甚至在同僚家诋毁范仲淹。虽然朝廷已有明旨禁议此事，但欧阳修基于义愤，怒而修书，直斥高若讷为“君子之贼”，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高若讷恼羞成怒，把欧阳修的这封书信，呈给皇帝，最终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鲁迅先生说，谩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骂一个人是“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如果没有有力量的支撑，就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沦为谩骂，只是怒目，而谈不上什么金刚。可是通读全文，在痛快淋漓之余，你会觉得他骂得有理有力！他直言不讳，针针见血，将高若讷的无耻卑劣揭露无疑，让他的虚伪和丑陋无处逃遁。
在这封信里，首先他说“你不是一个君子。”
一直以来他有三个怀疑，第一，你以文扬名，可是却没有“卓卓可道说者”，名不副实。第二，我朋友说你“正直有学问，君子人者”，但正直之人，宁折不弯，有学问的人，能明辨是非。可你身为言官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这怎么可以说是君子呢？第三，你说起前事，侃侃而谈，一脸正气，似乎比君子还要君子，这时我就疑心我对你的不是君子的判断。现在我推其实迹，我终于明白你的确不是一个君子。
然后他言辞犀利，层层剥茧，更进一步推断，“你不单不是君子，而且是君子之贼”。
范仲淹为人刚正，天下共知。你身为言官现在不能辩其无辜，却因为怕权臣指责，而随人诋毁他，也说他当黜，这就太奇怪了。人生而不同，有人天性懦弱，不能勉强，你顾念堂上老母，以禄位之顾，不敢忤逆宰相吕夷简，这也是庸人的常情，顶多也就是一不合格的谏官而已。但你以非为是，颠倒黑白，竟还昂然自得，不知羞耻，还不断以聒噪范仲淹当黜来掩饰自己身为言官的不作为之错，你这样做，不是“君子之贼”还能是什么？
退一步说，即使范仲淹不贤，但三四年来，他受天子知重，并不是天子“骤用”。你身为言官，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进言贬黜他，反而一直默默无声？现在范仲淹刚刚被贬，你却立刻发声来诋毁他，曲附宰相之意。这不是谄媚权贵以求自保、诋毁贤人以得自高吗？
所以无论范仲淹贤还是不贤，你都不能免责，你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什么贤人，而是贤人之敌！
现在朝廷有旨，群臣不可再言此事，而你身为言官，可以进言，却当言不言。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赖在谏官的位置上，你竟还能腆颜去见朝中的士大夫，出入还以谏官自居。这就真是不知道这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了！
自己蒙羞却不知羞，不以污名为污就算了。更严重的是，“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朝廷竟也要因你而蒙羞了，后代读史的人，都会因为你而嘲笑这个时代的清明政治。
……
看到此处，真觉得他简直就是宋代的鲁迅。一番痛骂如密风急雨，将宵小之徒淋得透湿，狼狈不堪，不留一丝情面。语言之狠绝，逻辑之严密，叫你根本无从驳起。
欧阳修为这封信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很快就被贬到夷陵为县令，即使如此，他也全无戚戚之色。后来边塞狼烟一起，大宋对西夏开始用兵，范仲淹重新得到起用，他有意提拔欧阳修，诚意相邀欧阳修做自己的书记官，而欧阳修却一口拒绝。他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进也。”
当初我支持你，为你仗义执言，难道是为的自己的私利吗？与你同难一起遭贬可以，但怎可同你一起升迁呢？
换句话说，如果为一己之私利，我就不会为你振臂一呼了。正义在心，那才是我的坚持。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升官发财那不是欧阳修的追求，正因为没有这样的私欲，他才能做他的怒目金刚。也因此才有了他第二次为范仲淹拔剑一怒，写出那篇振聋发聩的《朋党论》。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最终因触动反对派的利益，遭多方掣肘。他们祭出“朋党”的杀手锏，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追求集团利益，妄图架空皇上，最终范仲淹，富弼一众改革干将纷纷被贬出朝廷，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其时，朝中官员人人都怕牵连自己，避之唯恐不及，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却迎头而上，写下议论宏发的《朋党论》，来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
在这篇文章里，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朋党，小人同利为朋，利尽而交疏，所以小人无朋，朋为伪朋。而君子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因为都以“义”为原则，所以君子之朋才是真朋，经得住考验。
人君所忧的应当是分辨其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能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则天下太平可期。
在为官大忌——“结党”的话题上，他没有随波逐流，遮遮掩掩，而是秉持公心，正大光明地来谈朋党。并为自己与君子一党而自豪。
最终的结果他还是因此而被贬滁州。但他也却如宋史中的评价:
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构陷在前，触发之而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
言已之当言，行己之当行。铮铮铁骨，遇事不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真的士子，就有这样的风骨气节。
这样的人怎样才能打击他？不义而富且贵，对他却如浮云，既然政治操守无懈可击，那就攻击他的私生活吧！有人假写一些艳词却托名与他，有的人诬陷他与亲戚甚至家人有染。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诋毁他，对他泼尽脏水，败污他的声名。
“虽构陷在前，触发之而不顾。”能够在这样的污蔑面前，依然不改刚直的一面，继续横眉冷对，他的确是不可摧毁的怒目金刚。
好在明辨是非是人的基本功能，王安石说“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有他的这些文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而不会相信宵小的谤议。宋史之中对此也已有定论: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诋毁他的那些阴险奸邪终如雾霾消散，不见半点踪迹。而他的英魄灵气，却如江河，至今浩荡奔腾。
我们爱读他的《醉翁亭记》，爱他的潇洒跳脱，但我们更爱他社会担当的一面。当这个时代，人们渐渐少了他的愤怒，而多了“平和”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他怒目金刚的一面，因为这可以医治这个时代的软骨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