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安娜·卡列尼娜》24
第五部（二十一至二十七章）
当列文和吉娣那条主线暂时放下的时候，小说的笔墨落在了卡列宁这厢。托翁应该预料到他的读者们已经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当伏伦斯基明目张胆带着安娜奔向国外的时候，那个戴着绿帽子的丈夫卡列宁将会是怎样的惨状，又该怎样去面对？
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就是顺理成章地回答这些关切。卡列宁“感到惊惶不安”，“陷入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么也不能把不久前他对患病的妻子和对别人的孩子的饶恕、怜悯和爱，同他现在的处境调和起来。”他落得孤身一人，受尽屈辱嘲弄，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仿佛这一切就是他饶恕和疼爱妻子所得到的报答。
到了这里，笔者似乎才明白，安娜生下的那个女婴应该是伏伦斯基的。不知是托翁口紧，还是故弄玄虚，安娜从怀孕直到生产下这个女婴，小说从未提及她的父亲是谁。这下才从字缝里捕捉到了“别人”这个让人去猜测的不确定讯息。如果其他有血性的男人遇到了卡列宁的遭遇，可以想象该有多么愤怒和痛苦。因为当初只有他心知肚明！
卡列宁的悲苦还不限于妻子的背叛和情敌的肆无忌惮，就连身边的人，甚至于熟悉的商家店员的态度，也让他感到了“轻蔑和冷酷”的压力。他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孤立无助，甚至在整个彼得堡也找不到可以一诉衷肠的人，从而越发绝望。
托翁在这时才给读者介绍卡列宁的身世和简历，以及做省长的时候怎么和安娜相识，求婚并成为夫妻。卡列宁从小是孤儿、在中学和大学全都成绩优异、靠叔叔的帮助踏上显要的仕途，从此醉心于功名。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突然有许多感叹顿生。
或许是这个醉心于功名的人毁了安娜一生的幸福，但安娜不是也毁了卡列宁一生的清名吗？至少从托翁的笔下可以看出，卡列宁还是一个本质上清廉正直、可以大有作为的官员。要不然，身在高位的他怎么连个二奶三奶都没有，甚至在危难关头连个表忠心的人都找不到。笔者同情安娜的遭遇，更为卡列宁感到不平。
这不，到了第二十二章，终于有一个连卡列宁也想不到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找上门来替他分忧解愁。李迪雅帮助卡列宁操持家务，照顾谢辽查，最为重要的是给了卡列宁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感觉到她对他的友爱和敬意。
到了第二十三章，托翁详细介绍了李迪雅伯爵夫人的过去，她的简历甚至比卡列宁还要长。当然重点是李迪雅喜欢过许多男人，但对卡列宁情有独钟。因为她主动为卡列宁操持家务，所以收到了安娜希望见到儿子谢辽查的法文信，信里的内容令她生气，因为她把安娜和伏伦斯基称呼为两个“可恶的人”，所以不论安娜在信里多么谦恭，都被她认为是一种放肆。
进入第二十四章，是一场庆祝会后大家议论卡列宁，既涉及他的妻子和伏伦斯基，也捎带着李迪雅伯爵夫人。大家对卡列宁议论纷纷，责难他，嘲笑他，认为他的仕途已经止步，晋升的路子已断。
但卡列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在努力地工作。李迪雅伯爵夫人刻意打扮之后找到他，寒暄几句之后，告诉安娜就在彼得堡，她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希望卡列宁到她家商议对策。“卡列宁一听到妻子就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立刻现出死一般僵硬的神色，表示他对这事束手无策。而“李迪雅伯爵夫人痴情地对他望了望，为他灵魂的伟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笔者除了原句抄录，似乎啥也说不出来。
卡列宁在第二十五章走进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家的小书房。关于该不该让安娜见到儿子谢辽查，卡列宁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拒绝。“我饶恕了她的一切，因此我也不能剥夺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李迪雅却以可能伤害到孩子的心灵为由，说服卡列宁同意并写下一封拒绝的法文信。
托翁写道，“这封信达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阴险目的。它狠狠地刺痛了安娜的心。”但笔者直接的心态是不以为然，现实生活里有多一半当事人会这么做，律师花费大量时间去说服他们，即使离婚，也不影响母子关系，这是法律规定，但很少有人愉快地接受，何况这个安娜，已经伤透了卡列宁的心，李迪雅替他打抱不平，也谈不上有多么阴险。即使她想让他俩互相仇视，离婚后自己得到卡列宁也不算过分。然而善良的卡列宁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安。
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章是关于谢辽查的篇章。他在爱好的活动中，有一项便是寻找母亲。他不信父亲和李迪雅伯爵夫人告诉他母亲已死的消息，不相信母亲会死。
当无意间从奶妈哪里知道母亲并没有死，是因为她不好，所以对他来说等于死了时，他仍在到处找寻她等待她。祈祷母亲在生日时能回家看望他。
托翁用谢辽查的童心和目光去观察和对待眼前的一切，包括爸爸，教师，还有他们教导他的内容。九岁的孩子有他自己的认知，对于《旧约》、对于人的死亡。他不是个低能的孩子，但学习得确实很糟。托翁写道：“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他爱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就不让任何人闯进他的心灵。教师抱怨他不肯学习，其实他的心灵洋溢着求知欲。”他向身边的其他人学习，却不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像推动水车的水早就漏掉了，漏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幻觉里，谢辽查见到了母亲，“她俯身站在他旁边，用慈爱的目光抚慰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