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课】20180708 解读：《论中国》
作者介绍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论中国》作者，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著作有《论中国》、《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世界秩序》等。
作品简介
《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本书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注定将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作品序言
在将近40 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 尼克松总统委托访问北京，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联系。中国在亚洲历史上居于核心地位，而20 多年来美国与其一直没有高层接触。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是苏联的盟国，但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此后我先后访问中国达50 多次。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我很幸运，能够同时以高级官员、信使和学者的身份探寻这两条思路。
媒体评论
现在仍在世的人中，对于美国1971年向中国打开大门，以及接下来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没有人比基辛格功劳更大了。现在基辛格写就了《论中国》，内容流畅而迷人，有历史，有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方法和目标做出了透彻审视。
——《华尔街日报》
极吸引人，言辞犀利……书中通过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直接的接触，给出了一幅中国肖像。全书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和局面……甚至还阐述了中国区别于美国的哲学性差异。
——《纽约时报》
亨利·基辛格不仅是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而且在此后的40年里，他陆续出访中国超过50次。从外交上讲，在解释中国这件事上，基辛格拥有某种特权。现在，这位年近88岁的国际问题专家出版了自己的新书《论中国》，用巨大的篇幅再次讲述这一非凡的历史，并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纽约时报书评》
让人欲罢不能……在《论中国》中，政治家基辛格根据历史记录以及他40年来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分析了中国古代与其现代发展轨道的联系。这位帮助促成了现代东西方关系的历史见证者，展示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什么——既令人不安，又时而充满希望，并总是引人瞩目的局面。
——《芝加哥太阳报》
《论中国》一书中最具深度的见解集中在心理方面，书中论述了可以从数千年历史中获取启发的中国人与只有两个多世纪历史可供借鉴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别。
——《美国新闻周刊》
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引人入胜,视角敏锐,时而显得执拗,不仅讲述了他在尼克松与中国建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试图说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是如何影响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西方的态度。这本书受惠于许多历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但它对中国的刻画也源自基辛格对中国几代领导人近距离的亲身了解。
——参考消息《中国的“务实主义”延续至今》
很难将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儿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通过回望过去，来解释当下。在形式上，这本书也极为特殊，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著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
——新京报《史景迁：基辛格和中国》
权威评论
这部重量级著作是基辛格博士几十年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总结和智慧精华，对于我们以史为鉴、了解自我，扩大国际视野，推动中美两国增强互信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本书以详尽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观察为基础，审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外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以国家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未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本书有利于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 刘建飞，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增进相互理解是中美两国间永恒的课题。1948年，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教授为此目的出版了《美国与中国》。60多年后，基辛格博士的巨著将帮助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中国，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美两国的关系。作者既是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大师，又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方面运筹帷幄，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才写就了这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我们中国读者则可以从本书提供的丰富材料和这位智者的深邃见解中得到许多启示，以反观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核心内容
《论中国》这本书的中文版总共618页大约34万字左右。小编会用大约10000字转述书中精髓，再用1000字解读总结给各位亲！下面小编将为亲转述这本《论中国》。这本书是对中国现当代国家战略的巡礼，尤其是对外交战略的梳理。作为一个西方人，基辛格更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如何在数千年的传统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今的世界格局。当这些传统一度使中国遭受近代屈辱之后，中国人为什么还要选择其作为逻辑基础？
在与世界越来越接轨的同时，中国是如何让现代国家观念成为主导，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性的世界观呢？这条东方巨龙如何完成了变身？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并且亲身促成过中美建交这一历史性事件，基辛格对中美两国几十年来的关系演变有着独到的审视。因此，《论中国》借助时间轴，清晰地划分了三个阶段，来阐述上述两种演化：
1、几千年封建历史形成的传统世界观，它曾缔造辉煌，但也是中国近代衰落的根由，局面至1949年结束。
2、毛泽东时代。基辛格以中美建交的体验，通过毛泽东标志性的“矛盾论”，呈现着现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在美苏之间的游走、革命与建设之间的纠结。
3、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更具世界眼光，传统思维扮演的角色并不像以往那样鲜明，现代国家观念成为主流逻辑。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最关键部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剧增，世界尤其是美国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游走了一遍之后，基辛格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一个拥有深厚传统的中国，当它复兴起来时，美国应该与之携手并进，而不是与之为敌。
一、封建时代的“光荣孤立”，中国由盛转衰之源
看懂七个问题，找到衰落答案
基辛格通过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解读了“天朝天命”心态的产生，又借助孙子的“势”理论，论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两相结合，就形成了被基辛格称为“光荣孤立”的世界观。这种观念曾带给中国以繁盛，但当以近代国家观念为根基的西方人到来后，它一败涂地。看懂七个问题，便能理解千百年来中国国家战略思想之源，以及由盛转衰的原因。
1、中国文化的“小宇宙”：一直那么傲娇 中国有多独特？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即便是黄帝，也被认为是“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这种永恒感是中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意识根基。直到1820年之前，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综合国力的强盛，从唐宋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虽然数度更迭政权，但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态势下，中国仍在大多数时间里保持“中央之国”的体态、心态，且幅员辽阔，经济发达。中国人几乎很少尝试通过武力向域外投送这种强大，更多的是像郑和下西洋那样展示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
“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从来不在乎这些差异，一直认为，无论世界上的什么国家，都要以中国为核心，不来往则以，来往则必会深浸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中。这种傲娇的心态，加上从郑和之后开始与外界的日益隔绝，形成了被基辛格称为“光荣孤立”的局面，即沉浸在天朝的实力与对外界的漠视之中。“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中国为什么会傲娇？
2、孔子让天朝自大，孙子让中国拧巴
孔子和孙子两个人的理论体系，分别从内核与外延给出了答案。“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皇帝位于中国等级秩序之巅，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没有可比性……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了天命……作为一个帝国，中国答应给予邻国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并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西方各国以主权平等、法律平等为概念，形成国际法和外交的基础，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国与国之间强调均势，既然都无法征服别人，就要加强相互的往来。而中国等级制度的森严，迥异于西方的平等观念。它让中国高高在上，所有外国都被视为不在一个等级上的“蛮夷”，不能接受异域文明的进入。么中国为什么又自缚手脚，傲娇得不彻底？孙子的理论体现了中国对于“天下”的矛盾认知。“（中国人认为）一位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这一形势与它形成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局面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现象都是暂时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战略家必须洞悉变化的走向，为己所用。孙子用‘势’这个词表达这一特征，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概念。”
在“势”概念的影响下，中国从不追求一锤定音，更看重在变化中调节自己的位置，对对手更看重心理优势和政治优势，而把武力视为最后选项，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更喜欢他者的归化，所以较少采用向外的征服。中国认为自己拥有天下，可是又设定了天下的界限，认为世界不可能被完全征服。西方对中国来说过于遥远，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即便对方想来归化，天朝也未必愿意接纳。“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基于这样的理论，中国最终选择了拧巴的“光荣孤立”就不奇怪，尽管它有着强大的文化，却不屑于影响别人的信仰；有着繁荣的经济，却拒绝外来技术的革新；有着发达的制度，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固步自封。
3、西方准备“乱入”，天朝不屑一顾
如果闭关锁国能一直使中国保持“中心”的地位，那么天朝的迷梦将持续做下去。然而问题在于，日渐强大的西方并不认同这种世界观。清朝时期的中国国力达到繁盛，也正是从此开始转为衰落。乾隆年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访华，是西方人觊觎中国利益的开端，此后经过数十年的试探，最终以鸦片战争的爆发，实现了西方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有史以来，中国首次遭遇不再寻求取代中国朝廷，并称自己承天启命的‘蛮夷’。他们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观，从而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进行自由贸易而不是朝贡，向中国京城派驻外交使团）……”
当年英国冀望商业往来，所以马嘎尔尼携带了大量显示英国科学和产业实力的事物，随行人员也包括了机械师、冶金学家这种代表近代工业的角色，希望能使中国明白通商会带来何种好处。但如前所述，中国的世界观以自我为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不认同这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往来，更不愿意接受外国技术，中国传统思想对“利”的鄙弃，也使“贸易”二字的价值大打折扣，清廷对马嘎尔尼带来的东西并不感冒，对于通商要求也视而不见。
中国对远隔万里的“西夷”，只希望其“恭顺”而已。朝廷给英王乔治的信件客气又包含威吓，“尔等亦应体恤朕意，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得享太平之福。”清廷对马嘎尔尼极尽款待，却在礼仪问题上纠结不休。马嘎尔尼要不要按照中国人那样给皇帝叩头，成了这次来访的标志性事件和缩影：西方人想做生意，中国人只关心西夷是否认同天朝的地位。
4、“鸡同鸭讲”之中，中国忽视了什么致命性的因素？
中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西方的科技进步，双方实力差距增大，话语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施展的一切外交手段和断然拒绝不过是推迟了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冲突。”马嘎尔尼离开中国时做出了“两艘英国军舰足以对付帝国全部的海军力量”这一结论，为几十年后的战火埋下了伏笔。“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强踏入传统的中国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自称君临欧亚荒诞不经。他们决心把自已的国际交往标准强加给中国，必要时不惜一战。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一个世纪后，即便是在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
19世纪中期，从拿破仑战争中腾出精力的欧洲人，终于对中国的封闭失去了耐心，决心用舰船轰开贸易的大门。暴力模式因为夹带了鸦片这种毒物而变得更加“可耻”。林则徐、琦善、耆英，清廷的几位大员，不管是战还是谈，是“抚”还是降，都没能阻止英国人的脚步进入中国大地。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从这里拿走更多的东西——商业之外的种种。比如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在当时仍只被中国人看作是皇权的衰落，而没有意识到国家主权的丧失。“19世纪的一位英国翻译家托马斯·梅多斯评论说：中国人最初大多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的长期后果，仅把朝廷作出的让步看作融合并最终降服蛮夷的一贯策略。”
5、和“天朝”意识说再见，西方近代国家观念上位
中国传统里有一个“五饵”策略，类似于以糖衣炮弹俘获敌人的心。鸦片战争后清廷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即竭尽所能地满足列强的贪得无厌，而后寻机驯化它们。“在他们眼里，入侵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渴望分享中华文化，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然而入侵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这种愿望，也不满足于追求有限目标。它们自认为是更先进的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掠夺中国，攫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归化中国文化。”一直对西方追求平等心存抵触的中国，在战争面前，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法高人一等。更糟糕的是，经过鸦片战争尝到甜头的西方人，想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平等，而是变本加厉。天朝高高在上的傲气消失了，反而变成了看别人脸色行事的弱者。世界观随着“中心”地位的丧失逐渐坍塌，它不得不去面对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西方逻辑。“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这种探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6、慌乱的中国以什么逻辑应对危机？
鸦片战争将列强带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清廷再不能像以前对待马噶尔尼那样“礼送出境”然后眼不见心不烦了。他们面临的严峻事实是，西欧国家、俄罗斯、日本这三大势力不停地索取和强占利益，其中任一方都足以颠覆这个王朝。尽管近代国家观念和技术给予了大清帝国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它仍然采取着传统的策略去应对局面。在满足列强要求的同时，清廷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有意挑动列强之间的纷争，以防止任何一方独霸中国，并徐图自强之道。这背后基于的，是鸦片战争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的思路：首先“以夷制夷”，而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甚至提出了利用俄罗斯、法国、美国与英国的交恶，以攻击印度来打击英国的战略意图，同时又提出给予各国最惠国待遇，以使列强取得均势。数十年后，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延伸。而与这一切同时进行的，本应该是对西方近代化观念的引入。无奈天朝在很长时间里只对“以夷制夷”感兴趣，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习惯性地不屑一顾，即便引入了技术，也排斥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其他改革，“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清廷没有意识到的是，它自己要被遗弃了。
7、“以夷制夷”为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败再败，使得天朝的“天命”权威受到质疑，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旷日持久的捻军起义，给了这个帝国最沉重的打击。内忧连连，外患也不断。挑动列强互斗的初衷实现了，尤其是爆发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但结果并非清廷预想的那样。每一次的列强纷争，最后支付款项的都是中国，即便有国家愿意在中国受害时充当调停人，也会顺道捞一把好处：俄国人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充当和事佬时，划走了中国至少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以夷制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更何况，“蛮夷”之中，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对手：日本。
日本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与中国有着同样的“中心”理念，一直准备取中国而代之，同时它又能全盘西化，利用近代化使自己走上强国之路。当这样一个“一衣带水”的国家以狰狞面目出现，中国就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1894年日本对朝鲜的入侵，最终演变成了甲午战争，也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最惨痛的失败。李鸿章只能通过德法俄的干涉，抵挡着日本人在马关提出的种种屈辱性要求。“绥靖”，这个几十年后英法面对希特勒时采用的不堪策略，既是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式方案，也是近代中国思维逻辑的缩影。“然而，绥靖政策同样具有政治风险，有可能丧失社会凝聚力，因为它需要公众继续信任其领导人，即使他们看上去似乎屈从了胜利者的要求。”中国人还会信任其“领导人”吗——“一个无力阻止外国数次攻陷中国首都或制止外国对中国领土进行抢掠的王朝显然失去了天命”。1911年，清王朝垮台。此后，就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这一切才宣告结束。
二、毛泽东时代的制夷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跳跃纠结
十个关键词，勾勒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经历过百余年屈辱之后，首度自立于世界。严峻考验仍在，毛泽东以其超人的战略智慧与美苏形成了三角制衡。“以夷制夷”思维有了2.0版本，使中国的传统智慧拥有了现代外观。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中印战争、中苏决裂、中美建交……这些大事件背后，不曾消失的“中心”情结影响了许多重大决策，自力更生的信条与民族主义情绪形成累加，并初步具有了全球性的视野——历代中国王朝不曾具有的元素。只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现实挑战与历史影响的双重作用，令毛泽东也无法摆脱思维逻辑上的缺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革命理想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意识形态的追求与战略现实之间的取舍，催生过“大跃进”、“文革”，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也困扰着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通过十个关键词，可以看清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这几十年里中国发展与受限之源。
1、中美苏三角关系：今天的你我没法重复昨天的故事
近代中国以一人对抗列强的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同时面对美苏。虽然“中苏友好”“美帝主义”是传统基调，但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刻起，三者之间就在不停博弈，中苏既没有那么友好，中美也没那么敌对，形成了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关系之中苏——再见，兄弟 地缘政治优于意识形态的考量，让斯大林挑动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意在牵制美国的同时，将中国拖入战争。美国本已放弃蒋介石，却不能承受在亚洲失去朝鲜和台湾两个桥头堡。于是他们在出兵朝鲜的同时，把第七舰队横在了台湾海峡，中国被迫错失大一统的机会。加上斯大林不愿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获得的殖民利益，中苏的裂痕就此显现。赫鲁晓夫在1958年提出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让苏军使用中国军港，遭到中方反对。中印战争时，苏联对印度的支持也让中国不快。一年多后，赫鲁晓夫因为害怕被中国拖入核战，撤走在华苏联专家，这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边境陈兵百万，昔日社会主义兄弟决裂了。
关系之中美——欲拒还迎，欲说还休
中美关系呈现了奇怪的一面，朝鲜战场的兵戎相见，没有阻止随后数年里双方在波兰举行的百余次部长级对话。美国人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矛盾，但一直囿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敢过于与中国接近。“其实，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挥空间。”不过到了尼克松时期，“在中国问题上，地缘政治超越了其他考虑”，基辛格秘密访华，推动了中美建交。关系之美苏——总是莫名其妙美苏对峙的局面尽管是常态，可是在牵涉到中国时，总会发生奇怪的变化。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中国质疑苏联企图和美国联手，对赫鲁晓夫大为不满。中美建交时，中国本以为会引起美苏更大的对立，然而苏联此后开始讨好华盛顿，两者之间的接触剧增。“（俾斯麦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中、美、苏依据俾斯麦的这句名言，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在日后不断调整“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的角色组成，维持着平衡。而这，也成为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主题，一个传统策略浮出水面，成为主要运作方式。
2、以夷制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中美苏一度放弃了上述俾斯麦的理论，“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种种计策手段不按常理出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才是冷战的战略本质……” 百年劫难让中国不想重蹈被人欺侮的覆辙，保卫国家与民族的安全成为第一要务。“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1955年，万隆会议，没有苏联参加，中国利用不结盟国家组织来对抗苏联的霸权。而同时，中国又不放弃寻求苏联的支持，作为抵制美国在亚洲霸权的砝码。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一面炮击金门、马祖，表达对美国人降低中美会谈级别的不满，一面告诉苏联人自己“不怕核战争”，吓得赫鲁晓夫以为战事将升级，遂威胁美国别轻举妄动。结果，美国人表示愿意恢复原有谈判级别。十年后，角色大调换。1969年，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之间的战事似乎将一触即发。尼克松认为中国如果战败不符合美国利益。这种态度影响了苏联决定开战的信心，紧张态势随后开始松弛。也是从此开始，中国选择和美国越走越近，以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毛泽东打算用中国一个古老的计策来对付中国面前的各种危险：以夷制夷，远交近攻。”
由于毛泽东超人的胆魄和战略眼光，以及新中国的地位和实力上升，“以夷制夷”形成了新版本。这在对美国的拉拢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让对方以‘老朋友’的身份进入中国‘俱乐部’而深感荣幸，这样就使对方难以表达不同意见，也拉不下面子与自己对抗。”这与千百年来“天朝”试图归化外来者的思路如出一辙，即便是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能摆脱传统思维的影响。只不过，共产党人比清廷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即如果“夷”拒绝被利用，反而一起对付中国，就像列强对近代中国所做的那样，那么“以夷制夷”无疑又将成为历史噩梦的重演。 因此毛泽东始终对苏联、美国同时保持警惕，他自身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让他的制夷策略中，总是充满惊险刺激、又不失自我保护。
3、民族主义——你伤害了我，别一笑而过
毛泽东始终相信，中国从来就是伟大勇敢的民族，只是由于列强和本国反动势力的压迫，才造成了近代的落伍。他也始终相信，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将会发生变化。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他信心基础，出兵朝鲜，与美军掰过手腕且不输于对手之后，他对强权的蔑视心态更加显现。这给他的民族主义心态以更有力的支撑，连苏联“老大哥”的账也不买。“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不久，尽管还要依赖苏联，但毛泽东明确地表示苏联在中国的特权不会维持太久。即使中国与苏联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也不会令毛泽东忘记沙俄曾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前述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苏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建议，让毛泽东“勃然大怒，坦率地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强烈不满”，这一反应让苏联人始料未及，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前往北京安抚毛泽东。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中苏裂痕加大的重要原因。
1962年的中印战争，起源于两国边界的争议，“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如何解释殖民历史的问题。”因此，尽管“大跃进”带来的损失不小，尽管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造成的损耗还未恢复，中国仍然决定出兵打这一仗。民族主义对即使是面子上的损害也不能容忍——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和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美方是出于时间上的技术性考虑，选择的会谈地点，忽视了该地曾是由于不平等条约被俄国割占的中国领土。随后基辛格的访华，成为了毛时代他唯一一次没能与毛泽东会面的访问。这样反应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会催生什么安全战略呢？
4、自力更生——核弹也只是毛毛雨
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定胜天成为主流信念。“自力更生”四个字在毛泽东心中地位甚重，即便在和美国接触时，毛泽东也“绝不会承认中国有任何靠一己实力不足以应对的挑战”。自力更生体现的极致，就是对核威胁的回应。面对美苏的核威胁，毛泽东从来都不畏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也拥有了核武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坚信中国人的韧性、能力和凝聚力，是经久不灭的精神内核，即便面对核战争，结果也是“中国将依靠超凡的耐力谱写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这是难于被西方理解的安全观点，但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幅员辽阔这一优势而让敌人失败的案例。这种依赖于千年传统得出的结论，使自力更生不仅仅成为口号，更成为了毛泽东制定战略的强大心理基础。
5、全球视角——从自力更生到争夺话语权
不过与以往帝国统治者闭守的心态不同，对世界大同的追求、现代国际理念的灌输，让毛泽东有两个目标要实现：在全球视角中思考中国的安全，并驱使中国走向世界——无论是通过现实主义道路，还是通过“世界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执政者能像毛泽东那样集传统、权威、冷峻和全球视角于一身。”尽管不愿意参与朝鲜战争，但中国最后决定参战，是基于长远的考虑，并且影响至今。“美国人试图迫使中国接受自己的世界秩序观”，但中国不愿意接受自己没有参与设计的制度成品。
这种态度对苏联也同样适用。1955年中国拒绝加入苏联创立的华约，同年却在万隆会议上参与创立了不结盟运动。这已经不是自力更生的范畴了，更像是一个领军者的角色。“中国只求平等”——传统等级观念绝不会提及的说法，从毛泽东口中说出，表明中国需要话语权，需要告诉世界，积贫积弱已经是过去式，没有谁能对它置之不理甚至横加欺凌。如果谈判能换来平等，就通过谈判，如果谈判不行，诉诸有节制的武力也可以。更何况，平等也只是第一步。
前述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不仅是希望通过将美方拉回谈判桌，也是因为同年美国出兵镇压黎巴嫩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中东的战略行动，苏联对此无所作为，而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警醒，需要作出反应。“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也烧一把火”，其结果是，中国可以借此提升在全球的作用，为“世界革命”助力——比起中美谈判，这个目的更有推动力。中美最终能握手，是因为尼克松决心打造新的国际秩序，以和平替代战争，而这与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战略都若合符节。尽管无法相互改变基本信念，但对话正是在这种认知上展开，并打造了一种国际关系的处理模式。那么，拥有全球视角的中国，是否和传统形象完全脱节了呢？
6、“中心”情结——在那万人中央感受无上荣光
中国参与并试图引领世界风云的背后，显示的是中国的“中心”情结仍然存在。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战略，认为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等，要搞“一条横线”。在这之前，是不结盟运动，在这之后，是“三个世界”理论，但无论内容怎么变化，“毛泽东考虑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想到的主要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前途。”谁都会以自己为中心考虑问题，但毛泽东的“中心”还带有传统中国的定义，中国仍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且要比前人走得更远：中国的革命要影响世界。这种心态从细节到战略都有所体现。
尼克松访华时，刚刚抵达中国，就获知毛泽东要会见自己。基辛格不愿意让会见有“蒙召”色彩，试图改变会见方式，引起了周恩来的不快——“会谈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也是最优越的政体。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遍及全世界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无论是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主导权，还是对全球视角下的国际新秩序，中国都不会将引领地位拱手相让，即便实力不足，不得不依赖其他力量达成战略目标，中国也习惯由自己提出战略构想，成为中心。只是，既在中心，就要冒着被包围的风险，对此，中国会如何脱困呢？
7、围棋逻辑——不要试图困住我
“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对抗，边界争端中和印度作战，乌苏里江畔和苏联人起纷争……毛泽东习惯把任何人都视作棋手，如果对方在自己周围布下了太多的棋子，那么不管它属于哪个阵营，不管它有什么意识形态，他都会选择冲出“包围圈”，哪怕是以自己并不喜欢的方式。
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海两边都在按照围棋的规则博弈”。美国人不准备保卫的小岛，成为了解放军“落子”的“空地”。实质上中国在乎的不是空地本身，而是打破美国同时在台湾和朝鲜半岛布局，因为在棋盘上，它一旦实现，就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之势。 在中印战争中，这种思想体现得更甚，已经应用到了具体战术上。中央军委下令前线若发现新的印方哨所，就应该在其周围建立许多中方哨所，包围起来，“其实这无异于在喜马拉雅山下了盘围棋”。最危急的时刻，总是围棋思维为中国提供解决方案。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要在国境上同时面对苏联、印度、日本、越南的美军，还要顾及国内的台湾和西藏问题。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时发难，才没有将中国“围”住。
但这已经使中国足够担忧，“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永远冒这样的风险，希望这种自我克制能维持下去，特别是当时苏联正准备击退中国日益明显的挑战。毛泽东很快就不得不证明，他是能伸也能屈的。”能屈能伸的现实举动，就是突破包围，借助外力制衡对手，改变处于下风的“势”。遍观世界诸强，当苏联也已经成敌对时，只有美国能施以援手，于是，围棋思维最终促成了中美的和解。当然，除了外力，中国自身也有极其厉害的杀招——这又是什么呢？
8、中国式威慑——站在城楼观山景唱空城计
一旦感觉被围，就要反制或主动出击。毛泽东从孙子那里得到了启迪。“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们不明白，刚刚结束内战、武器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如何敢与有核武器的美军作战。中国很快显示了他们的意图，并在随后很长时间里将之作为一种模式：即实施突然的军事打击，然后继之以政治动作。
朝鲜战争的军事行动最长，持续了两年，而两次台海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边境冲突，甚至后毛泽东时代的中越边境冲突，都在快速的节奏中完成了这一模式。“毛泽东先发制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心理因素的高度重视。他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抢先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而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他所评估的各种风险。”中国式威慑中，心理手段的应用，时刻存在。毛泽东将孙子的理论上升为了一种危机管理的艺术，“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
前述中国对核威胁的反应即是如此。中国不怕打核战争的言论，曾经分别惊吓到了美国和苏联，使得两国即便手握核武器也不敢轻举妄动。也正是这种艺术，使得对手即使在中国陷入“文革”崩溃式的内乱时，也不敢从中渔利。哪怕处于劣势，也可以成功吓阻对手，在毛泽东时代，《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屡屡在现实中上演。因三角关系而选择以夷制夷，因围棋逻辑而选择中国式威慑，因中心情结而自力更生，并催生全球视野。那么，在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是否有统一的哲学思想作为支撑呢？
9、矛盾论——你太有才了
“要进步就必须经过相互矛盾的力量间一系列残酷的较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如果这些矛盾体自己不现身，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就必须继续革命，如有必要，甚至与自己斗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很清晰地指出过，对立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在中美苏的三角关系中，在联合发展中国家对抗强国时，他既充分利用了狭义的多方矛盾，也利用了广义的矛盾。 “矛盾体自己不现身”时，中国确实会刻意制造“矛盾”，如前述中美建交的过程，虽然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未能加深美苏矛盾，但也在无形中制造了对己有利的局面，为“继续革命”带来了空间。
更多的时候，中国采用的是对既有“矛盾”的利用，甚至利用自身的“矛盾”。1973年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提到台湾问题，称“依我看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台湾，等一百年以后再说”。毛泽东用矛盾论表达了他的逻辑：北京不会断了动武的后路，但愿意将这个日子向后推。因为在此时毛泽东的世界里，这个“矛盾”已非主要矛盾。对冷战时期战略本质即美苏矛盾的关注，让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对待中美之间的分歧——尽管这是主导亚洲外交的分歧。辩证法是矛盾论的方法论，其中的大智慧，对西方人而言总是充满意外的想象力。“作为谋略家，他（毛泽东）认识到凡事有先后，即使要暂时牺牲一些中国的历史目标也在所不惜。”
准备牺牲的除了历史目标之外，还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毛泽东在提出前述的“一条线”理论准备对抗苏联时，已经做好了各国无法联合、只能孤军奋战的准备。他对基辛格详细描述了如何后撤到内地以诱敌深入，同时让侵略者陷入被群众包围的陷阱。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深挖洞”以应对全球战争，毛泽东并不担心用“小米加步枪”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失去的同时得到，失去的越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这种看上去充满矛盾的思维逻辑，对于哪怕是基辛格这样顶尖的政治人物来说，也是过于匪夷所思的。那么，提出矛盾论的毛泽东，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吗？
10、毛泽东的矛盾——大人物有大难题
如果细心一些，你会发现毛泽东诱敌深入的理论，和传统中国接纳远夷、使之被中华文化包围后被慢慢同化的方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泽东对传统观念的排斥感极其强烈，行事方式却总显示，其受传统智慧影响甚深。提出过矛盾论这种大智慧的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困扰自己的矛盾。毛泽东一直在试图加快国内继续革命的步伐，同时深信思想道德的力量能战胜物质困难。前者通常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而后者则带有很浓的传统色彩。
这种矛盾的逻辑在“文革”中被推向一个极端——激进派“想从中国文化和政治中把一切可疑的影响因素全盘滤出，重振中国革命斗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道德规范”。毛泽东认同激进派的观点。现实世界不可能以此为基础，让中国放弃技术现代化、国民经济水平向前发展这样的目标，这就造成了毛泽东的另外两个矛盾：革命理想与现实战略如何调和？自力更生与借助外力如何调和？中美建交是最典型的例子，两国建交后，关系忽冷忽热。中国国内的激进派占上风时，两国关系会疏远，反之就会拉近。
在外交上，毛泽东可以用“三个世界”理论，为革命和现实的矛盾寻找到平衡点，一会儿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反对霸权国家，一会儿又和后者坐下来谈谈合作。而在国内，当他处于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时，矛盾的对立统一并不容易建立。“毛式治国方略是把儒家传统思想所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虽然他宣称在治国的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却不可避免地依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包括治理方法上带有的一些封建色彩，把治国等同于德化教育，革命他所深恶痛绝的繁复的官僚体系——毛泽东几次起来把这种体系打碎了，但随后又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来。”终其后半生，毛泽东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而在后毛泽东的时代里，人们小心翼翼寻求着更适合中国的道路，“努力让中国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接轨。”
三、改革开放周期，世界需要警惕中国吗？
9个事件节点，看中国如何由弱变强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进入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周期。渐渐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开始尝试适应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美关系，也几乎成为了这几十年的外交主旋律。中美之间的交往，可看作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缩影，看懂其中奥妙，就明白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从最初联手美国成功遏制苏联，到苏联解体后逐渐分歧加大，中间夹杂着台湾问题、价值观问题，让这种关系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考验。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中国，终于开始向伟大复兴迈进。“和平崛起”成为新的追求，而这必然也要伴随着与世界彼此重新适应。那么中国究竟会是敌人还是伙伴？是该与之合作还是对抗？从1974年邓小平复出，到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三十多年时间里，9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可以梳理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1、邓小平重回舞台——面对贫穷，中国领导人开始坦率提及
在毛泽东还未去世前，邓小平就已经重回政治舞台。三起三落的他被誉为“不倒翁”。1974年他复出时，在公开场合谈及的都是现实问题，比如增加每日火车运行的车皮数量、冶金部的改革等等。它们暗示着邓小平的风格：不喜欢空谈而愿意做实事。这种风格对他后来的执政思路有什么影响？“在与一个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作了一次标志性的讲话。他说中国是穷国，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先进的国家进行科学交流，向他们学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坦率过。”这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就提出过的观点，“文革”后，他更进一步，结束了“是否借鉴外国经验”的辩论。
在意识形态很浓的七十年代，这种观点使邓小平面临什么问题？在华国锋和邓小平身上，基辛格唯一一次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体系和实践方面的分歧。华国锋主张继续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则更向发达国家的做法靠拢，拒绝那些条条框框，主张权力下放，解放农民的才智，愿意向西方引进技术和输送留学生。在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尚未减弱的背景下，为得到政治上的支持，邓小平展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他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上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无形中占据了制高点。
那么邓小平和毛泽东最大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的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前者相信意志的力量能改变一切，而后者更现实，认为不改革无法摆脱中国的贫穷局面。然而邓小平可以无底线地改革吗？邓小平虽然是一个改革者，却无意抛弃共产主义信念。革命的结果通常是中央权力的增加，而改革不但会使权力下放，更因为强调解放思想而产生多元化。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中，核心是探讨如何建立繁荣中国的具体道路，而政治目标不在探讨之列。接受西方的技术并不意味接受西式的多元民主，维系一党执政是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是邓小平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无论如何，中国开始实现属于它的现代化了。
2、邓小平访美——甜蜜蜜，你们笑得甜蜜蜜
在对美国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也有明显不同。毛泽东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尤其怀疑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背后，是否有针对中国的目的。而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选择靠近美国而不是在美苏之间寻求平衡。因此，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有巨大分歧，但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联合美国遏制苏联，这极大推动了中美之间的邦交正常化。1979年，邓小平访美，完成了中美建交大戏的最后一幕。传统的中国统治者抱有“中心”思想，不会走出国门，更不会认为“远夷”对“天朝”拥有多大的优势——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的，因此也不会视自身为弱者。邓小平的出访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参观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设施，对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体验兴奋不已，尝试了两次，访问期间还多次指出中国落后，需要借助外力发展经济。因为苏联的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当时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使中美之间随后的合作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除去经济和技术之外，在政治上“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邓小平几乎获得了他所有想要的支持，而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从未如此亲密，为后来中国近十年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个蜜月期最值得一提的事件，就是接踵而至的对越作战，中美在冷战期间战略合作的最高峰。
3、对越作战——老虎的屁股也要摸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这个亲苏联的国家在印度支那建立联邦的可能性增加。中国意识到，如果越南、苏联从两个方向威胁中国，那么自己又将陷入被包围的“围棋态势”中。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也出于反对苏联霸权的考虑，中国决定对越作战。邓小平访美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在战略上和美国达成一致，共对苏联；在战术上，他也巧妙利用了美国，访美后迅速对越南作战，让苏联误以为在他访美期间与美国达成某种默契，而对盟友越南不敢施以援手。这种外交技巧是中国擅长的，几十年前的台海危机就是如此，只不过那时中国是在苏联领导人访华后炮击金、马，让美国误以为苏联认同此举——苏联和美国的角色调换了而已。
中国军队对越作战不到一个月就撤军了。从一场战争的角度看，它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对解放军实力的拖累显现无疑，从装备到战术，解放军都不占优势，损失惨重。几乎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这一仗打输了，只有李光耀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邓小平取得了地缘政治的优势。对越作战，让越南在随后多年时间里不得不重兵防御中越边境，无法顾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使苏联不得不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帮助越南军队，使苏联本就左支右绌的财政开支更增负担。
“中国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争取到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实现他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遏阻苏联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对越作战唬住了苏联，未能出手，显示出了苏联战略能力的不足。此后苏联乱了方寸，在多个战略要地顾此失彼。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对中国施以援手，却在分享情报等方面与中国开展了合作，中美也从苏联的战略失误中获得了各自需要的利益，尤其是中国，可以相对放松地开始经济改革了。“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可以说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当时人们对此尚未看透。它也是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峰。” 水满则溢，在高峰之后，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显现了。
4、第三个中美《联合公报》——蜜月结束，过日子难得糊涂
伴随苏联威胁的减弱，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从冷战局势中抽出了一些精力，也要面对彼此的分歧。 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这位对台湾有感情的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表现出了对台政策的倾斜。成为总统后，他不得不在矛盾中面对中美关系，一方面要在全球战略布局里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一方面又对台湾恋恋不舍。1982年发表的第三个中美《联合公报》最能体现这种矛盾。它用了很模糊的词语——如“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来形容对台湾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触碰中国大陆的底线，对台湾而言，又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
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美国利用了这种模糊，做了令台湾继续受益的事情，如将“武器出售”转变为“技术转让”，这完全出乎了北京的意料。 里根的模糊方式，后来在中美关系的多年发展中屡现身影，多数时间里，它居然可以通过维持现状的方式，让一个特殊的三方关系持续。“北京对华盛顿灵活解读《联合公报》感到失望。但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得到了10年的美国援助，使它得以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加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华盛顿与台海两岸都保持了友好关系，并与中国就共同的反苏需要进行合作，比如分享情报和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台湾获得了在谈判中与北京讨价还价的地位。”只是，默认现实并不能消除长期风险，后来2010年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激烈反应就是一个例子。更何况，在台湾问题之外，中美还有更形而上的分歧。
5、1989年——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分别
1989年，众所周知的事件，让中国面临考验，也让美国陷入窘境。时任总统布什了解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即向北京表达美国的愤怒。但他同时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攸关利益，且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左右”。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不能脱离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因此它有时制定外交政策，会超出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对越作战前，美国就曾因为打击越南可能会帮助红色高棉这样的恐怖力量掌权，而犹豫不决。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如果国家利益相吻合，就有可能合作，甚至必须合作。没有什么能取代共同的利益，一国国内体制与这一过程毫不相干。”中国甚至已经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在这样的分歧下，美国总统经常要在特殊事件面前，小心谨慎地判定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界限，而中美双方并不能总是理解对方的做法和意图，因而彼此之间的矛盾远不会减少，反而会在日后形成更多的认知差别。
6、苏联解体——中美关系向新国际秩序过渡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处处捉襟见肘，在中国周边地区呈现战略撤退态势。这使得中国不再提对苏联的军事遏制，又开始探索和苏联的往来。如果说，对越作战后，中国联手美国、海湾国家等力量处处制约苏联，实现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的话，那么当苏联的威胁减少时，中国察觉到新均势的出现，便又重拾“三个世界”理论，准备和美苏展开平行外交，同时又不失去在第三世界的利益。 只是时局变化太快，戈尔巴乔夫将政治改革置于经济调整之前的做法，加速了苏联的衰亡。 受苏联解体影响最大的就是中美关系。“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正在从冷战模式向全球国际秩序过渡。”当苏联消失后，中美发现它们的利益一致性减弱了很多，价值观和世界观差异成为主角。 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代表民主的胜利，“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国际体系今后将建立在跨国原则基础之上。由于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因而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不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则将苏联解体作为了值得警惕的参照，“促进政权更迭‘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并非中国人的认同。 只是，中国的改革计划需要美国的合作，因此虽然对于民主问题的认知存在巨大分歧，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拒绝与美国的联系，而美国也不愿意随便丧失利益。 尽管有1989年的风波，布什总统仍然尝试通过特使秘密访问等渠道，保持与中国的沟通，克林顿时期也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作了让步，到1997年江泽民访美，翌年克林顿回访中国后，两国达成和解，关系又恢复了正常。 此时，中国已经巨变了。
7、南巡讲话——明天是个好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和新成为总书记的江泽民认为，提高生活水平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必须要加快改革。在动荡之后，1992年，邓小平选择以南巡的方式，宣示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壮举。”这条现代化之路类似晚清的选择，大清帝国的人们因为不肯放弃彰显中国特殊地位的生活方式，使当年的选择失败了，而现在的障碍是，如何在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此前通行做法的同时，又不丧失政治上的合理性解读。早期经济特区的建立，宣告中国愿意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彻底放弃了持续千百年的自给自足理念。现在，邓小平准备进一步令中国和世界惊诧，他倡导学习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原则，当然，社会主义民主与多元民主仍有天壤之别。
“发展才是硬道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以原则性的东西，体现了善政标准的变化，即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的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而非自给自足。”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了宿命，但还不能说是精神信仰上的妥协。它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中国人对生活水平的预期越来越高；而在国家层面，在经历了长久的挨打、落后、贫穷之后，人们对国家地位、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的预期也越来越高了。
8、第三次台海危机——掰掰手腕，一起坐过山车
改革开放增强了中国的活力，大陆与台湾的往来也得益于此，双方的经济依赖度日益增加。但政治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两岸议题成为中美最棘手的问题，大国掰手腕的情形终于在中美身上出现。蒋经国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令台湾社会走向西式民主，与美国之间的价值观日益接近，使后者对其更难以撒手。李登辉的上台，让台独思想抬头，也符合一些美国人的利益需求。1994年，李登辉的飞机经停夏威夷，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1995年，李登辉借助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之际，大谈台湾希望获得“正式承认”。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年底，解放军宣布将在1996年3月台湾“总统”选举前夕再进行演习。
选举临近，美国的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成为1971年来针对中国的最大军事集结。在军事威慑的同时，美国保证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不许台湾继续挑衅。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呈现了相互警惕又不敢轻举妄动的姿态，“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美国太强大，（中国）难以胁迫”。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中美合作，保持和平。两国也意识到动武并非改变现实的最好选择。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两国关系又开始有了显著改善。但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轰炸，仍显示了两国难以控制的元素。中美关系像过山车起起落落，是世纪末的常态。“双方政府依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但他们不能控制两国相互撞击的方式。这是中美关系中尚未解决的挑战。”
9、奥运会——复兴路上不要拦着我
中国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不但躲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在危机中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堡垒。从一个学习者，逐渐转变为理念倡导者，从一个弱者，变成了让世界有些警惕甚至颤抖的大国。到了胡、温主政时，“中国已经足够自信，可以拒绝甚至巧妙地嘲讽美国的改革训诫。它现在可以按照实际力量而非长远潜力、最终战略角色来实施外交政策。”看上去，中国可以真正寻求平等的伙伴关系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大变化，小布什任总统期间，双方在反恐等足够多的领域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培养出了越来越深的伙伴关系”。
借助这样的稳定，中国将21世纪的前20年视为“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和平崛起”的主张。其本质仍带有历史传统中的大国心态：“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有形的主动权（如资源或领土），又强调和谐世界的道义主张。”2008年奥运会成为了标志性的缩影。中国百年来的强国梦与复兴追求，在开幕式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呈现。伴随着复兴的，是民族主义的强烈抬头。中国人不再探讨是否向外寻求知识以摆脱积弱不振，而是思考在中国已赶超西方时，如何与世界往来。
《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梦》这两本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书，代表了一种激进的中国声音。中国周边的国家本来就抱有怀疑：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和辽阔统治疆域的中国，难道真的满足于和平崛起，满足于“小康”吗？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始质疑这一点。“奥巴马入主白宫时，两国关系陷入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两国领导人都宣称致力于协商，甚至建立伙伴关系，但他们的媒体和精英却日益支持不同的观点”。“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中美之间要寻找这样的答案，中国和世界之间也是如此。那么，谁能解开这个难题呢？
尾声：中美应该打造太平洋共同体
两个名词，能代表中美关系的未来吗？
《论中国》的《后记》，并没有寻常可见的鸣谢，也不是一份总结报告。它着眼的是未来，为中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建议。它基于一个历史参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的关系，试图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中美之间如果走向对抗，将重现惨痛的一幕。
1、克劳备忘录——一战的教训就在眼前
1871年，德国统一，成为欧洲新生的强大政治实体。它与法国、俄国、英国之间形成了对抗态势。慢慢地，德国企图用分化手法破坏俄法等国的联盟，却因采用羞辱性手法而适得其反，让英国加入俄法联盟，形成了一战前欧洲的两极体系。1907年，英国外交官克劳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一旦取得一些优势，那么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哪怕是它宣称的温和方式，对他国来说都是威胁，为此英国必须做好最坏打算，针锋相对。随后，对峙让外交的灵活性越来越低，零和博弈出现了。克劳当时的判断，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也许同样适用。“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战略冲突，类似‘一战’前欧洲结构的形式无疑会在亚洲逐步发展，形成相互竞争的集团，每个集团都试图破坏或者至少限制其他集团的影响和范围。”“克劳学派”认为，中美都觉得自身模式具有普世性，而它们巨大的差别，可能会形成实质性的碰撞，造成紧张局势。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殊途同归的表达：即随着中国实力的积累，中美之间难免冲突。那么，还有挽救的办法吗？
2、太平洋共同体——会是痴人说梦吗？
避免克劳学派的观点变为现实，就要避免形成相互对抗的联盟体系，不能让一方的收益成为另一方的损失。“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这不是支配‘一战’之前对抗的那种局面，而是表明中国和美国既合作又竞争，在许多方面共同发展。”“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理解这两点，也许就能建构新的中美合作。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有趣的提议，它可能会减少中美的相互猜疑，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将不会以某国集团的身份，而是作为各国联合体系的一部分，加入这个共同体，完成和平发展。中国不必担心被美国遏制，美国也不必担心被中国赶出亚洲。当双方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时，亚洲的未来就能够得到保障。康德称：“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如果中美能协力合作，未来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一天，能到来吗？
解读总结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这本书是一本横跨历史、政治、军事、宗教多个学科领域的大部头著作。亨利•基辛格，一个久经世界风云变化的老头，在他所经历的激荡风云过后，用自己特有的视角，试着还原这个世界的过去，试着品味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一切，试着把握这个世界未来！小编不在这里讨论他的视角和结论对与错，因为这仅是代表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在这里他说教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我们只是很欣赏他的睿智和字里行间的那份从容。
这是小编连续解读基辛格的第三部作品，《论中国》是我2014年去华东五市旅游时在机场看到不少人在翻看和购买，所以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这本书。一直以来想系统的了解一下基辛格的思想和政治历程，这次碰巧一齐找到了三本大部头《世界秩序》《大外交》《论中国》喜出望外。《论中国》的作者基辛格一一一个美国人，再说中国的历史时，很多东西比中国人理解的还到位，有时候超越美国，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美国，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
我们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就是当中之国的意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文明和经济发展上似乎可以大体符合，可是在大航海时代我们的闭塞使得我们对世界越来越缺乏了解，当脚步慢慢落后于他人的时候，英国人驾驶着他们的工业文明，坚船利炮，鸦片，把中国人打得鼻青脸肿，赢了个彻底。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中，因为指鹿为马，趋炎附势而得势的不在少数，这极大的促使中国政治制度的腐朽，昏暗，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也极大了限制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未来的想象，所以，看看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了解他们对我们历史和政治的看法，对于对照自身的固有的观念并重新认识、省视，是很有必要的。
阅读这类庞大复杂而且略带严谨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很多国人具有启发意义，非常感叹作者基辛格对如此篇幅著作的驾驭能力，且能客观公正的讲述与几代中国领导者交往的历程，这让我对中国今日的成就深感敬意，还对几代领导者对国家战略外交所做的巨大贡献感到敬佩，让我不再通过片面的史实片段恶劣的看待一些事情，而且基辛格在书中关于外交战略战术和国家利益的分析对照让我对今天的国家交往有了和以前全然不同的认识（觉得以前很单纯），书中基辛格的对历史论证的观点也很灵活鲜明，很适合一些对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缺乏系统概念的小白们好好学习一下。
自认为，这本书还能表现出基辛格个人的性格，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有原则，有信仰，同时思维活跃，从这本书里，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世事变迁。从基辛格的眼中看中国社会和领导人，我觉得意义深远，因为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当时的美国政客群体，而美国同我们总是息息相关，但是认识自己的国家也同样要有自己的坚持和信仰，所以尽管我很喜欢他，也很喜欢这本书，并且十分接纳他的一些想法，我依旧尊重自己的国家，因为尽管他手握很多信息，但是对于中国他也不会了解的实打实的真实可靠，同样的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中国提出无益于自己国家的建议。
这本书毫无疑问的给我们相当清晰连贯的展示了建国以来的外交上的风风雨雨，更有洞见的提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外交政策在连贯的进化。同样，随着时代的改变，中美关系也不会限于学界经常类比的英德关系，超越零和游戏，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使命吧！好，这本书的其它精彩文字图片，均在文后的下方，欢迎您来互动阐述您的想法，我把这本书非常实用的细节精华基本为您转述出来见上文，附加了小编个人对这本书所列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方面等相关问题的初步理解，您可以点击文本复制粘贴为已所有，为什么我这样慷慨？因为无论你是否署名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思想和精神，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时间后缀您的想法和问题。书后我们有找时间一起切磋学习，共同进步。解读总结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本书再会！
作品精选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奥托·冯·俾斯麦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他曾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整整15年，中苏美三角关系中的主角都忘记了这一至理名言—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种种计策手段不按常理出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才是冷战的战略本质，美国和中国的敌对是次要矛盾，尽管其主导着亚洲的外交。但是，毛泽东一直在与苏联竞争意识形态上谁执牛耳和地缘战略分析上谁更正确，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绝不可能因它们各自对美国的敌意而走到一起—除了朝鲜战争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即使那时它们也没有完全同心同德。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借台湾海峡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几乎同时，他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发难。他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估计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允许对方把他打败。毛泽东高超地运用了前一章讲过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以心理力量来掩饰实际的虚弱。
朝鲜战争结束时，依传统理论研究国际事务的人们——特别是西方学——判断毛泽东会寻求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共产党胜利以后，还没有享受一个月哪怕是表面上的太平日子。土改、学习苏联经济模式、镇反，一件件大事接踵而来。与此同时，这个依然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还在和一个有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超级大国作战。
相比之下，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结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标志着国内秩序回归“正常”，这种正常局面一直持续到那个10年的结束。在国际上，朝鲜战争已然成为共产主义通过政治颠覆和军事行动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模板，亚洲其他地方也为此提供了佐证：马来西亚的游击战，新加坡左派的暴力夺权，印度支那战争中左派力量的日趋强大。而美国观念的误区在于把共产主义阵营看做是紧密一体的，没有认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彼此已经猜忌颇深。
艾森豪威尔政府套用美国在欧洲的经验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效法马歇尔计划，试图加速共产世界周围国家的自立进程，并建造北约式的军事联盟，例如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然而，它没有充分考虑欧洲国家和亚洲边缘国家间的本质区别。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完备的国家机构的成型国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现实与期望差距巨大，这些国家仍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消灭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自立。在维持基本的国内稳定之后，安全任务即转为防御跨过国际上确认的边境线而发动的军事进攻。
相比之下，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们要做的是超越民族和宗教的隔阂建立政体，达成政治共识。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任务，不是军事任务。它们的安全威胁是国内叛乱或游击战，不是国外的军事入侵。尤其在印度支那，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出现的4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的边界尚有争议，也缺乏独立国家的传统。这些冲突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节奏，虽受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各方政策的影响，却不受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的具体控制。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军事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湾各执一词，都坚持自己代表中国。国民党认为，台湾不是独立国家，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暂居地。国民党的宣传言论一贯坚持，虽然共产党暂时占据大陆，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一定会反攻大陆，恢复正统。而在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由被推翻的国民党占据，它与大陆的分离以及与外国势力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双方都同意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分歧在于哪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执政者。
美国及其同盟时不时地提出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国家的主张即所谓的“两个中国”，但双方政府都坚决反对过这一提议，说这会阻碍它们实现解放对方的神圣使命。美国一改初衷，转而支持台湾的立场，即中华民国为“真正的”中国政府，有权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席位。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51年解释杜鲁门政府的这一立场时说，与表面现象相反，“北平政府（当时国民党对北京的称呼）……不是中国政府……它无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对美国来说，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实际控制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在法律和外交意义上却并不存在。此后的20年间，美国的官方立场一直如此，没有大的变动。
美国这一立场使它无意间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按北京的国际事务观，一个世纪以来列强一直阴谋分裂并统治中国，美国成了最新加入这个阴谋的国家。北京认为，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事业就未竟全功。
蒋介石的首要同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毫无兴趣。虽然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不时要求白宫“放手让蒋介石干”，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认真考虑过通过发动战争来扭转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的局面。
1954年8月，朝鲜战争的炮火停息刚刚一年多，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了。危机的起因是国民党撤离大陆后保留下来的一块地方：国民党军队还占着紧挨着中国大陆海岸的几个岛屿，并且在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有金门、马祖，还有几个更小的岛屿，离大陆比离台湾近得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沿岸岛屿既可说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道防线，也可像国民党宣传言论所称，是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这些岛屿在10年内居然引发了两次重大危机，而且其间苏联和美国都曾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就它们的位置来说，这一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它们不涉及苏联和美国的任何战略利益。后来事实证明也不涉及中国的战略利益。毛泽东不过是借此表明他对国际关系的观点：第一次台海危机是他对美战略的一部分，第二次则是对苏—尤其是对赫鲁晓夫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距中国重要港口城市—厦门最近处大约2英里，马祖离福州的距离也差不多。这些岛屿从大陆目力可及，完全在大炮射程以内。台湾则远在100多英里以外。解放军在1949年曾对金门发动过进攻，但国民党部队顽强抵抗，击退了进攻。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迫使毛泽东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中国为完全解放台湾向苏联求援，得到的却是敷衍推诿—由此开始，两国最终走向反目。
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为总统后，形势复杂起来。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艾森豪威尔的理由是，因为第七舰队阻止了台海双方彼此攻击，“实际上等于美国海军成了共产主义中国的防卫力量”，而当时中国军队正在朝鲜与美国军队交战。现在他命令第七舰队离开台湾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一个在朝鲜和我们交战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第七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是美国的重大进攻行为。矛盾的是，现在第七舰队的撤出引发了新的危机。台湾开始向金门、马祖增派数千部队并运送大量的军事装备。
双方都面临着难题。中国绝不会放弃解放台湾的决心，但在第七舰队这样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它只能推迟计划。第七舰队撤走后，它收复沿岸岛屿的障碍即不复存在。对美国来说，它尽管承诺“保卫”台湾，但为了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称做“一堆岩石”的小岛打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和台湾谈判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后，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
在挑战面前，毛泽东通常会采取最出人意料、最曲折迂回的办法。在国务卿杜勒斯飞往马尼拉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途中，毛泽东下令对金门、马祖发动大规模炮战—锋镝直指台湾自治的船首，也考验美国对亚洲多边防御的承诺。
对金门的第一波炮击造成两名美国军官的死亡，促使美国立即把3艘航母组成的作战群重新部署到台湾海峡附近。美国曾经矢言不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力量”，所以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炮火反攻和空中袭击。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开始研究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当时已有所顾虑，只批准了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的计划。几个没人想要的小岛引起的危机就这样具有了全球意味。
然而，这场危机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中国并未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危机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眼看就要引发对抗，而是转为微妙的危机管理。双方在政治层面上宣称军事对抗，但都在斡旋设定错综复杂的规则以防止军事对抗。在台湾海峡的往来策略中，孙子的影子无处不在。
结果并没有爆发战争，而是形成了“斗中求存”的局面。为防止中方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因低估美国的决心而发动进攻，杜勒斯和台湾“驻美大使”于1954年11月23日在华盛顿草签了计划已久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关于刚刚遭到炮击的岛屿，美国的承诺却模糊不清：条约注明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距台湾25英里处一个较大的岛屿群），没有提及金门、马祖和其他紧靠中国大陆的岛屿，把它们留待以后“协议决定”。
至于毛泽东，他禁止部队指挥官攻击美军，同时又表明不惧美国最具威胁力的武器。他利用在北京会见芬兰新任大使这个毫不相关的场合，突兀地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的威胁：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台海两边都在按围棋的规则博弈，大陆开始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解放军部队登上了条约没有具体涵盖的两个较小的岛群，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双方仍在小心地界定自己的红线。美国不打算保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为国民党军队从岛上撤退提供了帮助。解放军部队则接到禁令，不准向美军开火。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言辞对他的苏联盟友产生的影响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他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却要为对苏联毫无战略利益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他不断声称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那些人口不多的欧洲盟国听毛泽东说中国在战争中哪怕失去一半人口，最后还会胜利，更是既惊且惧。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与毛泽东见招拆招。他们不想求证毛泽东是否真经得起核战争，但也不想放弃捍卫国家利益。1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安排在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和台湾海峡“相关的阵地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根据这个原则，杜勒斯在1955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准备使用中国没有的战术核武器应对共产党发动的任何新的大规模进攻。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发出同样的警告，说只要不伤及平民，他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战术核武器，“就像使用子弹或任何别的武器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危机期间明确发出核威胁。
毛泽东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原来只是说说而已。他指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放出口风，后退一步。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伸出了橄榄枝：“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战。
像朝鲜战争一样，这次也是平局。双方都达到了短期目标。美国遏止了一场军事威胁。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他的战略其实更为复杂，因为他清楚大陆的军队在美台协力抵抗面前无力攻占金门和马祖。他对赫鲁晓夫说，他根本无意占领那些岛屿，他是要通过威胁那些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
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继续占领金门马祖意味着我们的岸炮和空军可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该两岛，我们就失去了随时让他不得安宁的能力。
按这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它对自身的军事行动有所克制，是为了防止出现“两个中国”。
莫斯科的战略观更为直截了当，也真正知道核武器的厉害。它无法理解为了作象征性的表示居然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这一做法。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抱怨说：“你既然开炮，就应该占领那些岛屿，你如果认为不必占领，那么开炮就没有用处。我不理解你的政策。”一本毛泽东的传记甚至说，毛泽东挑起危机的真正意图是造成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使苏联被迫帮助中国发展刚起步的核武器计划，以减轻万一战争爆发苏联必须驰援的压力。这一说法虽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这场危机还有许多其他出人意料之处，包括苏联决定帮助北京发展核计划，以便和这个令人头痛的盟友拉开距离，将来危机重起时让中国自己负责核防卫—后来由于围绕沿海岛屿发生第二次危机，苏联收回了这一决定。
作品后记
一些评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评论家，重新研究了20世纪英德两国对抗的史例，并认为这是21世纪美中关系的预兆。两者的确有战略相似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复兴的大陆大国；而美国如同英国，是一个与这个大陆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洋大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曾比任何一个邻国都强大得多，但那些邻国若是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也确实威胁过帝国的安全。如同19世纪德国的统一一样，所有这些邻国的谋略必然受到中国这个强大统一国家复兴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体系演变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胁为基础的均势。
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吗？许多人认为战略互信一词本身即自相矛盾。战略家只在有限范围内依赖假想敌的意图，因为意图是可以变的，主权的本质是不受另一权威影响而做出决策的权利。因此，以一国实力为基础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与主权国家问的关系密不可分。
尽管罕见，但国家问关系可以变得非常密切，从而不必考虑战略威胁。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战略对抗是不口想象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是针对彼此。在他们看来，战略威胁来自大西洋地区以外，需要以联盟框架来应对。北大西洋国家间的分歧一般围绕着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评估，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即便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仍不失家庭内部争吵的特征。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欧国家几乎已把军事行动排除在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之外。
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它们不一定在策划战争，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如果无力自卫，它们便力求加入联盟体系，获得额外保护。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即为一例。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外国殖民，不久前才重获主权。对他们来说，主权是绝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在亚洲大行其道，更甚于其发源地欧洲大陆。主权概念被认为至高无上；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部队跨越边境；不干涉内政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样一个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维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们所说的“遏制”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它们所代表的现实不是美国政策造成的。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与它们相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遏制中国的主张，就是拒绝由美国在反华基础上牵头建立一个战略集团。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白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对这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对他们的继任者来说，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
当中美两国40年前第一次恢复关系时，当时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愿意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使一代人之前的领导人能够不惧压力、谋划未来，为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便无法实现的世界打下基础。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作品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的独特性
第二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
第三章 由盛转衰
第四章 毛泽东的革命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第八章 走向和解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第十六章 什么样的改革？邓小平南方视察
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第十八章 新千年
后记 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中文注释
英文注释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