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道观看课堂的教学活动结构

     我所说的师道观在这里主要是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师道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活动结构，即，我认为，师道观决定课堂的教学活动结构。我所讲的教学活动结构是借鉴刘庆昌老师的《广义教学论》中的相关内容。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学校中，师生关系是以一种极为鲜明的尊卑等级的形式存在的，“天地君师”，“师”作为仅次于“君”的人，在知识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在教学过程中拥有无上的权力，这种师生关系是一种绝对的、固化的上下关系，教师在上，学生于下。不管日后教师如何，学生如何，教师依旧是教师，学生只能是学生，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是能够随便改变的吗？

     这种严格尊卑的师生关系也就决定了那时的教学活动结构，在课堂上，教师是绝对权威的知识拥有者，而学生只能以知识的接受者的身份存在。即这时的课堂教学活动结构是教师教，学生学。教和学是一种近乎平行的关系，二者不交叉，没有依附关系，教师的教既可以对学生的学起作用，也可以不对学生的学起作用，而学生的学可以随教师的教而进行，也可以脱离其而单独存在。不管如何，显然的是，尽管这种教学活动结构在当今的课堂上仍然存在，但它不能算是一种优质的教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的绝对权威逐渐下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种新的师道观出现了，即教师开始在课堂中保持中立的态度，开始关注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知识，填鸭喂食，而是转向关注学生学的过程。

    这时就出现了教师教学生学的活动结构，教师教学生学不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教师不再对知识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再是课堂的制约者，或者说教师不再在课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教师从高高的讲台上走下来，开始走向学生。而学生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学生的自主性大大提高。

 还有一种师道观，即教师处于服务的地位，而学生是被服务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这时就需要教师进行服务，替学生解决困难，或者教授学生解决困难的办法。

    这种师道观所对应下的就是“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的教学活动结构，学生通过自学，学得知识，同时，在自学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时就需要教师辅导，替学生解决困难，并教给学生怎样去解决困难。在这种教学活动结构中，学生不仅是学习知识的主体，还成了课堂生活的主人。而这时的教师因为是以服务者的形象存在，其行为多少受到一些束缚，但是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束缚，教师依然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目前，人们对师道观依旧争论不休，然而，当我们回到古代，去探索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会发现，这种问题，他们早已给出了答案。韩愈对于师道观，给出了“相师”的观点。“相师”即相互为师，在同一时间内，教师可以成为学生的教师，学生也可成为教师的教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生既可以是接受知识的人，也可以是传授知识的人，而教师，并不只是要单纯的来讲台上传授学生知识，也可以从学生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所谓教学相长，即为如此。

  在“相师”的师道观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没有学问和年龄上的偏见。相应的，教学活动结构也应是一种自由的，灵活的，多变的形式。我认为，这属于师生互动，对话生成知识的教学活动结构。

  教学的过程如果变成师生互动，那么知识的传授不再简单的是老师传，学生受。知识的传递成为一个相互的过程，学生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知识，老师可以从学生那里获得知识。这样的教学过程以对话式的教学呈现再好不过了。

 “反年龄歧视论”的教育家克里夫·贝克认为，在真正的价值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理想的道德教育应当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精神对话。“通过对话，学生的教师和教师的学生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术语：‘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教师不再仅仅是受教者，在与学生的对话中，他也是受教者。反之，学生在受教的同时也在施教。他们对共同发展的过程负责，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权威’的那些论点不再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向别人施教的人，也没有自己教自己的人，（人们）相互教。”如果把这里的道德教育换成教育来看待，对话式教学就是实现“相师”的师道观的最佳途径。

  也许有人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相师”的师道观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对话式教学也莫过于纸上谈兵。毕竟从现实意义上，很多教师对于“相师”的师道观虽然能够理解，但却无法完全接受，这是人之常情。正如一个厅级干部被调到基层，任谁也不情愿。但是，如果一开始就以一种“相师”的师道观看待学生，在教学活动发生前就以一种民主性的眼光看待学生，既把学生当作自己教授的对象，同时又把他们作为自己知识的一个来源，以一种探索的态度看待他们，持着“教学相长”的理念进行教学，那么就不会有这种难为情的想法了。所以说来说去，问题又回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来了，自古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尊师，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千古俗言。虽然“天地君师”的思想在淡化，却还是没有达到消除的地步，体罚在减少，但却并没有消失。但是，韩愈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时期的人物，还是一名封建社会的官员，能提出“相师”的师道观是真难能可贵。既然保守的古代都能提出这样的师道观，我们开放的现代有什么理由害怕实现呢？

在这里，我非常赞同贝克的一句话，他说：“要完全避免权威主义是困难的，但是，使我们的教学成为非权威和对话式的教学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想。教师应当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学生服务，与他们共同努力以确保对话的实现。”

  我希望，或者说我相信在未来，“相师”的师道观能够实现，到那时的学校不再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地方，而是成为一个知识交流、传递、碰撞的“化工厂”。

1'刘庆昌 《广义教学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2'Beck,c."A model of Dialogue for Democratic Moral Edu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Athens,Georgia,November 8,1991.

3'檀传宝 《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