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地心说”读中西文化差异

近年来网上的“疑古学派”新说层出不穷，偶尔读到一篇奇文，颠覆布鲁诺因为笃信“日心说”而英勇献身的故事。说布鲁诺崇拜太阳，宣扬巫术，被教会以亵渎教会的诸多罪名烧死，并非单纯从科学的角度坚持“日心说”的进步思想，而是以“日心说”为邪说巫术的宣传工具，顺便把“日心说”带沟里去了。这和我们长期以来教科书上说的，基督教廷长期遵从“地心说”，烧死了四处宣扬“日心说”的教士布鲁诺的故事大相径庭。我仍然相信主流读物的结论。但无论如何，至少可以推论，“日心说”提出之初，并未受到重视也没被广泛接受，应该是事实。

“地心说”产生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托勒密潜心研究，集大成形成系统理论，其后在西方世界流传了16个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按照科学史的说法，“地心说”在科学上的贡献实际上远远超过“日心说”，它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假说—演绎体系，开启了坚定使用数学工具的构建精确性理论的先河，塑造了西方人的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倡导不包含伦理观的实体自然观。可以说，古罗马的托勒密的“地心说”，奠基了以“好奇心”为动力的探求世界原理的“科学”思维的重要理论体系。站在今天的立场反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大爆炸”等宇宙理论，直至近年出现的关于黑洞、暗物质、平行宇宙等新的理论和猜想，给我们画出了一个科学探索的路径，那就是纯粹以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超越功利性的科学精神为动力，观察和分析的支点从地球，到太阳，到银河系到整个可见宇宙，再到隐藏的不可见的宇宙……这是一条令人激动万分又肃然起敬的探索之路。

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地心说”类似，是中国伏羲时代（距今6000-7000年前）就确立的以观测日月星宿，特别是北斗七星为基础的中国天学（很多科学家宁愿称为“天学”而非天文学，是因为与严格意义上的天文学学科区别很大）。如果按照现代天文学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国天学应该属于典型的“地心说”。中国的“地心说”和托密勒的研究有相似之处，都坚信地球是圆形的，都以地球为中心描绘日月星宿的运行轨迹和规律，都以精确的观测和数学计算为基础。两个“地心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文的植入。托密勒将科学从人文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纯粹的探求外在世界的客观行为，由此奠定了西方科学发展的方向，而中国的天学，则坚守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分析，中国的这种思维是“前现代的”“原始的”和“朴素的”，甚至有人断言：几千年坚持这种低级的思维，说明中国文化长期没有“开窍”。这些观点是需要认真反思的。人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不断拓展视野的胸怀和控制世界的雄心壮志，固然是可敬的，是一种文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古人以人类为中心，以天地人关系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为着眼点，探求天人合一长期和谐共存之道，何尝不是另一种文明发展的路径？古代西方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强调外拓和攫取，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则更倾向于内敛和共存。我们不能说谁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超越功利的，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其区别在于走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以科学探索为宗旨的“地心说”，最终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日心说”“爆炸说”“暗物质说”等等新的科学学说早已把它抛在脑后，如今被存入图书馆成为历史文献；而以人文体系构建为宗旨的“地心说”，以地球为中心，以太阳为能量源，细密探测和描述太阳、行星和卫星的空间结构和运行规律，关注直接影响了地球上能量的变化的天象及其对人类健康、生活、社会等发展的影响。中国人经过数千年，在精确表述这种运行规律和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不辞繁琐的探索，形成了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基础理论体系和运用于医学、农学、地理学、社会政治学、军事学等方面应用理论和技术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的“地心说”，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和追寻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规律的“阴阳五行”理论基础，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