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猫——关于父亲我所知道的事
关于父亲我所知道的事(原作：村上春树 翻译：千）
当然了,我知道父亲很多事。
无论怎样,作为他的孩子,我从出生到18岁离开家,在并不宽敞的家中,在同一屋檐下,理所当然的每天一起生活着。我和父亲之间,恐怕就和世间大多数父子一般,发生过愉快的事,也有不那么愉快的事。但是现在我脑海浮现出最清晰的,都是些十分普通的生活琐事。
例如有这么一件事。
我们家住在夙川(兵库县西宫市)的时候,有天去海边扔猫。这只不是小猫,而是一只挺大的母猫。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一只猫扔掉呢?我不是很明白。我们住的是带庭院的独门独户的房子,有充足的空间来养猫。或许因为家里居住着的这只野猫肚子大了,父母嫌麻烦不想照顾它的孩子们吧。但是我记得也不是那么清楚了。无论如何当时扔掉一只猫,和现在比起来是稀松平常的,是不会受世人指指点点的行为。那是个没有谁会特地给猫做绝育的年代。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低年级呢,或许是昭和30年代初期(1960年左右)吧。我家附近还残留着因受到美军炸弹袭击而变成废墟的银行遗址,那是个残留着战争痕迹的年代。
父亲和我在某个夏日的午后,去海岸边扔猫。父亲蹬着自行车,我抱着装着猫的箱子坐在后座上,就这样沿着夙川一直到了香栌园的海滨。然后我把装着猫的箱子放在防风林,头也不回地迅速地回到了家。我家距离香栌园的海滨大约有两公里。当时还没有填海造地,香栌园的海滨有一处热闹的海边浴场。海水清澈漂亮,暑假时差不多每天我都会和朋友一起去游泳。对于小孩子们这种任性的行为,那时的父母们也不甚在意。因此我们可以毫无拘束地游泳。夙川有各种各样的鱼，在河口我们曾经捕到一条超大的鳗鱼。
总而言之父亲和我把猫放在香栌园的海滨,向它道别后,骑着自行车回家了。下了车,我边想着“虽然很可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边嘎啦一声推开玄关的门,刚刚扔掉的猫就“喵喵”地竖起尾巴跑过来热情地迎接我们。原来它比我们还快,老早就回家了。我实在不能理解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我们可是骑着自行车径直回家的啊!父亲也不能理解。我们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
我还记得那时父亲呆呆的样子。但他很快就变得吃惊起来,最后又松了一口气。我们决定继续养这只猫。想着就算扔了也会跑回来,只能继续养着吧。
我们家不管何时都有猫。我们和这些猫融洽地生活着。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猫和书就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了。我最喜欢和猫在走廊（旧时的房子大多有走廊）晒太阳。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遗弃猫咪呢？为什么我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呢？这是和猫咪比我们更早回到家一样困扰我至今的疑问。
一、每天早上的“念经”
还有一件和父亲有关的事。
那就是每天早上，早饭前他都会闭着眼面向佛坛，十分投入地念经。不，说不上是佛坛，那只是个放了一尊菩萨的小玻璃箱。精心雕刻而成的漂亮的小小菩萨，供奉在圆筒形的小玻璃箱中央。父亲去世后，我再没见过这尊菩萨。不知它是何时消失的，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事到如今，我记得的就这些了。我不明白，既然父亲每天如此虔诚地对着它念经，为什么没有好好保管它呢？
但是无论如何，对着菩萨念经是我父亲开启一天的重要习惯。据我所知父亲一日也没有懈怠过，没有任何人能妨碍他。父亲念经的时候，周身漂浮着严肃的气氛。这已经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每天的习惯"了，至少对我来说，这需要强大的集中力。
孩提时代，我曾一度询问过父亲为谁念经。他说为之前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当时父亲并没有明说是为了他朋友所在的军队士兵，以及当时还是敌人的中国人，我也没问。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太严肃吧，我问不出口。但是我感觉父亲并不会阻止我问。假设我问了，他也不打算说明吗？可惜我没问。可能我也不太想问吧。
关于父亲还有不得不说的。父亲是大正6年（1917年）12月1日在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的净土宗安养寺出生的次子。这恐怕只能称为不幸的时代。在他懂事的时候，日本的大正民主时期已经结束，昭和阴沉黑暗的经济萧条时期正在到来，而且不久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陷入了对中战争的泥沼中。战后，不得不拼命的在极度混乱和贫穷中苟延残喘。
这样不幸至极世代的小小角落里，父亲和其他人一样苦苦支撑着。
我的祖父，村上弁识，原本是爱知县一户农家的儿子，因为不是长子，曾祖父母为了生计，送他去附近的寺庙修行。他从孩童时期就非常优秀，辗转于各个寺庙，终于从实习僧人做到了安养寺主持。
安养寺有4、500间房，在京都地区算是规模相当大的寺庙了。祖父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高滨虚子在拜访安养寺时留下诗句：“山门中丛生的杂草和安养寺。”
我成长于阪神一带，拜访父亲老家的寺庙的机会有限。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对他并没有很清晰的印象。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自由豁达的人，以酗酒出名。人如其名，在僧侣中算有识之士，也有声望。就我所知道的，他一看就是豪放磊落，喜欢大声说话，有领导魅力的人。
二、祖父的死和他的六个儿子
祖父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没有),一直健康的生活着,直到1958年8月25日的早上8时50分左右,在穿越连接京都(御陵)和大津的京津线的山田路口时,被电车撞死了。东山区山科北花山山田町并没有看守路口的守卫员。刚好那天大台风袭击了近畿地区(东海道线交通中断)。在倾盆大雨中,耳朵似乎也不太灵光的祖父打着伞,没能发现正在转弯的电车。我不知为什么有着祖父在那个台风夜晚,拜访施主回家的路上喝了点小酒的记忆,查阅了当时的新闻报纸,却发现我完全记岔了。
我记得祖父去世的那晚,母亲抱住打算紧急赶往京都的父亲,一边哭一边恳求着:“请你一定要拒绝继承京都寺庙的住持。”我那时虽然只有九岁,对这情景的记忆却很清晰,就好像以前在电影院看的黑白电影的场景一般。父亲脸上没有表情,沉默的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至少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暗暗下定了决心。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如前所述,父亲没有姐妹,只有兄弟六人。其中三人入伍,不知说是奇迹还是幸运,全部安然无恙的活到了战争结束。其中一人曾在缅甸战场上徘徊生死边缘,一人在预备特攻队中活下来,而父亲九死一生逃过一劫(详细情况稍后叙述)。就这样总算全部保住了性命。而且就我所知,叔伯六人都接受寺庙教育长大,多多少少都有成为僧侣资格。顺便一提,我父亲取得了“少僧都”之位。在僧侣的位分中处于下等,大概相当于军队中的下尉。每到夏天盂兰盆时节(农历七月十五),叔伯们都在京都过夜,分头拜访施主们,然后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他们不顾盛夏京都的酷热,裹着袈裟,徒步或骑着自行车逐拜访施主们,应该是非常辛苦的。
因此祖父去世的时候,谁来继承住持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叔伯们大多已经组建自己的家庭,各自拥有了职业。老实说,谁都没想到祖父这么早就去世,真可说是措手不及。去世时祖父才70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谁能预料到发生这种事。如果他没有被电车撞到就好了…
祖父去世后,我不知道叔伯之间商量了什么。大伯在大阪的税务局任系长,我父亲排行第二,在阪神间的私立甲阳学院教语文。也许同时还在佛教大学上学。另有两位叔伯被送往别家做养子,姓氏也改了。不管怎么说,没人主动站出来继承住持。继承住持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小事,对家人也是极重的负担,大家都很清楚这点。此外,祖母为人要强,性格严厉,作为儿媳服侍她并不是件简单事。而母亲是大阪老式船厂(在战争中因爆炸而被烧毁)家的长女,生来爱讲究排场，怎么看也不像京都寺庙里的儿媳。成长背景实在相差太远了。所以她不希望父亲继承住持而抱住他哭泣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叔伯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我猜测他们认为我父亲继承住持是最合适的,或者这也是全体家人们的所期待的。我一回想起祖父去世的那个夜里,母亲哭着拼命恳求父亲的样子,就有如上的感觉。我的大伯村上四明原本想成为兽医。结果兜兜转转,战后进入了税务局上班,早早的就与僧侣生涯绝缘了。
从我的视角来看,父亲本质上是严肃认真、拥有强烈责任感的人虽然在家偶尔,特别是喝了酒以后会变得十分阴郁,但平时积极健康幽默感十足,擅长与人交谈。由于这些原因,大概叔伯们认为他适合继承住持。父亲虽然没有继承祖父豪放磊落的一面(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些神经质),外表温厚,拥有自然的信仰之心,给人以安心感。他也认为自己的性格适合成为僧侣。
父亲原本想留在大学院成为学者,难道当僧侣就没有成为他的第二选择吗?我想他单身的话大概就不会抵触继承住持了。但是当时对他而言有不得不守护的东西—自己的小家。父亲在叔伯们商量时纠结的表情现在还浮现眼前。
但是最后大伯村上四明辞去税务局的工作,与家人一道搬进寺庙,成为了安养寺的住持—现在由我的堂哥纯一担任。父亲叔伯六人现在已经全部不在人世。最后一位叔父(在预备特攻队里活下来的那位)是数年前去世的。还记得他一看到京都大道上右翼的街头宣传车,就会训斥那些年轻人:“你们这群家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就知道大放厥词。”
据纯一所说,最后大伯承担了长男的责任,遵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了安养寺住持一职。也许是不得已。当时施主们(寺庙的金主?)的力量比今天强大的多,不允许任性妄为。
三、（父亲）被祖父母遗弃
父亲小时候,曾在奈良的某间小寺庙出家,恐怕成为了人家的养子吧。但是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这事。本来父亲也不太愿意多说自己的成长经历。特别是这件事,也许不想向任何人提起。还是堂哥纯一告诉我的。
在祖父认知里,如果孩子生太多,就会留下长子,把其他孩子送往别处寺庙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在奈良的寺庙呆了一阵后,父亲又被送回了京都。被寒气伤了身体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他始终不适应奈良的环境。之后父亲再也没有被送出去,在安养寺被祖父母养大。虽然没有明确依据,但我能感受到这段经历在父亲心中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看到被抛弃的小猫比我们更快回到家时父亲最后沉默的表情,我就想起他这段经历。
我没有父亲这样的经历。作为独生子,我被父母精心抚养着。所以被抛弃到底会给小孩子的心灵带来多大的创伤,我无法感同身受，连想也没法想。这记忆恐怕已经变成无法看见也无法治愈的伤痕吧。
我从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托露佛(音译)的传记里知道了他年幼离开父母(被遗弃)的经历。他在职业生涯中,以“被抛弃”为主题之一,持续地创作作品。我想任何人,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些无法释怀也无法与人言的沉重经历,带着生,带着死去吧。
京都的净土宗的寺院分为知恩派和西山派,山上的安养寺属于西山派。正确来说,跟西山派和知恩派不同,有独立教义的教团(他们教义之间的差别,就算是专家也很难说清)。西山专科学校原本是学习佛教的专业教育机构,附属长冈京市的光明寺,现在改名为京都西山短期大学,开设了儿门专业。想要成为寺庙的住持,必须在这里接受专业教育,还要在隔壁光明寺修行三周(这里冬季也要一天三次从头浇上冷水)。
我的父亲1936年从旧制东山中学毕业,18岁进入西山专科学校学习。虽然他还没有想好毕业后的出路,作为在寺庙长大的孩子,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在大学四年间,虽有拥有暂缓入伍的权利，却忘了办理上式的手续(据他本人说)。于是1938年8月,20岁的父亲从学校被征召入伍了。虽然完全是事务上的差错,但手续没办的话,除了一句对不起什么也没有。官僚组织、军队组织就是这样,形式大于一切。
四、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连队
父亲隶属于第十六师团（伏见师团）下的步兵第二十连队（福知山）。福知山连队总部现在变成了陆上自卫队第七普通科连队的驻扎地。门柱上还残留着写着“步兵第二十连队”的牌子。旧军时代的建筑大多以这样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成了“史料馆”。
第十六师团是以步兵第九连队（京都）、步兵第二十连队（福知山）、步兵第三十连队（三重县津）三个连队为基础成立的。来自京都市内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被分配在老家的第九连队，反而被编入老远的福知山部队，太奇怪了。我实在好奇，试着去调查了一番，实际情况好像并不简单。父亲并不在步兵第二十连队，而是在同属第十六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连队。这个连队也不在福知山，而是驻扎在京都市内的深草·伏见的司令部里。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会以为父亲属于福知山的步兵第二十连队呢？原因容我稍后分解。
总而言之就这样，都怪我，因为一直确信他属于步兵第二十连队，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决心调查清楚他的从军履历。在他去世后第五年，虽然并不想，但也不得不着手调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步兵第二十连队，在南京沦陷时因最先入城而声名大噪。来自京都的部队，不知为什么总会给人留下大方稳重的既定印象（实际上经常被揶揄是“贵族部队”），意外的是，这支部队的行为据称沾满血腥味。父亲作为部队的一员，是否也参加了南京攻略战呢。我怀揣这个疑问，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下定决心调查他的具体从军记录。而且父亲生前我也没有想过直接问他战争的详细情况。就这样，我什么也没问，他什么也没说，父亲最终在平成20年（2008年）8月因癌症多方转移和重度糖尿病，在京都西阵医院去世，享年90岁。与疾病斗争数年的父亲尽管身体十分衰弱，但唯独意识和记忆直到去世都非常清晰。
父亲是在1938年8月1日入伍的。而步兵第二十连队因最先入南京城而声名大噪是在这之前的1937年12月，因此父亲不可能参加南京攻略战。搞清楚这件事后，我一下子松了口气，就像胸口压着的重石移开了一样。
步兵第二十连队在南京攻略战后，辗转中国各地持续地投入激烈战斗。第二年（1938年）的5月攻陷了徐州，而后经过激斗攻下了武汉，为了追赶败军又继续向西推进，一刻不停歇地持续战斗着。
父亲作为辎重兵第十六连队的特别任务二等兵，1938年10月3日在宇品港登上输送船，6日到达上海。而后跟随步兵第二十连队一起行军。根据陆军战时名簿，主要负责补给、警戒的父亲，先后参加了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38年10月25日）、汉水流域的安陆攻略战（39年3月17日）和襄东会战（39年4月30日-5月24日）。
父亲的足迹，在地理上跨越了惊人的距离。在这支并没有完全机械化的、燃料供给也十分紧张的战斗部队里，马几乎是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跨越这惊人的距离毫无疑问是相当辛苦的。在战场，补给常常跟不上，粮食和弹药时断时续，衣服也破破烂烂的。在不卫生的环境里，霍乱等疾病开始蔓延，情况变得糟糕。因为缺少牙医，许多士兵饱受虫牙困扰。以日本有限的国力，想要征服广阔的中国大陆简直不可能。即使可以用武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市，维持占领整个地域的状态是不现实的。
只要读了当时步兵第二十连队的士兵们留下的日记，就能切身体会到他们所处情况之悲惨。
他们中有人率直地作证说，他们存在虐杀行为，并为此感到遗憾。也有人强烈主张说虐杀行为完全不存在，是虚构的。无论如何，二十岁的父亲作为辎重兵被送上那片满是血腥味的中国大陆战场。顺便一提，辎重兵主要从事补给作业，照顾行军马匹。对于当时汽车和燃料时断时续的日本军队，马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搞不好地位比士兵还重要。虽说辎重兵基本不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但也不安全。背负着轻型武器（多数只是带着刺刀的枪）的他们，经常遭遇敌人的偷袭，伤亡也非常惨重。
五、诞生于战地的诗
父亲进入西山专科学校后，很快对诗产生了兴趣，加入了同好会。当时他们创作的许多诗句留存至今。用现在的话来说父亲就是沉迷进去了。他在军旅生涯中也留下了一些诗句，刊登在西山专科学校的诗词杂志上。大概从战场到学校还是可以通邮的吧。
“鸟飞去的地方是故国”
“就算是士兵也想像僧人一样对月合掌”
我不是诗词专家，父亲想借这些诗句表达什么我不好下论断。一位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吟唱着这些诗句的样子倒不难想象。因为这些诗句饱含的不是作诗技巧，而是不论身处何地都率直的心情。
他在京都的山里的学校，作为一名僧人诚心学习着。但是因为事务上面少许的差错被派去服兵役。父亲接受了严格的新兵训练后，配上三八式步兵枪，被送上输送船到达持续着激烈战斗的中国战场。部队以拼命抵抗的中国兵和游击队为对手，一刻不停歇地辗转战斗着。动荡不安的战场跟和平的京都深山简直是天壤之别。父亲的精神因此受到刺激而陷入混乱，心情摇摆不定，魂魄如乱麻一样纠缠着。在这样的情形下，父亲以轻声吟唱诗句寻求安慰。他将心情寄托在富有象征性的暗号一样的诗句里，用平纹书写在信纸上，也许这样可以更加率直地吐露心声。写诗对于父亲来讲，也许是唯一的，重要的逃避现实的方式。父亲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创作热情。
六、对中国战俘行刑
父亲曾有一次向我明说过，自己所属的部队，曾经对俘虏的中国士兵行刑。但事情的原委如何，是用怎样的心情行刑的，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否向我说过了。时隔已久，前因后果已经记不清了，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我当时还是小学低年级生。父亲淡漠地诉说着当时行刑的情形。那个中国士兵，即使知道自己将被杀掉，也没有骚动和恐惧，只是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就被砍头了。父亲说自己实际上很敬佩他。恐怕他对那个被斩杀的中国士兵的深深的敬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父亲也许只是在一旁目睹过同部队的士兵执行行刑的过程，也许自己也亲身参与过，我搞不清楚。我的记忆也比较混乱了。或许父亲的表述原本就含糊不清。现在也没办法知道真实情况了。但是不管怎样，我确信那个行刑的情形，在不管作为士兵还是僧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
那个时期，为了让士兵习惯杀人，会命令新兵和后备兵杀掉中国战俘。一位叫吉田裕的人写的《日本军士兵》（中公新书）中有以下片段：
“回想起来，藤田茂，在1938年末到39年作为骑兵第二八连队队长，曾对连队全体干部命令道：‘让士兵快速适应战场的办法就是杀人。也就是说训练他们的胆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杀俘虏。四月就要补充新兵进来了，必须早些制造机会让他们快速适应战场。’、‘比起枪杀，用刺刀杀人效果更好。’”
杀害无法反抗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行为，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士兵而言简直是家常便饭的做法。当时的日本战斗部队中没有人会善待俘虏。1938年到39年，刚好父亲作为新兵被送往中国大陆。也许他作为下等士兵也被命令过杀死俘虏，这绝非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多数用带刺刀的枪杀害俘虏。我记忆里父亲曾对我这么说过。
不论何时，父亲诉说用军刀砍下战俘脑袋的残忍景象，是那样的写实，不消说强烈地炙烤着年幼的我的内心。父亲带着沉重的心理阴影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我继承了这阴影的一部分。我和父亲之间被这些回忆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吧。历史的本质不就是通过某种仪式完成“继承”的行为吗。不管其中的内容多么地令人不适，多么无法直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必须接受的。如果不这样，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几乎没有说在战场上的感受。也许他亲自下手过，也许只是目击过，恐怕他不想回忆也不想说了。但是只有这件事，即使会给我留下心理创伤，也坚持要以某种形式，传递给与他有着血缘纽带的我。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的脑补而已。
七、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第二十连队于1939年8月20日从中国回到日本。父亲在其后一年间结束了兵役，回到了西山专科学校学习。这之后的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形势动荡起来。
当时和父亲一起入伍的士兵已经是第二年现役兵了，但父亲为什么一年就可以结束兵役呢？可能和他还是在校学生有关吧。
结束兵役复学后，父亲继续沉迷写诗。
“乘鹿哼唱而来,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10月）
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友好访问日本期间,父亲所作的诗句。当时德国是日本的友邦,在欧洲战场占据有利形势,与此相对,日本还没下定决心对英美开战。我喜欢这句诗。大概是因为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历史某个节点的话,远方血腥战场的空气和小鹿们(搞不好就是奈良的鹿)的强烈反差使人印象深刻吧。这些愉快的短暂访间日本的青年们,之后也许在严寒的东部战线（苏联战场）上死去了吧。
“”（不会翻了）
这句诗也别具魅力。它描述的是充满静谧和谐的世界。但背后隐含水面恢复平静前混乱余韵的深意。
父亲原本是个爱好学问的人。学习是他追求的生存价值。他爱好文学,家里堆满了书籍,为了成为教师而经常独自看书。或许受此影响,我十几岁的时候,想成为痴迷于书籍的阅读家。父亲学生时代的成绩相当不错,1941年3月以优等成绩从西山专科学校毕业后，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从致力于佛教教育和修行的专科学校到京都帝国大学,绝不是简单的事。
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很聪明。”实际上我并不清楚他究竟聪明到何种地步,直到现在也不清楚。我没关心过这个,大概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聪不聪明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比起这,直觉的敏锐度更为重要些。和世上通行的准则不一样,至少我完全不会以是否聪明作为核心标准,去评判一个人。这个暂且不论,父亲始终保持着优秀的学业成绩。
与此相对,遗憾的是(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就对学问没什么兴趣。在学校的成绩始终如一的毫不起眼。痴迷的东西可以追求到底，但不喜欢的东西就完全不理会。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从没变过。理所当然,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相当差,绝不会被周围人钦佩的那样差。
八、慢性的不满,慢性的痛苦
那时,我不是一般的令父亲失望。他认为和年轻时的他相比:我生长在如此和平的年代,没有任何干扰,却只专注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热心于学问。”他对我敷衍的生活态度,恐怕十分遗憾吧。他希望我拿到优等成绩,希望我代替他延续他受到时代干扰而无法前行的人生,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我无法回应父亲的期待。学校的课业是如此无聊,教育体系是如此的整齐划一又压抑。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学习。因此父亲慢慢的开始对我不满,我也慢慢的被痛苦折磨(还包含有些无意识的怒气)。我三十岁成为小说家时,父亲非常喜悦。但在这之前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相当冷漠。
我直到现在,即使直到现在,或许还残留有直让父亲失望,与他期待背道而驰的想法。虽说某种程度上，不论什么年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对十几岁的我而言,成长环境怎么也说不上好。内心深处,总有些模糊的东西纠缠在一起。直到今天我时不时还会梦到在学校考试。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却一道题也不会。要是挂掉,可就糟了……然后我就一身汗的惊醒了。
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与其为了分数好看伏案专心学习,看课外书、听音乐、户外运动,以及和朋友打麻将,和女朋友约会更重要。当然这些也是正事,可事到如今我也不敢断言。
恐怕我们大家,呼吸着各自时代的空气,都必须要背负自己特有的重担活着,不得不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中成长。无关好坏,这是自然成长的必经之路。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常使他们的父母着急上火一样。
话说回来,1941年春天父亲从西山专科学校毕业后,同年9月末接受了军队的临时征召。从10月3日开始再次服兵役,被编入步兵第二十连队,之后又被编入辎重兵第五十三连队。
1940年第十六师团永久驻守满洲,作为补充,以留守的第十六师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十三师团被编入京都师管。父亲所在的辎重兵第五十三连队(顺便一提,日本作家水上勉在战争末期也被编入这个连队)也属于这个师团。可能因为仓促混編,而之前父亲在福知山部队,我就深信他一直在福知山部队。
1944年,战争进入末期,第五十三师团被派往缅甸参加印缅边境作战(日军与英属印度殖民军的一次惨烈会战,日军死伤75000人)。同年12月至次年3月又在伊拉瓦及会战中与英联邦军激战,两次战斗下来,差不多被全灭。辎重兵第五十三连队跟随师团参加了这两场激烈的战斗。
教父亲诗词的老师,铃木野风吕(1887-1971,师从高滨虚子,《杜鹃》杂志爱好者。京都建有野风吕纪念馆)在1941年9月30日的《作诗日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诗:“返回途中,又下雨了,踏着泥泞小道可以回来的话,就投身千秋万载的军事事业,再次成为国家的后盾守卫它。”这里的“军事事业”指的是接到邮件应召入伍,诗的意思是：作为男人的我,当国家有难,愿成为它的后盾。就当时的状况来说,大家不得不咏唱这样的爱国诗句。可实际上,与所表达的意思相反,大家也许抱着一种想要放弃的消极情绪。父亲原本希望与学问相伴终生,过上安稳日子的,可惜被时代激流所裹挟,希望成了奢望。
九、第十六师团的玉碎
应该说是意外转折吧,在应召入伍仅仅2个月后,11月30日父亲突然被解除兵役,回到原籍生活。此时距离珍珠港事件仅8天。而日美一旦开战,父亲绝不可能被放回家。
父亲曾告诉我,这是多亏了一位长官的帮助,才得以保住性命。当时父亲是上等兵,长官和他说:“你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比起在军队服役,专注学业更能报效祖国。”于是父亲就被解除兵役了。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长官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学文的父亲就算回到大学继续写诗,恐怕也无法“报效祖国”吧(如果用不那么长远的眼光看的话)。其中恐怕有些细节原委是父亲不敢说出来的。不管怎么说父亲恢复了自由身。
这些都是我孩童时代听来的有趣小插曲。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试着查阅了京都大学的学生名单,父亲是1944年10月入学的也就是说,军队的长官不可能在1941年对父亲说出:“你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这样的话。所以可能是我记岔了。又或许这些是母亲告诉我的,是她记岔了。现在也无法查明真相了。因为母亲已经完全记不清以前的事了。
无论如何,根据调查,父亲于1944年10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就读,1947年9月毕业。从1941年解除兵役到入学京都大学,也就是23岁到26岁这3年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何处从事什么。我想他也许一边帮忙操持老家的寺庙事务,一边写诗,一边备考大学吧事实真相无从得知,变成了一个谜。
父亲解除兵役后,紧接着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时驻扎满洲的第十六师团被送上运输船前往菲律宾投入战斗。第二十连队于1941年 12月24日,在罗宋岛东边的拉蒙湾登陆时,遭到了美菲联军的激烈 抵抗。在这场登陆战中,分列柏林奥运会撑杆跳亚、季军的西田修平和大江季雄,胸部中弹而死。大江是舞鹤人,在正好担任军医的哥哥怀中断气。
付出惨重代价后,第二十连队成功登陆。随即被命令投入了巴丹半岛(罗宋岛中部)攻略战中。但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火力的美军面前,几乎被全灭。美军避开马尼拉决战,将马尼拉视作“非武装城市”欺骗日军,没有遭到任何攻击的全部撤出马尼拉,九个师团共八万人在巴丹半岛的山中保存实力。而口军参谋总部,自恃建立了严密的防卫线,轻视了美军的战斗力。前线作战部队装备不足,仓促应战,结局十分悲惨。他们在密林中被反包围,暴露在猛烈炮火之下,被最新锐的战车群碾压。根据福知山连队史记载,1942年2月15日,步兵第连队,连队长以下仅剩不过378人。在其它文献中被“几乎全灭”几个字草草带过。
其中一名士兵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孕育了福知山连队的故乡的人们,唯独永远无法忘记,因战情判断失误、作战指挥错误而陷入弹尽粮绝的战友们,在巴丹半岛的阵地里化作护国之鬼。”
极度艰苦的巴丹半岛攻略战同年4月终于结束。“几近全灭”的十六师团,补充了后备士兵后再次成编,作为防守部队驻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后一直主要应对菲律宾各地的游击战。1944年4月战局恶化,十六师团被送往马尼拉南边的要塞棉兰岛,负责岛上的防卫工作。
同年10月20日,十六师团和美军大规模登陆部队进入全面作战状态。10月26日,十六师团几乎被全歼。
面对美军的进攻,到底在吕宋岛还是棉兰岛设防,驻军大本营争论不休。所以匆忙部署到棉兰岛上的部队,还没准备好就投入战斗是败退的最大原因 第十六师团在猛烈的舰船炮火下,十六师团与美军登陆部队在海上激战,死伤半数。余部退守岛内继续抵抗。但是补给线已经完全中断,后方又遭受游击队袭击。大多残兵在饥饿和疟疾中倒下。因为极度饥饿,甚至发生了吃人肉事件。这是一场胜利无望,无比悲惨的战斗。战斗前共1万8000名士兵的第十六师团,仅剩不到580名士兵,战死率超过96%,可说是玉碎了。也就是说,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连队,在战争初期和末期,经历过两次全灭,真是一支命运悲惨的部队。
父亲好像说过“捡回一条命”的话,指的就是他作为第五十三师团的一员士兵,没有在战争末期,被送往缅甸战场这件事吧。但是在巴丹半岛和棉兰岛上死去的第十六师团的士兵里,肯定有曾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这点父亲十分确信。假设父亲走上不同的命运,被送往菲律宾战场,肯定会在某处战死,不是巴丹半岛就是棉兰岛,不是棉兰岛就是巴丹半岛。这样看的话,我来到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幸运吧。
但是只有他保住性命,战友们却在遥远的南方战场徒劳死去(至今仍有不少士兵遗骨不知何处)。父亲心痛内疚溢于言表。
顺带一提,即使在京都大学就读期间,父亲依旧热衷于写诗,加入了“京大杜鹃会”,热心于社团活动。似乎还参与出版了《京鹿子》的诗歌杂志。我家过期的《京鹿子》可说是堆积如山。
十、战争结束与我的出生
父亲进入京都大学后,于昭和20年(1945年6月)曾第三次应召入伍。因第十六师团和第五十三师团都被全歼而不复存在,父亲这次作为上等兵,求属中部143部队,负责守卫国内。虽然我不知道他驻守何处,但应该是和辎重有关的汽车部队。离战争结束只剩2个月了,10月28日他被正式解除兵役,再度回到大学继续学业。无论怎么说,父亲总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悲惨战争中活下来了。
我出生于昭和24年,也就是1949年1月。父亲于昭和22年9月毕业,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生院续深造。但因为年岁渐长，不得不中途退学结婚生子。为了养家糊口,在西宫市甲阳学院任语文教师。我不知道父母因何结缘而步入婚姻。两人分别住在京都和大阪,可能是经共同的熟人介绍的吧。母亲之前的结婚对象(是一位音乐老师)在战争中死去了。紧接着外公经营的老式船厂在美军空袭中完全烧毁。母亲受到古拉曼舰载机扫射而受伤,在大阪的街道上奔窜逃命。就如同父亲一样,她的命运完全被战争改写。正因此,才有了我。
总而言之,我出生于京都市伏见区。但自从懂事起,已经搬到兵库县西川市夙川居住了。12岁时又搬到隔壁的芦屋巾。所以从心理上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阪神间人(大阪神户一带)。就算同是关西地区的京都、大阪和神户,彼此间还是有微妙区别的。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各不相同。从这层面上讲,阪神间风土人情孕育长大的我,和京都长大的父亲,大阪长大的母亲都不一样。
现年96岁的母亲,也是语文老师,毕业于大阪樟阴女子专科学校(现名大阪樟阴女子高中)国文科,后来留校仼教,结婚后就辞职了。
顺带一提,我记得1964年田边圣子获得芥川奖(日本文坛最权威奖项)时,母亲看到报纸说:“我知道她。”田边圣子同样毕业于樟阴女子专业学校,说不定和我母亲认识。
据母亲所说,父亲年轻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受残酷战争影响，身体不太好,也无法遵从自己的想法决定人生方向,屡屡受挫。毫无疑问年轻时的经历对父亲造成了严重打击。他经常喝酒,时而殴打学生。但是随着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行为渐渐温和起来。虽然偶尔也会有心情不好而过度饮酒的时候(母亲经常抱怨他),但我作为儿子并没有觉得家里有什么不好。也许他把那些纷杂的想法深理内心，以平静外表示人。
他作为教师,公正客观的说,是相当优秀的。父亲去世时,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前来送行,数量之多令我惊讶。看来他应该是被学生景仰的。他的学生里有许多后来当了医生。父亲重病缠身时多亏他们无微不全的亲身照料。
顺带一提,母亲也是相当优秀的教师。就算生了我辞了职,以前教过的学生们(看起来和母亲没有多少年龄差),经常来我家玩。可惜我自己并没有走上教师之路。
孩童时代,我还记得经常和父亲一起去看电影。他习惯星期日早起,打开报纸看看附近电影院在上映些什么(不知道现在怎样,当时西宫有好几家电影院),一旦看到感兴趣的,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看。大多是美国进口的西部片或战争片。父亲虽然闭口不谈自己的战争经历,但并不抗拒看战争片。因此1950年代上映的战争片和西部大多他都看过,尤其钟爱琼·福特的片子。像沟口健二的《红线地带》、《新·平家物语》,丰田四郎的《湛东绮谭》等,他以“小孩子不适合看这些”为由,留我一个人在家,和母亲一起去看。(我不知道到底哪里不适合小孩子看)
他还常常带着我去甲子园球场看棒球比赛。父亲终生都是阪神间老虎队的忠实粉丝，一旦看到他们输球，就会十分消沉。我曾一度放弃应援老虎队，也是因为此事。
虽然成了教师,父亲的作诗热情依旧不减。书桌上常摆放着旧皮革装订的季语集,一有空就会小心翻阅。那本季语集对父亲,就像圣经对基督教徒那样重要。诗集出了好几本,现在都找不到了。这些书都去哪了呢?他召集了一些学生成立了诗词同好会,指导他们诗词举办诗会。就连还在念小学的我也一起去过几次。有次我们一边郊游一边在种有许多芭蕉的滋贺石山寺内举办诗会。举办的具体缘由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那天晌午过后的情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十一、和九十岁父亲的严肃对话
他想把自己在人生中求而不得的东西托付给我这个独生子。随着成长,我开始形成固有的自我意识,和父亲之间的心理摩擦日益加大，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又都是固执的人,互相不轻易让步。好也罢坏也罢,在有话不直说方而,我们简直如出一辙。
我跟父亲的纠葛实在不想多说,反正到后来我们之间只有非常简单的接触。详细描述的话就说来话长了。仅以结论而言,我早早结婚工作后,和父亲的关系就完全疏远了。特别是我成为作家后,琐事缠身,父子关系更加扭曲,最后几近断绝的地步。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没有要紧事连话也不说,处于联络完全中断状态。
我和父亲成长的环境不同,想法也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我曾想要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后仍以话不投机收场。比起花时间去寻求双方的共通点,我更想集中精力做好眼下想做的事。我那时还年轻,脑中目标明确,很多事必须要做。比起血缘带来的一些麻烦,这些对我重要得多。当然对我来说,必须守护的还有自己的小家。当我终于和父亲见面说上话,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此时我快60岁,父亲90岁了。他住在京都的西阵某家医院,患了十分严重的糖尿病,癌细胞全身转移,瘦的不成人形,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在他人生中的最后时刻,我们进行了一番严肃沉重的交谈,达成了和解。就算彼此的思考方法和对世界的看法仍然不同,可以肯定的是,紧紧相连的血缘关系把我们再次拉在一起。站在父亲消瘦的身影前,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例如我们在那个夏日,骑着自行车在香栌园的海岸边扔掉了一只怀孕的母猫,结果母猫比我更快回到家中。这难道不是我们共有的有趣的像谜样的经历吗?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时岸边海浪的声音和穿过防风松林的风的香味。这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才有了今天的我。
十二、自己变得通透了
父亲死后,我的血缘无处追溯了。我去拜访了很多父亲认识的人,一点点的听说了他的事。
我不太清楚这样的文章会怎样吸引普通读者。但我是只有动手写点什么才能思考的人(生来不擅长抽象思考)。追寻过去的记忆，回首往事,写出自己所想,变成实体的文章是必要的。越写越通透，越读越明白,真是不可思议。就像举起手遮住天空,感觉还能稍稍透过手掌看到对面那样。如果父亲没有解除兵役被送往菲律宾或是缅甸战场:如果母亲的结婚对象,就是那位音乐老师,没有战死，我也不可能存在这地球上了,我的意识也不复存在,我写的书也不会出现。这样想来,作为小说家一直以来努力生活的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虚幻影像吧。我个体的存在将变得没有意义。透过手掌所能看到的或许只是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十三、爬上松树的小猫
还有一段孩童时代关于小猫的回忆。我之前在一本小说的章节里写过,这里再原原本本的写一遍吧。
我们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猫。饲养的缘由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小时候猫猫们在我家来来去去,实在太多了。但我记得那是只毛色光亮很可爱的小猫。
某天傍晚,我在走廊刚一坐下,那只猫就在我眼前嗖嗖的爬上了松树(我们庭院里有棵超漂亮的松树)。好像要向我展示它的勇气和矫捷的身姿一般,它以惊人的轻快的速度顺着树干往上爬,直到消失在枝丫中。我一眨不眨的望着这幅景象。突然小猫向我求助一般可怜的喵喵叫起来。爬到了相当高处，却怕得不敢爬下来。因为猫猫问上爬很拿手但不擅长向下爬。小猫自己对此没有认知。一味沉迷于攀爬,一且知道自己到了那么高的地方,肯定会腿软吧。
我站在松树下,抬头已经看不到小猫的身影了,只能听到它细若蚊蝇的叫声。我把父亲请来,向他说明了情况,请他无论如何帮助它。但父亲也束手无策。小猫太高连梯子也够不着。就这样它一直拼命的叫到夜幕降临。黑暗很快笼罩了松树。
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听不到它的叫声了。我看向松树上方,几次呼唤它的名字,回答我的只有沉默。
小猫半夜自己爬下来跑到哪里去了吧(哪里呢?)。或者没法下来，在松树的树枝上筋疲力尽,叫不出声力竭而死。我坐在走廊望着那棵松树,经常想象它小小的爪子紧紧抓住枝丫僵硬死去的样子。
这是我孩童时代关于小猫的又一段回忆。它给幼小的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向下远比向上难。”抽象点讲就是,简单的理解起因,将变得亳无力量,结果有时会杀死猫,有时会杀死人。
无论如何,我这篇文章最想说的只有一件事,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那就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的儿子,就这么简单。但是坐下来细细挖掘,渐渐发现事实都有偶然性。结果我们经常把偶然导致的事实,看做是唯一的必然的。
换言之,我们只是落在广袤大地上,数不清雨滴中不知名的一滴。虽然本来就存在,也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滴。每滴雨水,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历史,有它继承的责任和义务。即使它在哪被吸收,失去了自身的外形,融入哪里而消失,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不,应该这样说,正因为雨滴终将融入哪里而消失,我们才更不能忘记这些。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时不时想着夙川家的庭院里的那棵松树。想着消退的记忆中也许变成了白骨还在紧紧抓着枝丫的小猫,想着死亡,想着从枝丫上爬回遥远而目眩的地面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