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曲1
时代曲（一）
58年前，我出生在四川省一座平静的小村庄里，那时是1959年，正巧赶上了重度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我爹和邻村的几个小伙子一起去了外地，说是要找白米白面来吃，再不济，也要寻得几张粮票，给村里的人一点活路。父亲是被被强迫拉去的，他是和知青，从北京那边儿过来的，据我娘讲，还是大学生哩！
可结果谁也没想到，他们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我娘每天都到村口去等我爹，她相信这个人是不会丢下自己和孩子不管的。我外婆曾劝她改嫁，但被娘一口回绝，她不识字，但大体还是懂些道理的，为了贞洁和名声，自己是绝不能再嫁给其他人了。
到了第二年，我娘不再村口等爹回来了，因为她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了。村里人把树皮几乎都吃了个干净，甚至连墙上贴的“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也被煮了当汤喝。人们一个个都面黄肌瘦，骨瘦嶙峋，脸上一点生气也没有，死气沉沉的，像僵尸一般！邻家与邻家之间，即使见了面也不会打招呼，因为说话也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他们已经不能再浪费了。仅仅一周，就有五个人因为吃不上东西而饿死。死后连棺材都没有，甚至也没有挖坑埋掉—那是个力气活。到了后事，人吃人这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
好像是在第二年的七月份，村东头的李老汉饿死了，他的子女们连眼泪都哭不出来，当天晚上就把老头给煮了。那几天，李家的人都直起了腰来走路。由此之后，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了。
我娘心很善，不愿意去吃死去的外公的尸体，于是没过几天，她也就饿死了。外婆从炕上把我抱起来，喂了我一块外公的肉那是我两年年多以来第一次吃到肉。娘的尸体也没放几天就被外婆和舅舅们做成了熟食。那两年中发生的是，也许不会有人相信，然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种种公平也孕育了这种事情的发生，社会底层的人永远不会体会到更高阶层人受到的待遇的。人们批评吃人是不对的，是有违道德的，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吃人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活着。西装革履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吃着牛排喝着咖啡，而贫下中农们只能啃树皮吃观音土过活，如此不公平的背景之下，吃人这件事情显得很重要么？说白了，我们也只是为了像狗一样地，至少还可以活下去。
1966年，我爹回到了村里。他变得很苍老，胡渣也更多了，我那时才七岁，这些事都是外婆讲给我的。她说我爹犯了法，做了二道贩子，被警察抓去做了七年牢。后来我才知道，爹是被邻村的那几个小伙子害的，他们贩卖米面，每次都让爹一个人出面交易。后来被抓，爹却没有供出他们。
我后来去找了那几个人，他们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做过二道贩子，反而告诉我，是爹不懂规矩，在外面打了人，被抓住做了牢。我自己相信爹不会做这些事，但最令人心寒的是，他们丝毫也没有念及爹的恩情，反而倒打一耙。
我爹向亲戚们打听娘在哪儿，外婆就说了实话。爹没哭，抱着我去了娘的坟—里面只埋了一堆骨头—还是最近新建的。爹给娘磕了三个头，用手摸了几下碑上娘的名字就带我走了。
回到家后，爹把自己锁在那间曾和娘一起生活过的屋子里，连着两天都没有出来，一口水也没喝，一口饭也不吃。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和外婆正在院子里给树浇水，突然听见屋子里发出“扑通”一声，外婆急忙跑进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走进去一看，我爹正坐在地上手里的报纸被扔在一边，他好像很害怕一样，额头上满是汗滴。外婆慌忙走过去把他扶起来，然后给他端了一杯水。
“怎么了？”我外婆问。
“毛，毛主席发表论文了,”爹结结巴巴地说。
“那又怎么了？”
“我，我要完了！”
爹一边说着，一边收起了报纸往外走。
“哎，你干嘛去啊！”外婆追了出去。
“妈，你别管了，照顾好小宝。”
小宝是我的小名，爹起的。但他没有给我起真正的名字。
爹就又走了，距上次回来还没过两个月。我外婆很不解，就问了村里识字的先生，他们告诉外婆读书人要有难了。
事情果然如此，那一年，浩浩荡荡的文革开始了。有数不清的知识分子被红卫兵批斗致死，还有些人受不了侮辱，投河或者服毒，都自杀了。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在受批斗，或者早已自杀身亡了，只知道他自那天以后就杳无音信。
我见以往很多以往受人尊敬的识字的教书先生被人关在牛车里示众，红卫兵小将们拿臭鸡蛋与烂菜叶砸他们的头，而在这些人的脖子后面，别了一条长签，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这几个大字，头上戴着所谓的“高帽”似乎他们犯了人类所有可以犯的罪，有着十恶不赦的行为和灵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号，好像这一天吧，从北京传来了消息—老舍先生投了太平湖—死了！于是没过几天，爹被人从镇子上抓了回来，因为他是知青，因为他是北大生员，更重要的是，他是舒庆春的学生！
第二天，在村里的大槐树下，我见到了爹。只几天未见，他又变得苍老了许多，胡渣也更多了，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在他的脖子后面，也插了一支“长签”，依旧写得是“反动学术权威”头上戴着高帽，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白衬衫。
这时候，红卫兵小将走上前去，大声呵斥着台上待宰的“羔羊”们，他们口中喊着“打倒”“反对”，并不停地用刑具拷打着受难者的肉体，听他们发出悦耳的呻吟，以往以过读书为骄傲的人，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任人鞭笞，反而是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市侩，却过得相当悠闲。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村西学堂里教书先生亲身经历的。红卫兵在批斗他时，要求学堂的每位学生都去抽他耳光，于是一位接着一位走上讲台，先生最后被扇得鼻青脸肿，连话也讲不出来。晚上回家后，他问家人：“今天所有人都删我耳光了么？”
他儿子告诉他：“都打了，只除了一个小女孩没有。”
先生急了，大着舌头说：“明天让她一定，必须要打我！她的路还长呢！”
……
我把目光再次投到了爹身上，他在上面瑟瑟发抖，如同拔毛的公鸡，没了往日的神采。
“你是不是反动权威舒庆春的学生！”红卫兵冲着我爹大声喊着。
“是，我是。”爹声音很小。
“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么？”
“我，我不知道……”
“你传播反动思想，蛊惑人心，帮助资本主义阴谋复辟，实在是罪大恶极！”
我爹抖得更厉害了，他肯定知道什么叫“帮助资本主义阴谋复辟”，也肯定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分明听见了旁边的村民中有人幸灾乐祸，发出了清亮的笑声，而比起看别人受刑来说，他们更愿意看别人屈服。即使对象不是自己，也会觉得异常开心，这种心态在多数人身上缠绕了几十年，麻木和冷漠早已吞噬了自己的心肝，只要不涉及本人的利益，就可以把别人的痛苦当作快乐。
爹被人押了下去，自然不可能让他休息了，而是去农场干活。一般是最重最累最繁琐的工作，而那些“黑五类”们也只好被迫接受，没有休息，没有加餐，如同旧上海的包身工一样，生活在压迫与专制之下，更没有喘息的机会。
第二次再见到爹已经是五年后了，那是1971年夏月的中旬，我去农场找人帮社里的奶牛看病—那牛不知得了什么癔症，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就在我和工人准备离开时，一个锄草的“反动权威”拉了下我袖子，用眼神示意我向旁边看。
我顺着那方向看去，只见一个非常削瘦的佝偻着背的男人正拿着钢盆给猪喂食。他被剃了阴阳头，别折磨得皮包了骨头，但他仍然穿着那件白色的衬衫，仍然斯斯文文干活，即使是在喂猪。我认出了他，那是我爹啊！我那饱受欺凌与侮辱的父亲啊！
我想叫他的名字，但却开不了口，因为在猪圈旁。我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红卫兵小将我真想让他回头看看我，看看他苦命的儿子，看看其他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大量他的。而毕竟这一切，也只能怨他是个读书人，是社会地位低于妓女的臭老九！
我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他应该没有注意到我吧，即使发现了，也会把我当成陌生人的，因为五年未见，岁月重新雕刻了我的脸，让它更加成熟，以至于不说出名字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他的葬礼上，或者说，是在一间发了臭的小房子里。周围有很多人，中间躺着就是父亲。人们对于他的死并没有特别地关注，甚至于连唾弃也不愿意了。外婆与他早已划清了界线，所以就没有去看父亲，我也是偷偷溜出来的，才勉强见了爹一面。
后来我听村民说起过这件事，询问了好几个有关的人，才知道我爹为什么会死。
那天早上，村里又搞起了批斗，我爹因为顶了一句嘴，被红卫兵抽了好几个大嘴巴子，还让爹跪下来给他磕头。
晚上回了住处，爹越想越憋屈，他打算逃走，于是在就寝的时候从后面打昏了一个看守他们的红卫兵。想不到的是，爹走到大门口时竟不小心打翻了照明用的煤油灯，恰好旁边又有些烧剩下的干柴，于是就着起火了，于是所有人都被惊醒了，于是村里的领导也赶来了。我爹被抓了个现行，他那时已经被吓得说不出了话。
把火扑灭已经是后半夜了，虽然火势很大，但好在没有人因此受伤。可我爹的命运，早已在他打翻煤油灯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于是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在他曾经喂过猪的地方……
爹是在1974年被害死的，两年后也就是197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袖毛主席逝世。
这两件事隔了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人的打击却是巨大的。那时间，举国上下都悲痛欲绝，各省市县村都举办了追悼会，纪念这个伟人的离世，我所在的村子也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那天我和外婆站在一起，袖子上戴着白色的绫，头也一直低着，我听见很多人都哭出了声音，还有一些姑娘们竟然哭倒在了地上……，但令人奇怪的是，等到第二天，人们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照例赶着集市，耕着农田，昨天倒在地上的姑娘，今天头顶别了一支红花。
那一年，文革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