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铁路轶事

成渝铁路轶事
阿坚

“平板专列”
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最早铺轨的线路是大渡口至九龙坡（现重庆南站）这段。因为第一根钢轨由重钢冷轧制造，而成渝铁路急需的各种器材包括机车车辆，都经水路运抵九龙坡码头，再由此送到各筑路工地上。
有一天邓小平政委要到大渡口钢厂（重钢）视察工作。原本可以坐吉普车去，听说九龙坡到大渡口的铁路已经修通，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余公里，邓小平却非常高兴，临时决定要坐火车去。
早日修通成渝铁路，在邓小平心中也是期待已久。在进军大西南前，刘伯承、邓小平就常说：“我们到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1949年上半年邓小平两次赴上海，专程拜访陈毅的堂兄陈修和，询问成渝铁路建设情况。1949年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会上即做出决定：“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
所以大渡口至九龙坡刚铺轨完毕，邓小平就迫切要体验一下。这可急坏了铁路员工。新铺轨的车速限行5公里，掌握不好、稍快一点儿机车就会掉道，所以每台机车都带有两个“道爬”复轨器，以备随时起复。当时莫说最简陋的客车厢没有，就是运货的闷罐车也没有一节，只有拉筑路材料的平板车。空荡荡的平板车无遮无栏，容易被敌特打冷枪。邓小平不顾警卫员的阻挡，执意要坐火车。同志们赶紧找来两把藤椅放在平板车上，邓小平从容登上车。牵引的机车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缓慢地行驶在尚有余温的钢轨上，坐在平板车上的邓小平一路上谈笑风生，高兴地说：火车是要比吉普车平稳得多哦……“平板专列”上的邓小平，成为成渝铁路的第一位旅客。
1951年7月的一天早上，44号老式蒸汽机车在重庆站挂了12节平板车，准备到大渡口拉钢轨。这时候值班员却告诉蔡司机：今天不去大渡口了，发车后就一直到江津。7月的重庆，还不到8点钟，火红的太阳已升得老高了。蔡司机坐在驾驶台上，焦急地伸出头看发车信号，只见站台上的人搬来藤椅、板凳放在平板车上，随后就有十几位干部模样的人朝平板车走来，其中有位穿着浅灰色衣服的人，由几个腰挎短枪的警卫员扶上了车，坐在藤椅上。
约8点钟发车信号亮了，蔡司机驾驶着44号机车出发了。重庆至江津的铁路刚铺好，行进的列车颠得厉害，蔡司机不断提醒自己尽量把车开平稳些，因为新铺的铁路弯道多且路基不平，坐在驾驶室都抖得心慌，更何况平板车上的人！
平板车的弹簧又硬，震动更大，搞不好就有可能将人甩下车去。蔡司机回头了望，看见端坐在平板车上的人，头顶烈日却兴致勃勃地观望着铁路两旁的村庄田野……列车到达江津站，先前那几位警卫人员扶着那位穿浅灰色衣服的领导下了车，朝德感坝方向走去。
蔡司机完成任务回到机务段后，才知道当天拉的平板车是聂荣臻元帅的“专列”，这是聂帅解放后第一次回江津吴滩镇老家看望父老乡亲。

重钢是成渝铁路的后盾

成渝铁路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设，是不容易的。当年至少还有两条铁路丞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筑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的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建设任务。
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中央政府请示时，毛泽东回答说：“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邓小平胸有成竹讲了三点理由：“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第二点，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点，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又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邓小平的这三点理由显然说中了关键。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缓缓点头。最终他下定了决心，一锤定音：“修建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从筑路成本上算，成渝铁路的建设还有其他两条铁路无法比拟的优势——位于铁路边的大渡口钢厂（即重钢）。在抗战期间由全国最大的汉阳钢铁厂内迁后建立的大渡口钢厂，设备先进，当时可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如果这些钢轨全部要从鞍钢运抵成渝两地，无疑大大增加了筑路成本。天时地利人和，当年的大渡口钢厂，即是成渝铁路建设的“地利”之优。顺理成章，成渝铁路的第一根钢轨便在大渡口钢厂诞生了。
现年87岁的老作家孙贻荪是成渝筑路的亲历者。他告诉我，当年为撰写修路的长篇通讯，他拿着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专程去了大渡口钢厂，现场了解钢轨是怎样炼成的。当年的大渡口钢厂尚不能冶炼，钢锭是鞍钢生产，从水路运抵大渡口。带动轧钢机的是一台英国制造的蒸汽机，是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买来的，搁置在武汉。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从战火中将它抢运到重庆，让这台老迈的动力蒸汽机在成渝铁路建设中焕发了活力。铁路上派到钢厂的女检验员告诉孙贻荪：试轧的过程艰难曲折，所以当第一根钢轨从轧钢机出来时，现场的人欢声一片，高兴得像迎接自己孩子的诞生。第一根钢轨轧出后，工人与机器都卯足了干劲，轧钢记录天天刷新，最高时一天轧出136根38公斤的标准钢轨。
有天我去重庆铁路文化宫办事，看见宣传橱窗里陈列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当年大渡口钢厂为成渝铁路锻造钢轨的实景记录。这张老照片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却弥足珍贵地印证了当年“钢与铁”的携手同心。大渡口钢厂对成渝铁路的贡献，真谓是一个时代的铭记。

战犯参观重庆站
建国初期，重庆在松山农场（现渝都监狱）设有一处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了云贵川的136名国民党战犯，其中有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周养浩等在此改造。
在战犯管理所里，除了一日三餐，还可以读报。当他们从重庆日报上知道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的消息后，都纷纷摇头表示怀疑。
“两年建成通车，做梦吧？”王陵基嘴巴一撇。在他的记忆里，清朝和民国政府都在修筑成渝铁路，数十年也只完成了工程量的14﹪，连一根钢轨都未铺设。
“哄鬼差不多！”原国防部少将处长廖宗泽嘻嘻一笑。他曾任重庆破厂计划副总指挥，亲自策划了一系列的爆炸行动。在他眼里，重庆完全不可能短时间轧出修路的全部钢轨。
1956年的初春，遵照中央“组织在押战犯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指示，重庆市委宣传部安排了这些人外出观光。几辆大客车载着他们从歌乐山出发，经磁器口、化龙桥抵达了菜园坝，战犯们一下车，就看见“重庆火车站”几个大字霍然入目，售票口前排起了长队，候车室里旅客进进出出，一列火车就停在站台上……见此情景，这些人都面面相觑，仍有质疑。
沈醉眉梢一扬：“不对，肯定是局部通车。”
“对头，通了一截就说是全线通车。”原《中央日报》的主编王伦宣附和道。
“呜……”这时候一列火车进站了，旅客不紧不慢地依次出站。沈醉迎上一位手提红布包裹的妇女：“请问，这火车从哪里来的？”妇女瞟了沈醉一眼：“成都哇。”沈醉又拦住一位带小孩的中年男人：“先生，你是从成都来的吗？”“是啊，怎么啦？”中年男人一脸疑惑。
沈醉有些尴尬，又打拱又作揖，自言自语道：哦，没啥子，我接人、接人….然后转身再投向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火车，感叹了一句：真是想不到啊。
眼见为实后，这些人又登上大客车朝钢铁厂驶去。

话剧《四十年的愿望》
已故的石曼先生，陪都时期就在重庆的新民晚报任文化记者，对抗战文艺颇有研究，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话剧史专家。我与石曼先生于30年前在重庆开往成都的列车上相识，因抗战文艺的话题，彼此交往了多年。
有一次我们在七星岗的重庆话剧团石曼先生的家里聊天，他讲起了一桩与成渝铁路有关的文艺轶事。1951年，成渝铁路正修筑时，重庆市委就作出指示：要求“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这就是为庆祝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专门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剧本创作的事由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任白戈负责。当年在市文工团担当编剧的石曼先生，在筑路工地与重庆钢厂体验了一段生活后，很快就拿出自己的创作构思呈报给市委宣传部，经任白戈圈定后，他一鼓作气写出《四十年的愿望》的初稿。剧本初稿一出来，重庆市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
石曼先生退休后，为此专门撰写了《任白戈与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一书。他在书中回忆说：1952年的7月，剧本创作进入了攻坚阶段，任白戈还邀请了老作家沙汀来剧组，与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塑造正面人物。重庆的7月酷暑难耐，沙汀、石曼等六人索性赤膊上阵，坐在“抗建堂”（取自抗战时期最流行的口号“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剧场的地板上讨论。有天晚上，任白戈把创作人员叫到其家里加班，凌晨3点时稿子赶出来了。任白戈拿出烧饼与卤肉招待大家，自己则逐字逐句地看稿，提出他的修改意见。集思广益地忘我创作，剧本终于定稿，市文工团的演员们立即开始排练，不到一个月，四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成功彩排而出。
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公演了150多场，大获成功。又在北京的国家剧场及14个省市公演，声誉全国；还由贺龙元帅带领前往朝鲜演出，开创了话剧出国演出的先河。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重庆剧本创作的首个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