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游天下（1164）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在东北施行了殖民化统治，并将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要在这一地区建立伪政权，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35年12月9日开始，北京高校的学生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救国运动中，学生们呐喊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并提出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的诉求。这次行动还外溢到其它地区，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爱国热潮，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毛主席高度评价其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然而，全国唯一一个“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却建在天津的一个村庄里，这与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有关。在“一二·九”运动中，天津进步学生积极响应我党提出的“到农村去，开展义务教育”的号召，深入到王兰庄、小元、姜家井等村子，建立了义务小学、夜校、识字班等，开展抗日救亡义务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王兰庄，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工作开展起来最为迅速，是当时各校骨干分子相互联系与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薛明便是到此进行义教学生中的一员。

    薛明对王兰庄的印象特别好，认为村里的农民非常纯朴，对她们这些学生娃十分照顾。1985年5月，薛明到王兰庄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年周年庆典活动时，提出在此建立纪念馆的想法，她的建议得到当地政府的积极响应，1987年“一二·九运动陈列馆”在王兰庄落成，后来其提升改造为纪念馆。听说最近纪念馆又扩大了规模，于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我便前去一探究竟。

    从儿子家步行一千多米即到王兰庄，纪念馆位于村中的7号别墅内，可惜大门紧闭，没能进去参观，但我欣喜地发现，馆外又增添了一些新设施。首先便是纪念馆对面的公园西侧建起一排“教室”，其门楣上写着“王兰庄农民学校”，应该是模拟了当年学生开展义教的地方。其次就是公园中心广场上竖起一面鲜艳的党旗雕像，它的底座上用铜板浮雕出“一二·九”运动的相关场景，恍若一组连环画一般。

    我忙着拍照录像时，忽然听到一串稚嫩的声音传来：“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原来是一位小男孩围着党旗纪念碑环绕，他边走边读浮雕上的字。“这些字你都认识吗？”我轻声问道，“大部分认识。”孩子诚实地回答。“上几年级了？”“一年级。”“自己来的？”“不是，跟妈妈一起来的。”他说着向远处指了指。

    我这才注意到，在纪念碑旁边的石板地上竟然俯躺着五六个大人，他们的身下有隔热垫，后背直接在接近中午的太阳光下曝晒，样子如同藏民匍匐在地磕长头一般，他们大概是在做日光浴。或许，这些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关注度不高，但无形中让孩子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教育。我忽然想，我们的红色教育不应只囿于纪念馆，毕竟自发去那里参观的人有限，否则“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也不会时常关门，而如果将红色印记搬到人们日常活动的场所，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不知道那个小男孩对一二·九运动有多少了解，但当他回到学校里“平静的书桌”前时，应该会对同学讲起自己看到的红旗、看到的铜浮雕吧。一场已经渐行渐远的学生运动便植根于孩子的心田，让他们铭记住了一起波澜壮阔的事件，也让薛明那一代革命志士心安了吧。勿忘历史，从身边做起，从耳濡目染做起。

      202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