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背对着文坛写作”——与北村对话09

姜广平：这里面还有一种民间立场的东西，一种叛逆。

北村：从精神层面上讲，人需要一种出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找到坚实的信仰背景保护，这样就进入到一种非常寂寞孤独的空间，没有安慰。真正的信仰应该有一个安慰者。思想只是人的延伸，没有找到源头，就会以虚无为特征，在虚无中舞蹈是很怪异的。它与以爱为特征的信仰的力量的安慰是不一样的，爱是相对心灵而言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活得很自在，如余秋雨和陈逸飞。

姜广平：人说到底必须要有精神的支撑。

北村：有些人干脆放弃，有些人借助创造者的造物制造新的崇拜。

姜广平：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将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作康生？这个人物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北村：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可能我在作品中投射得比较明显些。

姜广平：因为有一个叫康洪的同志，让人觉出投射的感觉了。

北村：比较浓厚。尤其是这一篇，情感浓烈。

姜广平：看来康生的问题全是你的问题，北村的问题。

北村：本质上也许是可以这样看的吧。

姜广平：我在看你的作品时竟然非常担心，北村村现在怎么样了？让人想到这一点，说明这篇小说比较成功。思想感情上的成功。作家说穿了是一种思想的动物，感情的动物。这篇小说很能牵动人。

北村：这一篇小说主观性强了点，我开始想用第一人称写，但我觉得不太真实，就换了个名字，其实还等于是第一人称。跟我内心的东西比较相似。将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有时也是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

姜广平：我觉得你写小说很用力。《孔成的生活》、《孙权的故事》啊什么的，都让人觉得你的力量与场。我们很多人也写小说，但没写成气候，可能就是不用力气。

北村：其实太用力了容易过，会把它写破掉；不用力可能又无法准确地表达。两者能调和好当然是非常好了。我有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我可能还缺乏一些训练。

姜广平：康生死时，身上只有二毛七分钱，一个吃了一半的桔子，一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是不是有海子的影子呢？

北村：有，有，那时候海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姜广平：海子死时，状况与这个差不多。海子是一个诗人，康生也是一个诗人。严格的说，北村也是一个诗人。

北村：海子的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他的死对我的震动比较大。但我觉得我的张力没能达到海子那种程度。

姜广平：“真美，美到几乎叫人离开善了。”这是你在《水土不服》里的话，康生经常说。你让他说了好几次。我为这句话感动而思索。北村村，你认为美和善是对立的吗？你为什么总要说这句话？

北村：美和善从终极意义上讲是不可能对立的。我认为这世界有一个创造者，里面有一个基本法则。人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法则里面，无论你承不承认，这个基本法则讲述着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美。秩序混乱以后，美也发生混乱。

姜广平：照你的看法，文学还是回避不了宗教。你觉得你一九九二年前后作品的变化主要表现是不是就在这里？

北村：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一边打麻将一边轻松地写作。这些我做不到。你懂我的意思吗？

姜广平：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在说，你不可能一边写作一边做一个基督徒。

北村：一边作基督徒一边写作是可以的，但需要你的内在生命能不断提升，这样就能写出有盼望的东西。我的生命还很弱小，这是我的真实情况。文学是表达内心的方式，很轻率很不真实地表达是不可能的。

姜广平：宗教性的情绪怎样影响着你的写作呢？我总觉得人皈依宗教是因为人看透了或者看破了。但我又觉得人一旦如此，文学性情就没有了。

北村：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看，你有没有觉得《圣经》这是一部非常奇怪的书？你瞧，它不单单是写了一些高尚的事物，它还表现了很多很多罪恶。它并不是赞同这种罪恶，它给予了罪恶某种态度，还出示了解决的途径，只是这种途径要付出代价。我觉得《圣经》是最好的文学。

姜广平：《圣经》很质朴。

北村：它也很直接，很透明，很有力度。因为它有定见。有的作家想要达到《圣经》的高度，我觉得是一种妄想。我是一个《圣经》的阅读者。比起九二年来，我觉得我现在实在是看到了更多的人的有限性以及在突破时的信心经历。我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我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我只能尽可能地要传达我们所看见的光照亮的东西。

姜广平：光是上帝的语言，小说是北村的语言。

北村：是啊，如果读者在我的作品里看见了某种真相，那是因为他给出了亮光。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智慧。这是真的。九二年前，我觉得我挺聪明的，但也挺笨的，因为没找到答案。现在我才知道，不是因为我的技能不行，是因为我的内在生命的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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