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小说一辈子没写出名堂，是何原因？他只须搞清楚一件事
写作能有等级之分吗？
是的——起码在文学创作这件事上，的确有优劣和高下之分。
网络写手很辛苦，日更8000字
请别误会。作家都是平等的，一个网络写手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个毋庸多说。郝老师强调的是，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渐进过程，克服缺点，摸索练习，不断进步，创作自然有所进阶；同样写小说，有人写出了世界水平，有的小说家穷其一生也没有“写出来”，仍然原地踏步，是何原因？他只需搞清楚一件事。
伤痕文学代表作《伤痕》作者卢新华
前两年，有一位陕西的作家想在北京开一个研讨会，主办方来征求意见。郝老师认真地读了他的小说集和两部长篇，感到很悲哀，只好对主办者实话实说：算了吧，研讨会还是不要开了，开了也是浪费资源。主办者问我何故。我说，这位小说家还没有走出八十年代，仍然停留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阶段，现在进入新世纪也已经十多年了，他的小说三十几年毫无变化，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的作者几十年没有进步，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不断地重复自己？除了思想观念与时代脱节，意识严重滞后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他的写法没有更新，正如上述这位小说家一样，有许许多多小说家还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而没有跃升到“小说”的层面。
莫言的伯乐徐怀中先生
当然，一个优秀的小说家须有一个重要的本领，就是要会讲故事，此乃基本功，无捷径可走。你看那些优秀作家在出道之初都善于讲故事。莫言起初写小说《民间音乐》，故事讲得回肠荡气，被徐怀中发现，遂介绍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
张炜在1982年写下成名作《声音》，这个短篇情节离奇，想象飞扬，讲述一个割草的农村姑娘在树林里喊“大刀唻，小刀唻”，遇到小伙子随声附和“大姑娘唻，小姑娘唻”而萌生爱意的故事。
路遥1980年的获奖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故事曲折动人，而他那部家喻户晓的《人生》，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令无数青年垂泪深思，嗟叹唏嘘。
王安忆小说“三恋”书影
王安忆八十年代写了著名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以大胆的“性描写”和令人血脉偾张的两性故事震惊文坛，那些离奇的情节和性爱内容无不令人瞠目结舌。
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
一个作家要想写好小说，必须会讲述故事，因为故事里面有社会与生活内容，也有人性的曲折之处。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说：
“我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上不注重语言问题的。我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如何使人们能很好地理解它。”（《我的兴趣就是讲故事》）
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
辛格说：“把讲故事从文学中取消，那么文学就失去了一切。文学就是讲故事。当文学开始力图以弗洛伊德的学说、荣格的学说或艾德勒的学说来解释生活，它就变得乏味和没有意义了。”（艾萨克·辛格：《我的写作方式》）
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甚至标榜自己：
“我是一个耍笔杆的手艺人”。
重视讲故事，其实道出了文学的一个实质：文学是用一段事实来体现一个道理，尽管这个事实是虚构的；正是因为文学的虚构特权，才能更集中和分明地讲述生活，叙述事实，把“道理”隐藏在故事里。为什么不在小说里直接讲道理，而是通过故事？因为事实永远不过时，它永远存在，而“道理”很快会过时——某个“道理”你今天觉得很对，说不定明天就变成了谬论。“故事”永远挺立在那里，因为它是“事实”。
《知音》杂志封面
但是只会讲故事，还不能称为“高级写作”，只为讲故事，不是小说家的使命。《故事会》里的故事每篇都能抓人，但你不能称其为“小说”；《知音》里的那些法制故事和婚恋悲剧，令三四线城市的家庭妇女迷恋不已，手不释卷，读了还想读，但那更不是“小说”。小说家不能停留在炮制悲惨故事和博得眼泪的层面，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揭开庸常生活表皮下面那层“虚假的伪装”和“变戏法的手巾”（鲁迅语），直接揭示生活真相和人性真相。
郝老师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过余华的一个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读完之后，惊得目瞪口呆，沉默良久——我知道遇上真正伟大的小说了。
余华小说《黄昏里的男孩》
这篇小说讲述的故事也很有意味：卖水果的小摊贩孙福逮住了一个偷苹果的小男孩，就可劲地惩罚他，又打又骂，引来众人看热闹，而小男孩无力反抗，任凭他打骂。慢慢的，在围观的人群怂恿和鼓励下，孙福打得越来越起劲，最后竟然变本加厉，当众将小男孩的一根手指硬生生地掰断了！男孩惨叫着跑开，孙福却理直气壮，觉得自己惩罚了小偷，像个英雄。
如果不受到约束，暴力和残忍的本性会以堂而皇之的名义显露出来，公权力更是如此。小说震撼人心的力量还在于，孙福也是一个生活受害者，他的儿子掉在井里淹死了，妻子被剃头匠拐跑了，他心中对生活和社会充满怨怼和仇恨，于是便将这种仇恨转嫁到更弱小的人——孤苦无依的小男孩——身上。这是典型的国民劣根性，孙福的行为和思想，典型地表现了鲁迅说的“见狼现羊相，见羊显狼相”之卑弱的国民性。
这个故事如果放在《故事会》里，便成了偷东西受到惩戒、给人不幸也会得到不幸的因果报应式的 “惩恶扬善”的劝诫主题；如果放在《知音》里，最多涉及一个司法主题：孙福有没有撅断那个偷苹果小男孩的手指头的权利？而余华则把这个司空见惯“故事”升华为一篇揭示人性乃至民族劣根性的“小说”。在创作中，谁高谁低，孰优孰劣，高下立判。《黄昏里的男孩》就是“高级写作”，而那些试图把这个故事讲成劝诫、司法、警示、心灵鸡汤等一切乖巧肤浅的叙事，皆为“初级写作”或“低级写作”。
假如莫言停留在《民间音乐》阶段而不升华到《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张炜如果没有后来的《家族》和《你在高原》，路遥止步于《人生》而没有继续史诗级的《平凡的世界》的艰难探索，王安忆满足于“三恋”带给她的轰动与荣誉，而不是因时递变，踵事增华，写出《叔叔的故事》和《长恨歌》这样高水平作品，中国文坛将是多么凄凉和悲惨。
正是因为这些作家不断适应新时代，追求更高难度的“高级写作”，中国当代文学才涌现出如此多的名篇佳作。只要你要保证你写的是“小说”而非“故事”，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小说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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