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成年人那么容易被摧毁？

“摧毁一个人有多容易？”、“摧毁一个中年有多容易？”、“摧毁一个中产有多容易？”、“摧毁一个成年人有多容易？”。。。

朋友圈不定期地刷屏着这样的标题。

主要内容大都是生活不容易、压力山大的佐证，其逆境不由让人生出辛酸、自怜和感动的情绪。但情绪过后，一般是端上了一碗鸡汤，告诉你要自我调节，努力奋斗一定可以成功，社会上的陷阱要靠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来避免，总之就是你把自己调节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问题还在，那必定是你还有问题。

可是，就算你做个安静的乖宝宝，社会上的陷阱、伤害和困境也一点都不会少。

个人的小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小系统一定是遵循大系统而运转的，在社会面前，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但大环境的因素更重要。

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的因素，而千方百计地诱导人们焦虑、愤怒、迷惑等情绪的心魔，在贡献点击率后，因为实际问题仍然存在，人们的情绪并没有宣泄，只能慢慢地继续累积下去——这是标题党、刷屏文、鸡汤文最大的问题。

你的出发点不是解决问题，只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关注而已。

最近，宁南山老师的《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我对国家有哪些不满意》一文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宁老师用数据和事例一一说明了问题所在并诚恳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向的典范，不虚夸，不浮躁，实事求是地摆问题、论方法，切实的给读者带来了益处，至少不会是浪费读者的时间。

如果说自媒体、网文也分江湖，那么宁南山这种属于正道，走的是堂皇正大的风格，而那些许多爆文产业链的从业人士，则像邪魔外道之流，以诡辩、欺骗、操纵人心等手段追逐利益变现。

这事稍作一提，今天主要谈宁南山提出的两个问题。

宁南山说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按照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三类：

1.直接影响民族前途命运，正在不断恶化，大家却都觉得不是问题，觉得不重要，没有意识到严重性的问题；

2.全国都知道很重要，都知道要努力解决，但是路却走错了的问题；

3.全国都知道重要，都在努力解决，而且总体在改善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是宁南山觉得凭借个人努力无法改变的，所以寄希望于国家行动起来。其中，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房子和教育的问题。

宁南山指出，严格的土地供应制度、控制土地供应+拍卖制度+压缩住宅用地比例三刀齐下，把中国老百姓大量的财富消耗到了房地产里面。也让一些擅长房地产的商人通过土地买卖获得了巨额财富。

而“商人的获利只是一个结果，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土地供应的不足，使得商人有了投机的空间，老百姓的钱，则转移到了政府和商人的手中，在这个三角游戏中，老百姓成了失血方。”

他还以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实业公司为例说明——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拿地（这个时间节点刚好是房地产政策转向之后），到2014年29个项目中仅有9个完成开发，而在9年间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猛涨数倍，长江实业因此赚取了大量利润。——中国房地产学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长江实业进入内地进行地产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分期缓慢开发、变相囤地，坐享土地升值。

而严格土地供应等制度的根源，是为了通过土地赚钱，以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来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还有一个因素是长官意志、土地供应成为实现“人口规划”的工具。

但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宁南山强调：产业的发展是人口流向的最根本因素，产业的发展决定了人口的规模，除了产业发展，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环境舒适程度等等都会成为吸引人口的因素，但是他们都远远没有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重要。为什么长沙只有700多万人，而北京是2000多万，原因就是产业不如北京多，提供的高收入工作机会有限。

更令人悚然的是高房价带来的牢笼效应——

如果一个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中高端工作机会不断增加，必然会带来人口的上升，而此时由由于规划的原因去严控土地供应，那么必然会带来“牢笼效应”。

“牢笼效应”就是限制死了人口发展的空间，而产业发展又决定了人会不断涌入，于是人们就会在有限的面积里面，为了争夺住房资源，教育资源等相互竞争拼杀，同时养育后代的能力大大减弱带来生育率直线下降，同时大大激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

另外在牢笼游戏里面，人们会产生竞争心理，为什么是我应该退出去呢，退出去的都是失败者，我应该留在这里享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谁也不愿意轻易退出。

在牢笼游戏下，最受影响的，是城市的底层市民们和外地人群，他们要完全直面高昂的房价，拥挤的交通，紧缺的教育资源，认为这一切都是人多的结果，因此会产生出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本地人外地人矛盾，例如对外地人带有攻击意味的“外地逼”，“硬盘”等等。

殊不知，如果不转变发展思路，这样资源紧缺的现象永远不会缓解。

因此，房价的上涨就不难理解了——各种优惠和扶持带来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而同时又通过各种规划和限制住宅土地供应，形成牢笼游戏局面，自然会带来房价上涨。

对于这个问题，宁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必须摆脱“香港模式”。

「香港模式就是典型的压榨城市平民实现了少数资本家的暴富。香港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大部分地方却是荒无人烟，七百多万人拥挤的居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生存空间狭小互相竞争。香港模式是失败的模式，是经济发达却生活和居住品质远不如西方国家的模式，是一种永远生活在拼命工作还房贷，除了少数富人，大多数人都永远生活在无法停止的劳碌，在牢笼里面无止境的激烈竞争，最后却只能生活在几十平米狭小空间的模式。」

通过数十年的、不约而同地合谋，从香港模式中巧取豪夺、攫取大量财富的商人阶级为了避免社会矛盾，就像推销钻石的谎言一样，不断对市民洗脑，证明他们致富的正当性，并让市民认可现状的正当性。

牺牲大多数人的福祉来满足少数人的权利享受和优越感，本就是欧美精英阶层的共识，所以，香港富豪对欧美有非常大的归属感，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有共同的基因和利益诉求。

再联想前几年有部分内地的房地产商人叫嚣学习香港地产模式，人为地制造狭小空间、房价上涨的合理性，简直是其心可诛。

「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一方面那就是不要把土地和房地产彻底沦为赚钱的工具，要牢牢树立“一切自然资源都是为人服务的”的原则，一个城市如果有能力发展出大量的中高端产业，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那么应该是他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我就给他供应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扩大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人口的转移，实现全国均衡发展和布局。」

有一点是宁老师没有详细提及的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是不愿意房价下降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多套房的人和大部分把房子作为家庭的重要财产依据、用来养老、地域风险和资产升值等用途的居民，是不愿意看到房子贬值的。

低收入人群、首套房购买者和外来移民等人口，是真心希望房价下降的，但他们的话语权较小，其诉求也往往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在多元，甚至是分裂的利益诉求中寻求一个利益平衡点，找到分阶段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非常难也非常重要的问题。

毕竟，作为城市未来和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年轻人如果长期彻底困住、看不到前途，这不但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我们有没有未来的问题。

宁南山就很遗憾地认为，内地一线城市已经在去往香港模式的路上，二三线城市房价这两年也在猛涨，数亿中国人涌入一二三线城市，参与永无止境的牢笼游戏，大量的努力成果在激烈的互相竞争中被白白消耗。

「如果说房价已经让人不堪重负，那么教育简直就是神补刀。」

在摧毁一个成年人的几种武器中，房子、教育和医疗绝对可以排在前列。

“因为学前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国家从学前教育往后退，让给了市场，自然有老百姓来买单，我们这个小区的大批家长们，因为这个政策，只是为了一个孩子就多支付了一年两三万元的代价，这相当于一个普通深圳市民两三个月的工资。而孩子接受的学前教育水平，并没有比公立学校高多少。”

这是一个孩子，如果是两个、三个孩子呢？就是年入50万的高收入家庭，也是不堪承受。

现在，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教育，而给家庭增加成本的还有目前搞的减负，这剥夺了父母“不给孩子报课外班”的选择权，孩子在校学习时间太短，我们被迫只能转向课外机构来弥补。

在城市里，还有不上辅导班、补习班的孩子吗？

你可以不去，但孩子的同学都去，你的孩子能够赶上学习进度吗？就算你不在意成绩，可孩子在集体中的心理影响你也能不在乎吗？

有些人说移民国外，除去移民的门槛不说，就是到了国外，也未必是万事大吉。国外的公立学校可以说大多数教育水平还不如国内，而如果上精英学校，又有几个家庭负担得起？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从源头上从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学内容和结构，而不是搞减负缩小学生在校时间，降低教育资源提供，增大了中产家长们管教孩子的时间成本和资金负担，还美其名曰“让家长承担起应该的教育责任”。所谓的减负，实事求是的说，恐怕只有学校和教育部门减负了，家长和学生却更累了。

作为一个家长，我看到老师确实很辛苦，一个班几十个孩子，老师是很难都一一顾及到的，何况上初中以后学业量增加，而抛出周末休息和假期，为了赶进度，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速度只能加快，如此下来，大多数学生只靠在学校学习远远不够。

可应该在学校进行的正规教育，为什么要家长送孩子去辅导班、培训班弥补？

去学校附近遍地的培训机构、辅导班看看吧，哪个不是人满为患，就是这样，家长要承担的对学生的督促、检查等任务也不能少，为了孩子的成绩和前途，多少父母疲累不堪。

在教育投入上的不断增加，自然是其他消费支出的减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被进一步拉低。整体看，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力度是不足的，老百姓手里确实也没有多少余粮了。

学历和学区房，哪个价值高？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优秀老师和教育水平直接相关——不管哪个城市优秀老师、优质学校都是有限的，对这种稀缺资源的竞争争夺，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感和沉重的负担。

「买房贵，入学难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育率这么低，拼命压缩自己的需求，还是生活的那么困难？即使是我们的生育率低到了全球最低水平，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数量大大减少，我们依然感到各种资源紧张。」

我有一个梦想：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均等教育的机会。

和教育资源类似的情况，还有医疗资源的不均等，三甲医院就那么几家，老百姓的医疗健康需求又持续增加，又能怎么办？

关键是钱不够花。《药神》里说穷就是病，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话。

地产商人冯仑曾有回忆自己治病的经历：20年前，因为当时不好的医疗环境，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感染以后我一直在治，打干扰素。我曾经打了一年多干扰素，因为打干扰素，每礼拜有 3 天是发烧的。那一年我发了 160 多天烧。打干扰素花了 20 多万块钱，在十多年前也相当贵了。但是还没完全好，最后是控制住了，又吃口服的，又控制一下。最近几年国家批准了很多丙肝的仿制的和研发的新药，而新药能治愈率在 95% 以上。

没有那20万的病人呢？

居住资源、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管控人口的手段。

大体说过大环境的影响，再说说个体的挣扎，毕竟谁也管不了大环境的变化，我们唯一可以管控的只有自己。

《经济学人》曾把亚洲中年人称为“三明治一代”：年龄在30~45岁、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中都是顶梁柱、花费越来越多、积蓄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差、压力越来越大。

活得累，是这代人的普遍情况。

这也是如今娱乐、鸡汤、游戏、贩卖焦虑等产业火爆的原因之一，有时候中年人很像《黑客帝国》里的能源电池，被一根根管子喂食梦境，又被抽走自身的能量。

不管在朋友圈多么风光，每个中年人都会有自己的至暗时刻，而且无人解救。

格雷博士说——

男人就像“穴居动物”，累了，压力大了，感觉要被吞没了，就会想要躲进洞穴中，独处一阵子，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清思路，恢复控制能力，找回自我，找回“大男人”的状态。此种需求的强烈指数往往在他下班到家后的半小时内最高。与女人渴望融合的特质不同，男性需要划定明确的自我边界。他们天然地“反控制”，被女人追问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竖起防御，防止自己被看透，被操控，此时的沉默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了。

“正常”其实是主观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就有70亿种正常。马特·海格在《活下去的理由》里也说过：头脑最怪异的地方是，即使里面惊涛骇浪，外表也可以风平浪静除你之外其他人根本看不出来。你的瞳孔可能放大，说话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皮肤可能在流汗，但全世界都对你的痛苦视而不见。

现实有无法想象的残忍和绝望，这种累和痛苦的煎熬，是持续不断地累积的，但除了根本上的自我心理建设，没有太好的办法可以疏解。

内心修炼到强大，也有这样的例子。

“钢铁侠”马斯克的前妻贾斯汀曾在采访中提到儿子内瓦达的夭折，让当时悲痛的她难以理喻的是，马斯克明确表示不想谈及这件伤心事。

贾斯汀认为，这是马斯克小时候的痛苦遭遇而形成的防御心理，“他害怕黑暗，他一直不断向前，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

类似的例子还有王菲。

王菲前夫李亚鹏曾说，在女儿出生患有唇裂时，他焦虑到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而王菲却能保持平静，翻个身就能安然入眠。

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当身处逆境之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妨承认现实，用积极的态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

地上有六便士，天上有月亮，对生活，有时候我们得学会转换角度和思路。

最后，还是用宁老师文章的结尾作结尾吧：

“十几亿中国人日以继夜的辛苦工作，争抢教育资源，拼命工作还房贷，除了少数富人，大多数人，即使是年收入在发达国家都属于高收入的人群，也生活在无法停止的劳碌，在城市牢笼里面无止境的激烈竞争，用几十年的时间还贷款，最后却只能生活在几十平米狭小空间，即使经过不断的建设，终于把中国推进发达国家大门。但是生活品质和居住空间远不如西方国家，同时在计划生育继续实行下，生育率低到不可承受水平，人口宗教和民族结构变化造成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增加，同时因为老龄化最终大量引进外国移民，幻想依靠“国际人才”和“移民红利”以摆脱老龄化困扰”。

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为此，我们愿意把自己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