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哀歌

吴见知

人生像一部戏剧，不管这部戏是长是短，这部戏剧总是以“死亡”这支歌来谢幕的。

我已有四个至亲的亲人唱着“死亡”这支歌谢幕了。

第一个是我的三爷爷。

我没见着爷爷，他是我爷爷的三弟，大人们称他“福先生”,因为他名字叫理福，又读了不少书。不干活时，他就上屋下屋村头村尾到处转悠，或坐下来高谈阔论,手里常常拿着把纸扇，就像三国时的孔明，有事没事总要摇几下，似乎那把纸扇是他的翅膀,有了它,他的思想就可以飞翔。他没有妻子、孩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三爷爷一起睡，一直睡到六七岁。每晚在床上，他都要把我从头摸到脚，有时会用好吃或好玩的东西摩擦我的嘴唇或鼻尖，而我醒后总是狠狠地踢他，用拳头打他，恼他打破了我的美梦。

从我记事时起，他的生活就宛如老家屋后光秃秃的山坡上一棵孤零零的嶙峋松树那么简单。他长年早出晚归，在外染衣，特别是冬腊月间生意格外的好，因为那时大家都很穷，没有钱置备新衣服过年，纷纷把旧衣服染一染，让它在颜色上见新，权当新衣。因此在他身上承载着很多人穿“新”衣服的梦想，特别是当他挑着一担染衣的行头出现在某个村庄的路口时，他的身后会立即跟着一群闹哄哄、睁大着溢满希望的眼睛的小孩，仿佛他挑着的是担美味糖果，而他总是很高兴，好像他带给孩子们的是五彩缤纷的绚烂世界。其实他所能染的也只是蓝色、青色还有红色。我那时过年的所谓“新”衣多半是他妙手加工而成。

生命是多么脆弱，几乎不堪一击，就像一片树叶，稍微用力一扯，它就会掉下来。二十七年前的一个秋天早上，头天还好端端的三爷爷再也没有醒来。听老人们说，把三爷爷这片叶扯下树的是几斤燥性很强的猪婆肉,至于老年的猪婆肉如何能致人于死地我至今仍不得而知。不过，我当时还是怪他没让我多吃几块猪婆肉，认为当时他不让我多吃是想留着自己多吃点。当别人笑嘻嘻地对我说“欢九（欢九是我的小名），你有爷爷肉吃”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三爷爷死了我就有爷爷肉吃了。后来知道所谓“吃爷爷肉”是指在安葬爷爷的那天，作为爷爷的儿孙是要吃子孙饭的，当然这顿子孙饭的饭桌上是不可能少了肉的。难道三爷爷死亡的意义对于我就是可以获得一次吃肉的机会？那时我不知道生命已离开了三爷爷的身体，这里留下的只是他的躯壳，是一个不能再被称为“三爷爷”的肉体。只有当这个肉体与他鲜活的生命紧紧融合在一起时，这个身体才是我的三爷爷。我只知道长时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守着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再也不会把我从头摸到脚的三爷爷的肉体。

虽然我对他的思念，就像衣服的颜色因岁月的漂洗由浓变淡，但依然清晰可辨，至今还我常常想起，在他那黑暗的小屋里，自制的煤油灯像一朵野菊花在微风中摇摆，想起从他那青蓝红三色染桶里夹出来的饱含着梦想的破旧衣裳，想起他多年读书换来的用了几十年的破纸扇都扇不走的一声声“先生”的称呼。这些难道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

第二个是我的姑姑。

她是我爸爸的姐姐，我爸爸唯一的兄弟姐妹。姑姑像一台不停运转年久失修的汽车突然遭到重创，中了风，治了近两年，还未痊愈，第二次猛烈的撞击又突然降临，勤劳、节俭一生的姑姑再次中风，住了两个月院，没有说一句话就悄悄地走了，没带走一丝云彩，没带走一缕阳光，却带走了满腔的遗憾。我每次从咸宁赶到武汉去看她，她心里有话要说，却说不出来，只是流泪。我不知还有什么比临终的人有话要交待却不能言更难受。每个清明节，我站立在姑姑的墓碑前，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姑姑躺在病床上，头不能动，嘴不能说，眼角流泪的情景。那一滴滴眼泪在我的心里，随着我对生命和死亡的关系的理解不断加深，渐渐地由难言的痛楚变成了对生命的哀叹。

姑姑去世时有59岁，已为人祖，和姑父一起退休在家，正是有充裕的时间享受人生天伦之乐的年龄。因为姑姑的三个孩子当时均以成家，并且工作单位较好，再也不用为他们操什么心了。然而，正如我老家的俗话所说“出头之日亦即蹬腿之时”。我们希望这句俗语在我姑姑这里终结。姑姑一家人到处寻找能治疗脑血栓的药，我和爸爸等也在乡下四处打听一些所谓的秘方、偏方。就在我们忙于找药时，死亡之花在弥漫着药味的病房里却没有放慢开放的脚步，黑白两色的花瓣带着刺骨的寒气，一片片地撑开。所有的药没能带来生的希望，只有冰冷的氧气瓶里释放出的氧气在协助姑姑作最后的抗争。

生命宛如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燃烧的蜡烛，燃烧时发出灿烂的亮光，但它的结局是化为烟雾和灰烬。有生命就有死亡，它们是相生、相随、相连的两种形态，生的形态一旦出现，死的形态自然就会紧跟着到来。死亡仿佛一粒种籽，自生命诞生时，死神就在每个新生的稚嫩身体里把它悄悄地种下，生根，发芽，孕育蓓蕾，然后含苞欲放，最后盛开怒放。生者哀悼死者时流下的眼泪，就像落在死亡之花瓣上的露珠。露珠会消失，而死亡之花总是不停地开放，在这里，在那里。当科学不断地为人类增强抗击死神的信心时，死神却在一旁轻蔑地窃笑。姑姑就在这窃笑中深夜被“无常”从我们的身边（姑姑去世的那晚是我和表姐夫们看护）拖走了。

第三个是我的奶奶。

那是2002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早上六点多钟，正准备去漱洗的奶奶，突然一手拉住身旁的博物架，喊我：“欢九，我不行了！”我连忙扶住奶奶，把她抱到床上，让她靠着我，同时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和我不停地叫着奶奶，但是奶奶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不到十五分钟奶奶就在我的怀里永远地走了。而头天晚上她在看电视时还吩咐我第二天买猪蹄给她吃。死亡的到来猝不及防，就像一条接触不良的线路上的灯泡，你不知何时它会突然熄灭。

我奶奶得享高龄，享年92岁。她读的书一点也不比我三爷爷少，经常有滋有味地读书看报。她见过大世面。解放前,奶奶和当国民党少将的爷爷一起在武汉生活，参加过高级集会，坐过小汽车。她一生经历了几十个亲人的生离死别。她生了十三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我爸爸和姑姑，可她都一一挺了过来。我爷爷五十多年前亡故时，听说奶奶曾有过精神失常，但凭着她坚韧的个性不治而愈。我姑姑在1990年底去世的消息一直是瞒着她的。理智上她不相信，因为姑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亲自打电话或写信来问候她了。但感情上她却相信了我们的欺骗——她不愿相信她的女儿在应当享福的时候离开了人世。当姑姑的骨灰第二年清明节前送回老家来安葬时，她那美丽的幻想被一家人再也不能忍住的一滴滴眼泪粉碎。奶奶在床上躺了两三个月，终日以泪洗面，每天只喝点汤水。

奶奶常说“人，生要英雄，死要猝暴”。奶奶一生历尽磨难。她曾被作为地主婆带着她未成年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遣往生存环境极恶劣的山区劳动改造，凭三寸金莲和从未做过农活的娇嫩的双手，开荒种地，在荒坡上搭个简易的草棚，用碎砖铺起不到五寸高的床，餐风露宿，与蛇鼠同眠、共舞，他们用开垦的荒地养活了自己，并将省下的粮食无偿地接济村里的妇孺和老人，赢得了村里男女老少的尊重。我知道这够不上英雄业绩，但令人佩服。她害怕临死前的一段时间卧床不起，要人护理，特别是大小便不能自理。她希望死亡来得突然而迅速，临终时干干净净、清醒明白，自己不受折磨、也不磨别人。就像是乐曲的演奏，要整个乐曲都很精彩，然后曲终人散。也许是死神的眷顾，也许是她长期吃“花斋”的结果，奶奶走得很顺，没有经历痛苦和肮脏的折磨。

她有时对我开玩笑说，阎王把她忘了。她知道死亡是生命必然的归宿，但迷信地认为，长辈的阳寿长了会折晚辈的阳寿，她希望能早一点离开人世，把属于晚辈的阳寿还给晚辈。70岁以后，她不出远门，在家等着阎罗王的邀请，而在这以前她每年总要到武汉和姑姑一家人一起住上一两个月。好像是为了赴人生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好像是为了同逝去的亲人、朋友团聚，乡下老家的老人很早就准备了死后穿的寿衣、鞋袜乃至帽子，以迎接死亡的到来。奶奶的女红是乡里闻名的，不少人请她做寿衣，当然她的寿衣是她自己动手做的，做功很精致。她告诉我妈妈她的寿衣放在哪，要是她死了，在她的身体还未冷下来时，给她洗澡，把寿衣穿好。妈妈和我妻子还有住在学校的几个老婆婆在给奶奶洗澡穿寿衣，我和爸爸流着泪给奶奶烧纸钱，超度奶奶，同时给奶奶送去阴间路上的费用。纸钱化成一片片灰烬，伴着缕缕轻烟在空中旋转、飘飞，宛如破茧而出的灰色蝴蝶。奶奶的灵魂或许就是被这些蝴蝶接引上了天堂，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第四个是我的爸爸。

大多数人不是在老了或生大病时是不会想到自己会有死亡的一天，仿佛真会寿比南山、会永生。我和爸爸曾一起感叹释迦牟尼在很年轻，并且身体健康，拥有爱情、财富、权力时就开始思考“生、老、病、死”，并大彻大悟。在爸爸知道自己的病已是肝癌晚期的时候，我再一次和爸爸谈起了释迦牟尼，谈他舍弃一切亲情、爱情，进入一种无欲无念、无我相、无众生相的涅槃境界。我不是希望爸爸能像佛陀那样觉悟，而是有一种隐秘的想法——希望爸爸能看破生离死别，从而减少痛苦。我觉得对于爸爸来说，身体的痛苦只是一方面，更难受的是和亲人的永诀。一天，妈妈告诉我，你爸爸说：“这一大家子人我舍得下谁呀！”我没见着爸爸当时说这话的情形，但我可以想见爸爸说这话时无限伤悲、老泪纵横的样子。他巴不得他所有的儿女们放下工作每天都能围在身旁。而在以前他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因他而影响工作和学习的，哪怕是突然得重病动大手术、住院，因为他深知他不会轻易离开我们。

爸爸是因为腹泄久治不愈才进行检查的。当医生拿着B超检查结果告诉我，爸爸得的是晚期肝癌，并且说这个B超检查准确率在95%以上时,我好像被绝对零度的冰箭击中，这支箭一触到我就化成无数支小箭钻入了我全身的血管：原来死神撒在爸爸体内的种子早已发芽，现在正在开花结果，而“无常”早已开始如影随形蹑手蹑脚地跟着爸爸。我不愿相信，于是做核磁共振，于是到武汉协和医院检查，但结果都是令人心碎。协和医院的教授说，癌肿块的面积太大，不能做手术切除，也不能使用“介入”疗法，因为病人肝功能很不好，身体又太虚弱，而此时化疗已是无用，最好是保守治疗，尽量地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判定说病人的生命期大概还有两三个月。我曾对大医院满怀希望，因为它有高明的医术、一流的医疗设备。看来这次我失望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科学再发达，也战胜不了死亡，即使能战胜，那也只是暂时的战胜。正如释迦牟尼在解释肉体为什么要死亡时所说的那样“内部含有消散的因素，又怎么能够不让它消散呢？”我只好把爸爸弄回咸宁住院治疗。

我一直没有告诉爸爸他得的病是肝癌晚期，他自己也没往坏处想。阳光和欢笑依然不时像蝴蝶一样在爸爸的身上飘舞翻飞。在老朋友、老同事去看望他时，他还畅想病愈后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我们一方面附和着他高兴，另一方面却在偷偷地流泪。我悄悄地发誓，我要让爸爸的愿望实现。我听说“消癌平片”是当时治疗癌症最有效的药，于是在征得医生同意后，我从很远的地方买来几大盒，为防爸爸起疑，我买十几瓶普通的肝病药，把药倒出来，装上“消癌平片”给爸爸吃。病魔像用脚碾灭地上的烟头一样无情地摧毁了我的梦想，“消癌平片”没能将广告中的奇迹重现。

爸爸的生命不得不靠人血白蛋白来维持。人血白蛋白开始还有点用，打一瓶能管上四五天，后来是三四天，再后来是两三天，再再后来是一两天，最后连一天也保不住。爸爸的病情不可逆转地恶化，肚子的腹水一天天增多，脚也出现浮肿，利尿的药已是无济于事，医生只能用泄药来消去腹水，并且泄药的用量也越来越大，否则没有效果。爸爸也因为病情的恶化而饱受折磨。爸爸的肝癌不痛，却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受。这种难受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疼痛，难受每次发作时，爸爸不是用手捶墙，就是使劲地抓挠自己的胸部和手臂，或拚命地撕衣服。医生无计可施，只能用安眠药让病人陷入沉沉的睡眠，来缓解这种痛苦。在爸爸昏沉的睡眠中，依然能听到他难受的哼声。眼睁睁看着爸爸难受得死去活来，却不能帮他减轻半点痛苦。世上有很多痛苦和重负别人可以分担，为什么病痛别人无法分担呢？生命的死亡过程悲惨得让我产生这种想法：人要是不出生该多好！我想起了奶奶说的“死要猝暴”，没有痛苦，不受折磨，死得突然而迅速。这或许是死亡的一种理想状态。

我和姐姐不甘心，依然在寻找能治肝癌的药方，不管是江湖游医的偏方，还是所谓的民间秘方，我们都不惜让爸爸一试。当然结果总是失望。死神已迫不及待来到爸爸的床前等待，甚至不时以一袭白衣在我们的面前耀武扬威似地起舞。爸爸开始出现肝昏迷，说着胡话，并且心里的难受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其难受程度越来越无以复加。一贯坚强的爸爸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要求医生对他实行安乐死，我们不同意，他就打电话叫我姑姑的几个孩子，除了我们一家人外，最亲的亲人连夜从武汉赶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同意给他实行安乐死。结果他们也不同意。他大骂我们：“一群愚昧的东西！西方一些国家那么文明，也允许对不治的病人实行安乐死。你们以为这是爱我吗？是在折磨我！”死亡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家，似乎到处都是拿着锁链催命的黑白“无常”，而世界在我的眼里更是已收缩成“死亡”这两个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爸爸已是完全卧床不起了，生活的一切全程要人料理，就像是刚出生婴儿。一天我要上街办点事，爸爸几乎哭泣着说：“欢九你出去，我要吃要解手怎么办呢？”母亲一连几个月的劳累，已是病蔫蔫了。望着寸步不能离人的爸爸，我回想他一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十五岁没了父亲，作为地主崽和母亲一起在荒山野岭搭茅屋开荒种地，后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干部学校参加工作，因家庭出身不好，安排教书，又因家庭成份不好，考上大学不能去读，没多久因直言时弊被划为右派，成为当时咸宁县第一批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右派，被遣送回家务农，在家里和工地里日夜接受各种莫名其妙的批斗，干别人不愿干的重活、苦活、脏活、危险活，十八年后评反，重返讲台。即使这样，他总是很乐观，很要强，从未寻死过，生活也从未如此要人全程料理过，就是1987年胃出血动大手术，他也只在床上躺两天。生命最基本的尊严就是：能够自己料理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自己能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形象。现在这种状态对爸爸来说这是一种悲哀，是有着无限尊严的生命失去尊严的悲哀。这可能是比死亡更让爸爸伤心的。爸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肝昏迷的时间愈来愈长，有时同看望他朋友一句话还未说完，人已经迷糊了。爸爸一辈子最讲礼数的，可是现在他讲不了了。看着奄奄一息、蜷缩在床上的爸爸，我直想哭。我又一次想起奶奶说的“死要猝暴”。看到爸爸现在这个样子，我进一步懂得了“死要猝暴”的含义，不仅仅是死亡时没有痛苦，不受折磨，更是要在死亡时保留生命的尊严。这可能是死亡的一种境界。

在这场与死神展开的实力悬殊的拔河比赛中，我们一开始就处于劣势，而现在爸爸的身体已有一大半被死神拉过了奈何桥。爸爸吃得越来越少，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后来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说，连眼睛睁开也十分困难，一天大多数时间处于昏迷之中。癌细胞已抽空了爸爸的生命。

我们，包括爸爸自己同死神斗了五个多月，输了。在200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爸爸七十周岁过后不到两个月，爸爸在一家人哭喊声中离开了人世。

死亡对于受尽病痛折磨的爸爸来说，是彻底的解脱。在把爸爸送上山安葬时，我没有一滴眼泪。家乡有句俗语说“死者享福去了”。是呀，爸爸享福去了。但是至今，我的耳旁不时还会响起丧夫抬着装着爸爸骨灰的棺材上坡时的一声声吆喝，和把棺材放进井坑里，捆绑棺材的粗大的绳索松绑时发出的可怕的“嘎嘎”声。

2008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