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探源

景帝时，枚乘作《七发》，时武帝为太子，好之，及登位，策诏枚子，以其老矣，乃以蒲草裹车轮，欲载至而一见，未之京师，病亡，帝悯之。及观《子虚赋》，有恨与作者不同时之叹。时蜀人杨得意为狗监，言同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诏问相如。相如遂上《上林赋》，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无）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演天子诸侯苑囿之盛，其卒章归于节俭，因以风谏也。帝览而大悦，拜为郎。赋之大兴，乃至此。

《毛诗传》云:“登高必赋，可为大夫。”诗分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张辞，发挥欲丽。昔荀子作《蚕赋》，自相环节，反复绘饰，虽曰小赋，实谐隐之文，及宋玉作《对问》，辞赋乃滋。汉赋固源于楚辞，楚地性灵，体物察情，山川烟云，鸟木鱼虫，俱可入辞。金相玉质，华辞尧章，圆润如珠玉，细腻若抽丝。嚢者，端木子贡利口巧辞，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独遣子贡至齐说田常；使吴说吴王，之越说越王；至晋说晋君，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继而去晋返鲁，遂成吴齐艾陵之役，借吴军大破强齐，以解鲁国之危，吴军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依子贡之言，以兵临晋，晋、吴争强，乃成黄池之战，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之上。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太宰痞。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太史公赞曰：“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此战国纵横家之流，驰骋唇舌，铺排事理，曲陈时势以成其事，使七国王侯欣然拜服。苏秦、张仪、范雎、蔡泽悉以为富贵，安居则天下无事，投足则六国震恐。《孟子·滕文公下》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孔孟以仁义说天下之君，方乱世而讲仁义，诸侯务于征伐，而仁义者恶言刀兵。孔孟之才非不及纵横派者，实守道者不可方圆以成其事，故二圣虽贤，不容于时，唯著文述论以垂后世。

观孟子对问、寓言之属，纵横家游说之辞，铺陈有度，博采广收，皆类有赋形，若赋之源起乎是乎？自宋玉《对问》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解难》；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崔骃《达旨》；蔡邕《释诲》；郭璞《客傲》如是者众矣！鉴其文辞，悉如孟子对问之属；论其为人，发愤而言志，洞察以明理，皆身挫而道胜，时困而情泰者也。自枚乘《七发》首唱，作者旋踵，傅毅《七激》，清晰厄要；张衡《七辨》，细致靡丽；崔瑗《七厉》，义正辞纯；陈思《七启》，才博而辞宏；王粲《七释》，明辨于事理，凡是种种，以“七”赋篇者，往往不绝。

至于不足处，则莫不高谈壮语，夸耀服馔，粉饰苑囿，逸于狩猎。性情所至，造字以适其意；声色之极，蛊媚而曳其姿。扬雄所谓“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

当汉武之世，天下一统。自高祖立汉讫于武帝，凡百有余年，先是高祖定秦灭楚，武功积年，功臣绛灌之辈皆鼓刀屠狗贩缯出身，萧曹之属悉为刀笔狱掾末吏，而高祖又起于微贱，不读诗书。楚人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贾时于帝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祖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虽然，高祖、惠帝、吕后之际，百废待兴而务于内乱，文景之世，窦太后好黄老，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故贾谊多才，浮湘口以吊屈原，晁错多智，衣朝服而斩东市。由是智能之士，裹足而不前矣。

武帝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咨海内而举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封禅彰功，绍周洪范，号令文章。外命卫、霍驱匈奴于万里之外，使之不敢弯弓而射马；内修明政，挫淮南累世不臣于未发，使南北一统而宾服。

武功既济，文章固宜赫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汲黯、主父偃、倪宽、朱买臣、东方朔之属沛然而进阶，公孙弘尤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天子之德如风，黎庶之德若草，草上之风，必偃，于是乎天下士子响其应而助其势，铺排文章，浩浩数万言，简章篇什，满溢京都；至此，则短诗不足以表其功，楚辞不足以承其意，遍览文体，唯赋为然，而天子又好之久矣。

故赋于汉之所以大兴者，于天子之好则一；于国家之盛则二；于时运之合则三。及成帝好相如赋而扬雄见进，雄仿相如作《甘泉赋》、《长杨赋》。然成帝之世，去汉武已远，国运日危而天子多欲，边境事烦而内有外戚之忧，故扬雄不若相如得时，遂潜心以作《太玄》。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无以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也明矣。又以其语颇似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雄辍而不复为。

后世之赋，若张衡《二京》、左思《三都》者，虽承盛世之遗响而为大赋，实欲宏辞广文以炫其才者，是为赋之末矣，反未若蔡邕《述行》，虽短，亦适时之文也，言之以时情，洞之以事理。而是时，赋复归于平淡，与世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