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屏幕内外写人生》纪念女篮5号10号陆晶荪24带队送74届

24 带队送74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转眼到了1974年，妈妈从农村返回学校后，继续接手她原来的班级——五班——为班主任。

据查阅考证，妈妈最开始是当数学老师。在“文革”开始后，全国性红卫兵大串连开始，或许是配合大串连，当时的中学从“初中X年级Y班”设置为“A连B班”称谓，如“一连一排”就是指“初一（一）班”。大概到1970年恢复原称谓。据一位原电院子弟（晓春）在其“晓春岁月”里记录：“我们一班班主任严守则，数学老师陆晶荪。陆老师的丈夫是电院的王瑞庚老师。她篮球打得好，在大学期间，曾在电影《女篮5号》中饰演10号唐世保。”由此，证明妈妈曾担任过中学数学老师。

而后来，学生们不许“大串连”了，却要下乡了。

据74届学生叶丽回忆：“我跟老师的感情非同一般。老师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特别特别疼我。以至1972年，在（随父母）下乡回来后，我又转到老师教的这个五班。

陆老师当时教的是俄语课，而她是学地理专业的，但她的俄语教得非常好。所以认识到老师真是干什么像什么。老师最关爱我，我也特别敬重老师。我们住在电力学院同一个大院里，所以更加走得近。

没见过几位老师与学生相处得真的如同父母子女般的好，似乎学生都讨厌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而大陆老师却是位特别的老师，她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她总是给人特别豁达、善良、热情，特别替别人着想、热心肠的印象。她是那么地亲切，可以相处得亦师亦友。很少看到她对同事、学生发脾气的情况，而假如她真的发起脾气来，却是与他人完全的不一样，老师那种发脾气是令人敬畏的、令人感觉亲切的、语重心长的，并且，让人感觉即使是她在发脾气，而那是一种母爱的表达，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激励。这样的发脾气，不仅让人听了后自觉地去改正自己的过错，并更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我班同学与她在一起比与父母在一起更轻松并愉快，同学们都真心地将大陆老师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看待与尊敬。

我们那个年代多封建啊，不让男女同学互相说话。但大陆老师经常邀请同学们到她家里去，所以男生与女生也有更多说话接触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班的同学非常团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人，但同学们被老师的威信和平易近人所打动，老师的性格好，风风火火，大大咧咧，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她以她自身的正气带动了几乎所有的同学摽着劲儿学习，团结友爱。我们班里同学们关系好、团结，都缘自于老师摒弃‘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余毒。”

1974年，这届学生已经到了毕业的时间，而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才16-17岁的男女学生毕业如何就业，学生到哪里去，将来能干什么呢？这令妈妈很是心疼那些学生。

当时，毕业的学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国家的政策。虽然是当时的大政方针，尽管学生们没有农村经历，但学生及家长们还是知道农村那是艰苦的地方，生活更艰难。但半大的姑娘、小子，在城市家里又能做什么呢？

回顾过去，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有报道说，“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20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周总理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并规定：一家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不用下乡；被工厂招工的，从军的都不下乡；很多家里的孩子全部都下乡了（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家长挨整的到1975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高达1200万人。

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妈妈奉命开始在她所带的这个班级组建下乡的队伍，并成立一个14人的“集体户”下乡插队。全班共40多名学生，除去按政策可以不下乡的学生及本就是农村籍学生外，最后组建了17名学生下乡，另三人被分配到其他集体户。其中，下乡的学生有工人家庭的，有教师家庭的，有部队家庭的，这些在城市里生长的孩子，虽然大多会帮助家里做些家务，比如劈柴、烧煤，但都未曾有过做农活的体验，对他们承受力、适应力的考验就要开始了。前进大队集体户队员有刘明、叶丽、张丽华、张志忠、郭为民等，付志强为户长。其他下乡不在这个集体户的另有三名同学，曲兰、王惠兰等，被分配到一班的小兴农集体户。

妈妈是个菩萨心肠的女人，看着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离开家去到农村，她心里很不忍。妈妈有过下放到农村的经验了，所以她主动申请带队下乡，去帮助安排好这两波孩子开启步入人生的第一步，将他们两个“集体户”分别安顿好。

1974年7月11日，妈妈带着几位不下乡插队的同学一起，为下乡的同学送行并一直送至农村——磐石县江南公社前进大队落户。由于妹妹当时才一岁多，刚会走路，离不开妈妈的照顾，所以妈妈只好用背篓背着妹妹一同前往。

在一处已经给学生们腾出的房子前，有一个大的院子，门口养着一条看家小狗，院子里还养着鸡鸭等。妹妹小，没见过这么多的小动物，就自己姗姗地跑去玩。结果，妹妹发现了狗吃饭的碗，在妹妹的眼里，只要是碗，就一定是盛饭的，就应该可以吃。所以她就跑过去，爬在地上去舔狗碗。本来大家都在忙活着，也有注意到妹妹在跑着玩的，忽然发现她竟去舔狗碗了，就笑着赶紧去将妹妹抱了回来。这个小故事，在当时学生们初到农村感觉一切陌生时，还成了大家谈论的小笑话而放松了绷紧的神经。直到如今，一有机会说起我妹妹，集体户的那些学生们还会笑着回忆起此事。

妈妈积极与当地村长联络，安排好下乡的同学们，并陪伴着住了一晚，亲身感受居住条件好坏。在一切基本放心后，她必须留下学生们而回返了。

学生叶丽回忆：“在最后离别时，在公社里为老师送行，大家都哭了，就算是刚强的男同学也哭得稀里哗啦。我们这些在与父母分别踏上‘上山下乡’之路时，学生们都没这样的母子分离般的痛苦感，却在眼望着老师搭上一辆‘板车’离去时，所有人都真的感受到那种与家人‘生离死别’的苦涩滋味。”我相信，他们是将我的妈妈——大陆老师——当成了自己的最亲近的亲人，甚至是母亲。

叶丽，以及其他同学回忆起在农村的时光时，都会感觉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不堪回首。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物品短缺，纸张更少，更没有现在出品的“护垫”等女性例假期保护的产品。女孩子们也只能学村婆们一样用起来苞米叶来制作成“护垫”来保护女孩儿自己了，那是相当难过的岁月。

而男孩子们也是很苦的。国家在困难时期，也由于实行集体所有制，生产力很低，粮食并不足够。所以，男孩子们都感觉吃不饱，也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有他们的骨气与办法。他们开始胡乱地去找来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来慰劳自己的肚子，并分出食物给其他人，特别是女生们吃。他们已经就是一家人，非亲非故的兄弟姐妹了。

我在六十年代，六岁多时就体验过农村的生活经历，虽没有吃不饱的时候，但那份物质匮乏的感觉还是令人不再想要体验。

后来看到许多的报道，说那个下乡年代里，知识青年把农村糟蹋得够呛，农民都受不了。我相信，那不是那个代青年的错。

拥有过在农村下乡经历的人都会更亲切，情同手足般地团结一致。

时间来到了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叶丽说：“在我们班同学经历了那个时代后，有的考入大学，有的已经工作并有了成绩。但不管学生们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还是惦记着大陆老师，就仿佛我们还是在上学期间，还是她班级的学生，此生就认这一位老师了。所以有任何事情，心事也好，成绩更好，我们都愿意去对老师说说，我们知道老师就如知心的亲人，她什么都能接受我们，理解我们，开释我们，放飞我们。

我们班同学还是多有些出息的：我考入大学，有的到政府工作，有的到企业当了经理，有的当了飞行员，有的率先开起了大娱乐城……虽然说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来自于自我的努力，但我们都感觉与大陆老师当初的教育、带动、感召力，以及那份对学生的信任态度是分不开的。

在以后的多少年内，我们学生都与大陆老师保持着联系，或许就是那种亲人间的难舍难分情分吧。我们间断地给老师过了两次生日，一次在银河大厦，一次在电院。同学们都以给自己母亲过生日一样态度加以重视。大家纷纷向老师汇报自己现在的工作及生活情况，特别是有成绩的同学欢喜地向老师报告成绩。我们当时感觉那不是在显摆自己什么，而是在向老师汇报，让老师分享学生们的成绩与喜悦。每次，大陆老师都是慈祥而亲切地看着、听着学生们的话，或笑，或劝，或点头、或批评，最后的气氛却是大家其乐融融。

现在，每每想起大陆老师，我都会无比地想念，而且会因她的离世而心酸得流泪。我想，真正的好老师，就是那类能够让学生尊重、亦师亦友并永远被记得的老师。大陆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老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