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开心锁，更向何人寻——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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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是鬼才刘震云耗费三年时间创作的“迄今为止，自己最满意”的长篇小说。作品近40万字，以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叙述，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挣扎，为我们呈现了现实社会中寻常人生活的不易、生存的艰难。尽管是文学的虚构，但是每一个氤氲在人间烟火中的人都能够从中读出自己生活的味道，都能够感受到人世交往的不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许正是因为能够让读者找到普遍的共情点，所以作品才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不在于它有无华丽的辞藻、严肃高大的主题和光鲜亮丽的人物，而取决于作品反映的主题是不是贴近寻常生活，能不能抵近读者的内心。很显然，会讲故事的刘震云三年呕心沥血之作做到了走进人的内心深处，说出了人人心中有的感受。正是基于此，该作品才深得读者的喜爱，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展读刘震云的作品，从《我不是潘金莲》《一地鸡毛》到《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始终把视角对准普通人，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延津”作为刘震云创作的原乡，那里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人情世故对刘震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而他的两位精神导师——舅舅对他的引导，让他把只盯住延津的视角投向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聚焦延津，又不局限在延津，从而有了更为丰富的源头活水。营养的丰富带来的就是作品的接地气，就是给人以亲切感。《一句顶一万句》，同样把镜头对准延津，同样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为叙述的土壤，并适度向外延伸。这样，一部作品从荒野的乡村到繁忙的大都会，由20世纪中叶到新世纪初，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县长、镇长，还是老师、理发师、屠夫、染坊工、传教士等寻常百姓，当说话成了唯一的沟通管道，语言又无法直达核心，孤独便永远如影随形！寻常人的事件，串连成了不平凡的故事。

从作品的名字看，“说话”是核心的表达点。作为赋予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功能，语言的沟通交流是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从古至今，恰如其分的表达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不过，这种人类所特有的技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会误国；话是开心锁，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语言交流与沟通的双向效应。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语言交流是极其重要的方式，但是“三人成虎”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不当的语言沟通带来的麻烦与危险。从《一句顶一万句》展现的浮世绘、叙述的故事和作品中人物的命途遭际看，每个人的故事和生活际遇几乎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一句话”在建立人际关系中的价值和所起到的作用。

因为被赋予用语言沟通进而交流的功能，如果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功能，基本上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壁垒和鸿沟的出现。不过，如果运用的不当，往往会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麻烦。再则，如果“一句话”是就事论事，不旁逸斜出，也不会节外生枝。可是，不论是小说中描述的生活世界，还是现实生活的世界，“一句话”应有的实际效应往往会被人为无情地放大，这样，说的话的原有意义和这句话实际起到的作用会发生严重的背离，于是就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老杨与老马之间原本是不对付的。之所以这样说源于尽管老杨对老马十分信任，但老马对老杨的“求助”更多是抱着敷衍的态度。可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往往与老马希望的结果会相悖而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悖反，症结还是因为“一句话”在发酵过程中几经周转发生了变异。老杨是这样，老杨的三个儿子——杨百业、杨百顺和杨百利——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如此。围绕杨氏父子，他们身边人的命途遭际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生活在延津的人，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千金难买一句实用的话”的世界里。每个人在寻找自认为是知己的人倾诉时，都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并获得真正“指点迷津”，但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有时候可能会阴差阳错，也只能归于“造化弄人”。延津几任县长，从老汪到小韩、从老史到老廖，每一任父母官都以怪异的方式治理着延津，毫无建树却留下很多供延津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和笑料。老汪从县长到成为远近闻名的木匠、小韩喋喋不休的唠叨、老史对锡剧情有独钟、行伍出身的老廖不爱文治爱武功，他们唯独不善政事，每个人在自己的任上率性而为，没有谁向他们建言献策，他们听到的只有曲意逢迎的溜须拍马。他们看似风风光光，其实只生活在“无朋无友”的自我世界里。如果他们能够听到“一句真话”，并能够听进去，也许就不会做出许多荒唐事。

父母官如此，延津的普通百姓更是如此。不论是邻里，还是亲朋，他们看似和睦亲密，但是涉及关键事情，牵扯利益关系时，就各自在内心打起自己的小九九。老杨头与三个儿子之间的勾心斗角、老杨与老马的貌合神离、杨家三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杨百顺与老蔡、老曾、老范、老詹、小牛等之间的纠葛、吴摩西与吴香香夫妻俩之间的“恩怨”……对每个当事者来说，他们本不想卷入是是非非之中，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人与人之间因为直接或间接地牵扯到利益关系，原本简单的事情也就变得复杂，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夫妻之间想听到一句真心话难于上青天。“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对生活在延津的人来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看似和和气气，但是都戴着面具生活。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才做回真实的自己，而陪伴自己度过难捱的黑夜的，只有孤独和寂寞。

生而为人，“觅知音”之必要。但是从《一句顶一万句》讲述的延津人的生存状态看，真正觅得知音者几乎没有。小说的上半部最后写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他们寻寻觅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试图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无助。可是，想听到“一句顶一万句”的真话、实话太难了！小说世界如此，现实生活何尝不是这样！